公共选择理论的新方向——独裁政治的经济学理论述评

公共选择理论的新方向——独裁政治的经济学理论述评

　　　一、导言
　　公共选择理论家们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民主政治做了大量的研究，对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然而他们很少研究独裁政治。在人类历史中，独裁政治远远比民主政治普遍，人类在绝大多数时期都生活在独裁政治中，而不是生活在民主政治中。而且即使到今天，有的国家虽然已经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高度民主的理想还不会实现。可以预测到，在将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独裁政治仍然不会绝迹。
　　西方学者中运用经济学方法系统地研究独裁政治的主要有塔洛克和温特罗布。塔洛克的《独裁政治》出版于1987年，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出版于1998年。这两本书都还没有中文版本，所以中国学者对它们还不是很了解。在塔洛克和温特罗布之外，有一部分公共选择理论家专门而深入地研究了独裁政治中的一种特有现象——革命。（注：See  O  Kane,Rosemary  H.T.,(ed.),Revolution:Critical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Volume  Ⅱ,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0,Introduction  to  sections  and  parts,Volume  Ⅱ;Silver,Morris."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repression:an  economic  approach",Public  Choice,17(Spring  1974),63-71;Skocpol,Theda,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
and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Taylor,Morris,"Rationality  and  
revolutionary  collective  action",in  Taylor,Morris,(ed.),Rationality  and  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Muller,.
Edward  N.and  Opp,Karl-Dieter,"Rational  choice  and  rebellious  collective  ac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80(2)(June)1986,471-87;Lichbach,Mark  I."What  makes  rational  peasants  revolutionary?Dilemma,paradox  and  irony  in  peasant  collective  action",World  Politics,46(April  1994),383-418;Goldstone,Jack  A,"Is  revolution  inpidually  rational?Groups  and  inpiduals  in  revolutionary  collective  action",Rationality  and  society,6(1)(January  1994),139-66.）如果说，塔洛克的《独裁政治》和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独裁政治中统治者的政治行为，那么可以说，部分公共选择理论家对于革命问题的专题探讨则主要研究了独裁政治中子民（注：李慎之认为，说中国老百姓是“臣民”仍然不够确切，而说“子民”好些，笔者接受这种看法。见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的政治行为、独裁统治者在“体制外”的竞争者的政治行为。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将不介绍公共选择理论中的革命理论，而只介绍塔洛克和温特罗布关于独裁政治的经济学理论。
　　　　二、塔洛克的《独裁政治》
　　在《独裁政治》一书中，塔洛克说，自从马基雅维利以来，再也没有对于独裁政治的科学分析了。[1](P1)作者意在填补这项空白，对于独裁政府进行一种连贯的研究，该研究的重点放在其内部机制上，而不是独裁政府的政策上。
　　　　（一）独裁者的目标
