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笔谈1

其实，现代化给乡村社会带来的持久冲击和无尽的困惑依然存在。这是我们今天也不能等闲视之的 问题 。刊发在本期“乡村史 研究 ”的一组文章，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值得珍视也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观点。诚如本栏论文所言，历史研究者的优长则恰恰在于能够超越具体的 理论 模式，“拥有比当时的学者、思想家或 政治 家足够的历史检验认识的高度。因为他有着在历史演进与模式成败之间充分比较的认识条件”。我们期待着这一研究的深入，更期待引起更深层面的讨论。

从《东方杂志》看近代乡村社会变迁

——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视角及其他

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凸现可以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既承负着现代化进程也承负着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双重困厄，因而乡村社会变迁更多地表现为危机的加剧、交错和寻求解脱危机的基本走向。通过从1907年到1948年近半个世纪的《东方杂志》有关近代乡村问题主题的记录，或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近代乡村历史变迁的 时代 特征。

近半个世纪的《东方杂志》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记录和关注，大体表现为三个高潮：即1910年、1927年和1935年。其相关文章分布情况为1910年36篇(多为报道和通讯类)；1927年18篇(专题调查)，并有23篇各地农民状况调查节录；1935年达45篇(专题研究和调查)。而且，与前两个年代相比，在1935年前后两年的《东方杂志》上，相关的 农村 问题研究文章也很多，其关注的时限显得更为持久。三个时段所记录的 内容 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体现了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演进内容和过程之不同。

从1907年到1912年民国成立前，《东方杂志》关于中国乡村社会专题研究的篇目极为少见，有关乡村的内容多为时事新闻类的报道性质，且散见于“各省农务汇志”、“各地商务、商况调查”专栏之中。虽然1910年前后社会动荡加剧，《东方杂志》关于各地乡村民变内容的记录突增，但也多限于争矿、抗捐、毁学和官民冲突等，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在晚清地方自治的政制变动与乡村社会矛盾加剧激化的社会状况。显然，革命风潮的涌动、绅商阶层的崛起及其权力领域的扩展、清王朝社会控制的弱化等等，共同构成乡村社会乱象迭生的景况，但乡村社会生存、发展的深层问题尚未凸现。《东方杂志》所关注的还是乡村社会的表象问题：如《记江西调查户口之风潮》 (1909年第6卷第8号)，《直隶迁安民变详情》、《记丹阳乡民暴动事》(1909年第6卷第9号)，《记江西袁州乡民暴动事》(1909年第6卷第10号)，《详记台州民变原委》、《温州乡民暴动记闻》(1909年第7卷第3号)等。1910年《东方杂志》的第7卷第3号记录始直到第10号．关于乡村民变的记载、调查逐期增多，平均期达4至5篇之多。然而，相对集中的”民变”内容在1912年后的《东方杂志》中却基本消退了．政治动荡与社会变乱的关注点随着民国成立而转移。

1912年后，《东方杂志》关于乡村社会的记录和报道相对见少，每年仅一、二卷刊载有关乡村问题的文章也仅一、二篇，然探讨的问题却显示出趋于深化和专门化的倾向，如《都市集中与农村集中》(1915年第12卷第9号)，《中国棉市之景况》(1914年第l。卷第4号)等．到1927年时，因应着大革命和北伐战争风卷潮涌的情势，中国乡村问题突出摆在了国人面前，《东方杂志》推出了“农民状况调查”专号，集中刊载了16篇有关调查研究专文和23篇《各地农民调查》的“征文节录”(1927年第24卷第16号)。此时《东方杂志》刊载的内容多为各地农民、农村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农村的生存状况和生活习惯等问题．对于土地制度和城市化发展与乡村社会变迁的深度研究文章极为罕见。

20年代始，《东方杂志》给予乡村社会研究的篇幅曰渐增多，几乎每期均有专题研究和问题讨论。此后，由于世界 经济 危机的爆发和扩展，使得本已趋于凋敝的中国乡村社会遭遇到空前的生存危机，“乡村崩溃”的警告也日见其烈，因而1935年前后的《东方杂志》各卷均以大篇幅集中刊载着乡村社会问题的文章，使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远远超出学界范围而成为全社会的焦点。而且，探讨问题的角度和深度也已学术化、专题化。这显示着近代中国乡村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了。

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快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正在疯狂地吞噬着农耕文明，乡村社会正在成片地急剧消失，作为整个人类摇篮的、绵延了数千年的带有中古韵味的原始村落正一个个地被五光十色的现代建筑群所取代。虽然中国迟缓的现代化进程远不及西方那样对乡村社会形成强劲的冲击，并彻底改造了传统乡村结构，但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中，乡村社会所受到的冲击和孕积的矛盾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了。“旧时代的矛盾依然存在，新的社会矛盾又闯了进来，再加上外国侵略和天灾人祸诸种因素，农村问题成了引人注目的大问题。上世纪30年代，‘农村危机’、‘救济农村’成为非常强烈的呼声；‘复兴农村’、‘乡村建设’、‘农村改进’、‘改革土地制度’，成为一股强劲的浪潮。那时几乎所有政党政派的政治纲领中，都有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主张”。①《东方杂志》关于乡村问题关注的历史演进其实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记录。

在30年代，《东方杂志》关于近代中国乡村问题的深层讨论的主题有哪些呢?主要有土地问题，农民经济问题，农民生产问题，农民 教育 问题。对于制度层面的讨论相当集中，认为土地制度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土地背向流转(城市区域的土地高度集中和价格暴长与乡村土地的抛荒和地价下跌)，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中国农村的整体衰落。在30年代，“我国农村生活，衰落已达极点。无论从那一方面去看——社会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教育方面，都是一点生气也没有。”②

这当然不仅仅是历史传承的问题。虽然历史上的农民也是贫穷的阶层，而且也遭受着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结构性规则引动的升降流动的困扰，但近代以来的农民生存则更多地呈现出社会变迁中的特征。因为“我国古时重士农，轻工商，所以农民的地位非常高尚。”但到了近代以后，“工商业一天一天的发达，工商的地位逐渐提高……农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变坏，他们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③这一历史记录表明，近代中国乡村问题的出现和累积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时代，就在于它不仅受到社会政治变动所引发的权力结构的动荡 影响 ，也不仅受到农村阶级结构内在 规律 引发的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的周期性振荡，而且更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乡村社会生存和发展形成的巨大压力和分解力。因此．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探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就成为 30年代《东方杂志》讨论的主题之一。

同样，已经被拖入世界经济市场的中国乡村，不可避免地也承受着世界经济的冲击。因此乡村社会研究的国际视角也是十分鲜明的，如马寅初《世界经济恐慌如何影响及于中国与中