　　作者认为，各种类型的独裁者或君主的目标可以合理地描述为(1)先是获得权力，(2)抓住权力，(3)获得占有权力的某种享受。虽然创造一个帝国可以列在第三个目标之下，但多数独裁者似乎一旦执政就满足于追求权力的稳固和奢华的生活水准。独裁者为什么要追求权力呢？他想用权力做什么？独裁者可以大大地满足其愿望，其权力有两种用途：一种是提高生活水平；另一种是实施他认为好的政策。不过，一般来说，独裁者对于政策没有很强的偏好，各个独裁者的政策命令都会差不多，甚至与民主的立法机构的政策相似。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一个长期在位的独裁者来检验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当发现其政策不够明智时，他是否还会坚持它们。由于独裁者对于多数政策没有很强的偏好，由政变导致的独裁者的更替也通常不会带来政策的剧变。成功地隐退的独裁者多数都很有钱，但不是巨富。

　　　　（二）独裁者面临的威胁
　　独裁者基本上是不安全的。他面对三个威胁：一个来自其政权中的高级官僚；一个来自外国干涉；最后一个来自群众暴动。不过，真正的群众暴动极少发生，除非独裁者不能调动其军队了。
　　大多数被推翻的独裁者是被其高阶官员推翻的，不是被群众起义推翻的。军队的军事成就容易激发其将军产生推翻现有独裁者的野心。军队力量越强大，国家越易于保存，然而其独裁者被推翻的机会也越大。独裁者的军事力量越强大，他遭到外国力量推翻的可能性就越小。经常更换军官和人员编制、把军队交给委员会集体领导都可以减少其推翻独裁者的可能性。企图推翻和取代独裁者的风险极大，一般不会有人冒这一风险的。一般来说，取代独裁者的人首先是爬到政府高位，然后，当机会来临时他才会推翻现有的独裁者。高阶官员之间的密谋活动很少能够顺利发展，而政变之后的执政团体最后会浓缩到由一个人独裁。
　　独裁者一般不会自动隐退，他们会执政到死，即使身患沉疴。当独裁者指定一个正式接班人时，他通常会废除这个人，因为他怀疑这个人。这一点可以这样检验：看看被指定的接班人能否（即使是短期地）保持其职位。大多数独裁者在位期间不会指定正式的接班人。要统计被儿子或其他接班人谋杀的独裁者人数是很困难的，因为谋杀者容易掩盖真相，但是，仔细的历史研究应该能够把这个数字弄清楚。作者的假说是，独裁者最通常的死因就是被谋杀。
　　　　（三）独裁统治下的子民
　　塔洛克转述了休谟的如下看法：一个统治者可以使用他的警察和军队的力量统治人民，但是他无法使用这一力量统治警察和军队；统治依靠观念。休谟没有阐明是什么观念，塔洛克补充道：独裁者要努力让其周围的人们知道的观念，不是他是个好人，而是，如果你们反对我，我将胜利。[1](P21)
　　但是，为什么在一些情况下，合法性真的存在？也就是说，当一个公民支持政府所能够获得的收益小于不支持政府所能够获得的收益时，为什么他还是支持政府？合法性是指一部分人认为，其政府将会胜利（所以不反对它），这与某种神圣秩序无关。问题在于人们如何得到这一合法性的认识，独裁者如何鼓励这一认识。然而，这一问题也不太重要，因为对于独裁者的主要威胁并不是来自受合法性影响的普通百姓，而是来自高级官僚，而他们受合法性的影响不大。合法性对于独裁者是有帮助的，但是他在掌权初期得不到它，掌权时间长久之后自然能够得到它。尽管它有帮助，但是它不稳定。所以，塔洛克认为，相对而言，意识形态对于独裁控制和合法性问题来说不是那么重要。[1](P107)
　　真正的群众起义是很少的。本书有一个假说，即所谓的群众起义其实是政府内部的分裂，其中拥有较多群众的一方将获胜。真正卷入推翻独裁者活动的人是很少的，肯定少于人口的多数；很可能比人口的2%或3%还少。任何人们（除非是政府高阶官员）推翻政府的密谋很少有机会成功。使独裁者免于被推翻的人或组织通常能够得到物质上的奖赏，但是其权力会削弱。
　　为什么极少发生群众暴动？其回答是一个经济学关于公共物品的老式观点。对于一个理性的百姓来说，他参加革命将付出较大的私人成本，而且，他一个人的参加对于革命成功与否也没有多大的影响；革命的好处将被全体人民享受，他不过是享受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而且，假设他保持中立，这种好处也少不了他的。[3](PP63-64)也有少数人似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从事革命，尤其是一些宗教信徒们，但是，他们的宗教可能告诉他们，如果他参加革命，他在来世能够拥有22个美丽的姨太太，或者受到上帝的格外青睐。总的来说，愿意为他人牺牲自己生命的革命者是极少的。许多公民似乎默认受某个独裁者的统治，即使他们较倾心于一种民主体制时也是如此。民主制和独裁制都能生存下去，也许较多地是出自公民的冷漠所培养起来的惯性，而不是它们先天的优越性。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变的最通常的原因是，被一种外部力量所击败，这种力量强制性地改变政府结构。
　　　　（四）塔洛克的自我评价
　　塔洛克对于自己的贡献和缺陷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自己的贡献在于，以一种比较一致连贯的途径或方法研究非民主政治的内部运行机制，而不是独裁政府所采取的政策等等。同时，他承认《独裁政治》一书的缺陷在于(1)大量的推理方式是归纳推理，这削弱了该书的逻辑性、完整性；(2)研究还比较肤浅。
　　　　三、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
　　温特罗布的《独裁的政治经济学》在发展独裁政治的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了较高的理论成就，表现为：第一，在公共选择理论家塔洛克之后，进一步贯彻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逻辑和方法，来研究独裁政治。第二，温特罗布将其理论高度形式化和体系化，克服了塔洛克的毛病。由于温特罗布的著作除了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政治行为之外，还研究了政治对经济政策、经济绩效的影响，并且做了一些规范研究。
　　　　（一）全书要探讨的问题以及重要结论
　　本书研究的问题是：独裁者主要使用什么工具来保持权力？是什么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压迫性？政权的经济绩效、政治力量怎样影响政权的压迫程度？什么经济、政治条件影响着威权政权的稳定或不稳定？独裁政权比民主政权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吗？它们较少受到寻租或再分配的压力吗？引入自由市场是否必然地导致独裁的衰落？什么因素导致民主的灭亡和独裁的兴起？民族主义如何兴起？独裁者如何、为什么促进它？政权犯罪时，其执行官员有什么责任？

　　作者的重要观点可以极为简单地总结如下。第一，为保持其权力，独裁者可用的全部策略可以分为两类：压迫和购买忠诚。要购买一部分人的忠诚，就需要给他们格外多付好处，这些好处只能从另外的人群那里剥夺而来，对于这另外的群体，独裁者所采取的策略主要就是压迫了。第二，独裁政治是否比民主政治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没有简单的回答，因为独裁政治下的经济体制各不相同。独裁政府确实比民主政府更有办好事或坏事的能力；另一方面，其再分配倾向（也就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转给另一部分人）也更强。那种将财富再分配给工人的独裁政治不利于经济增长；而降低劳方工资水平，保护资方利益的独裁政治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并且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劳方。第三，如果西方民主政府以减少独裁政府对其人民的压迫为唯一目的，那么，它对独裁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基石就应该是：援助独裁政府或者和他们做贸易，但是一定要附加改善人权的条件。[2](P346)第四，谁对独裁政府的罪行负责？作者认为独裁政府官僚机器中的官僚要对其所执行的罪行负责，其理由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理由（注：Arendt,Hannah.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Rev.ed).New  York:Penguin,1976.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这一富有争议的著作中论证说，纳粹官僚艾奇曼所作所为的真正祸害是官僚机器的浅薄，它让怪物看似平常——艾奇曼的没有头脑的平庸。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无知无识是不是政治祸害的某种必要条件，或者，积极开动人的脑筋是否真能使我们不去干坏事？阿伦特认为艾奇曼有罪，艾奇曼虽然是官僚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但是该机器的行动的穷凶极恶性质使得小齿轮也要对罪行负责。阿伦特的论证是以通常的官僚理论为依据的，这和温特罗布的论证不一样。）不一致。温特罗布的理由是，这些官僚是理性的经济人，不是没有头脑的平庸人，他们的行动依据是向独裁统治者效忠和争宠。[2](PP347-348)
　　　　（二）独裁者的策略
　　独裁者可用的全部策略可以分为两类：压迫和购买忠诚。[2](P33)“压迫”指的是实施种种限制：限制公民批评政府的权利，限制出版自由，限制反对党反对政府的权利，或者，就像极权主义政府所做的那样，赤裸裸地禁止集会、结社、组织政党反对政府。这些限制的实施必然伴随着对人民的监控、对不服从行为的制裁。种种独裁的共同特点是：存在着政治警察力量，对表达反对政府的意见的行为、特别是组织反对政府的行为予以极其严厉的制裁。压迫是解决或缓慢独裁者的困境的一个方法。由压迫引起的问题可以用几种办法来对付：更多的压迫；给安全力量多付钱财；设置几种安全力量，使它们处于竞争状态，因而处于一种恐惧的状态。积聚权力的另一条途径是积聚政治忠诚，政治租金的分发能够起到激发忠诚的作用。“忠诚”被定义为个人对组织或制度的长期的归属或依附。对于一个典型的公民来说，对政府或政府的反对者的忠诚是一笔资本资产，公民积累这笔资产的目的是促进其与忠诚对象的政治交换。[2](P48)公民考虑的是忠诚的回报率和风险，当公民反对政府时，他实质上是把忠诚提供给政府的某个反对者，该反对者意欲提供另外的政策。
　　参加政治交换的主体是哪些人呢？温特罗布只说明了一方是独裁者，另一方是公民和利益集团；[2](PP48-49)他没有说明清楚这里的“公民”是否包括了全部子民，根据独裁者购买忠诚的主要方式（分发政治租金）来看，参与政治交换的公民只是公民中的一部分，而独裁者给予另一部分公民的东西似乎只有压迫。
　　压迫和忠诚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都要耗费独裁者的资源，所以独裁者有一个“权衡”的问题；它们也不是相互独立的，压迫的程度影响着忠诚的提供。压迫增加时，公民若不忠诚于政府，其风险会增加，而相应的回报会减少。结果，在一个典型的公民看来，反对政府就不是那么吸引人了，而与独裁者或其代表做“交换”就更有吸引力一些。这种“替代效应”意味着，忠诚的供给与压迫程度是正比例的关系。然而，“收入效应”起着相反的作用。压迫增加时，或者要增加个人成为制裁的牺牲品的可能性，或者要增加制裁的范围，这会减少个人的财富，即使他或她是忠诚于政权的。只要公民在政治忠诚上所投入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财富，压迫的增加就会减少独裁政权从公民的忠诚中所能获得的财富，政权的反对派从其支持者的忠诚中所能获得的财富也同样会减少。
　　　　（三）独裁政治的一般模型
　　温特罗布先论述了四类具体独裁政府的政治压迫和忠诚的均衡模型，然后论述一个更加一般的独裁政府模型，前面四类具体模型可以从后面的一般模型中推导出来。而要理解他的理论，最好是从其一般模型开始。
　　独裁者的目标是使其效用最大化。他们的效用包括个人消费(C)和权力（π）：U=U（π，C）。独裁者获得和保持其权力π，需要花费预算(B)，使用它们的过程也就是将资源（简化的说法是金钱）转化为权力的过程。如果独裁者的金钱B无限多，那么其权力π将没有止境。但是，他的钱又是通过使用权力获得的。独裁者的权力和金钱所受到的限制必然是同时决定的：在某一均衡点E[*]上，独裁者拥有权力π[*]和预算B[*]。

　　　　（四）四类具体的独裁政府
　　独裁者会如何分配其预算B[*]呢？首先，独裁者要确定自己想要更多的权力呢，还是要更多的个人消费。这一步要确定其个人消费额。其次，独裁者要将(B-C)部分的预算资源分配到其获得和保持权力的两类手段上去，即分配到压迫和购买忠诚上去，他的最佳策略是，使得用于压迫和忠诚上的资源的边际产出（权力）率相等。
　　如果独裁者对个人消费的偏好强于对权力的偏好，那么，他可能满足于刚好能够维持统治的最小权力，而将省下的资源用于个人消费。这样，压迫和忠诚都少，该类独裁政府被温特罗布称为“廉价独裁”。真正慈善的独裁者，例如作者谈到的罗马皇帝马库斯·奥里流斯，以荣誉为至上原则，真心关心子民福利，他能够获得很多的忠诚，而压迫又低，这样的独裁政体被温特罗布称为timocracy，该词在柏拉图那里是“以荣誉至上为原则的政体”的意思，这里意译为“慈善独裁”。
　　如果独裁者对权力的偏好强于对个人消费的偏好，那么，他的花费较多的钱在压迫(R)和购买忠诚(L)上。又假如独裁者控制了传播媒体，能够使用思想灌输和压迫机构，那么，压迫价格就比较低，投入一定成本进行压迫，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这时的政府会有较严厉的压迫(R)，该独裁政府就是暴政。假如独裁者不仅如此，而且还能够创造或利用发达的、先进的或现代的政治组织形式，例如政党，那么，他花费较少的资源就能够购买到较多的忠诚，那么，这时的政府不仅有严厉的压迫(R)，而且有较多的忠诚(L)，其权力达到极致，成为极权主义独裁。
　　对于独裁政体的以上分类的标准是压迫(R)和忠诚(L)的组合情况，图示如下：
附图
　　图1　独裁政体下的压迫和忠诚之均衡类型
　　　　（五）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类型的独裁？
　　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类别的独裁政治呢？首先，温特罗布用独裁者的偏好不同来部分地解释，即有的偏好更多的权力，这就容易导致极权主义，有的偏好更多的个人消费，这就容易导致“廉价独裁”……偏好成为一个外生变量。
　　其次，温特罗布引入政治组织的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独裁者将其所获得的资源（例如金钱）转化为权力的效率。前面已谈过，如果独裁者掌握了群众性政党来进行动员，忠诚的购买价格就比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所能获得的忠诚或者支持就会更多，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忠诚增加使独裁政体向极权主义或慈善独裁发展。假如独裁者控制了传播媒体，能够使用思想灌输和压迫机构，压迫价格就比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进行压迫，就能产生更多的权力。压迫增加使独裁政体向暴政或极权主义发展。如果政府不仅有严厉的压迫(R)，而且有较多的忠诚(L)，其权力达到极致，成为极权主义独裁。
　　第三，温特罗布引入经济制度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决定着独裁者将权力转化为预算收入的效率。他认为，对于不同独裁国家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如何影响独裁权力的创收效率，没有一个一致或普适的模型，只能逐一加以分析。[2](P114)
　　　　（六）温特罗布的理论的缺陷以及留下的理论空白
　　首先，它以不同独裁者的偏好不同来部分地解释不同的独裁政体，这在理论上缺乏说服力。例如，我们很难回答，为什么东方独裁者几乎总是偏好个人消费，同时又在偏好至高的权力，而西方的独裁者却几乎总是偏好个人消费，较不偏好权力。其实，不同独裁者的基本偏好是基本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其次，将政治组织等方面的状况作为外生变量，或者说作为给定的变量，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其理论的作用。政治组织形式的变化、思想控制和灌输以及其他压迫机构的状况正是一个独裁政治理论需要着力加以解释的变量，不宜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第三，认为独裁制度是外生的、给定的，这就无法解释独裁政体的产生和转型，从而缩小了其理论的解释范围。第四，没有系统分析独裁政治下的子民、觊觎政权者的行为规律，这当然不能算是温特罗布的理论的失误，只能说还留有空白。一个完整的独裁政治的解释性理论应当填补这一空白。
　　　　四、评论：塔洛克和温特罗布都忽视了意识形态的功能
　　塔洛克和温特罗布的研究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他们都夸大了独裁者的困境，在他们的模型中，世界上所有独裁者基本上都缺乏安全，其处境简直是很可怜。[2](P20)他们的理论和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主义时期、古代埃及和印度的独裁政治历史事实不符，因为古代“东方”的君主一般来说安全而“幸福”，只有像明代末年的崇祯皇帝那样的独裁统治者才是可怜的。为什么会出现理论与事实的这种矛盾呢？原因是他们忽视了古代东方世界的独裁者的另一重要和有力的武器：意识形态。
　　塔洛克明确地说，独裁者要努力让其周围的人们知道的观念不是他是个好人，而是如果你们反对我，我将胜利。这句话的后一半是对的，独裁者一定会展示其强大，让人们知道，他是难以战胜的，最好乖乖地服从其统治；但是前半句不太符合历史。事实上，独裁者不仅展示其力量之强大，而且还努力给其子民灌输一种观念，即他是个好人，关心子民的福利，只有他能够带给子民最大的幸福。在温特罗布的理论中，独裁者的全部策略就是两大类，即压迫和购买忠诚。他得到的忠诚是通过分发政治租金之类的行动“购买”来的，与意识形态灌输无关。其实，在能够实施思想独裁的情况下，如果独裁者支出一些资源，用于对子民的意识形态灌输，也是会导致忠诚供给的增加的。但是，温特罗布似乎没有把意识形态作为影响忠诚供给的一个因素，意识形态在其整个模型中似乎没有地位。

　　然而，事实上，为了防患于未然，历史上的独裁者，特别是古代东方世界的独裁者，确实创造、培养和传播了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意识形态，以控制群众的知识状况和思想意识，使人民群众弄不清楚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虽然意识形态对于高级官僚不一定有效，但是，由于群众被控制了，高级官僚也不敢轻易把皇帝怎么样。有时候，高级官僚即使实力雄厚，也不敢妄自称帝，只好“挟天子以令诸侯”。
　　为什么塔洛克和温特罗布忽视意识形态的巨大作用呢？笔者认为，原因之一是他们生活在西方世界、民主世界，对于古代东方世界的独裁政治缺乏深刻体会。在西方历史中，民主政治源远流长，即使是实行独裁政治的时期，绝大多数的世俗独裁者一般也不能像其东方“同仁”那样实施思想独裁。（注：这倒不是因为西方历史中的世俗独裁者不愿意实施思想独裁，而是因为他们不具备搞思想独裁的条件。至于为什么他们不具备实施思想独裁的条件，其原因很复杂，这里不可能解释清楚，可参见拙作《非民主政治的经济学理论》，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5月。）这影响了塔洛克和温特罗布的理论创造，他们所刻划的独裁政治似乎只符合西方历史中的独裁政治的实际，而在解释古代东方专制政治时显得不够精确。古代东方的政治制度被马克思形容为实行普遍奴役的东方专制制度，[4](P441)其独裁者并不像塔洛克和温特罗布所论述的那样可怜。
　　由于中国具有漫长的独裁政治历史，由于古代和近代中国的思想独裁具有典型性，中国政治学者和经济学者可以对独裁政治的经济学理论做出较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2-12-0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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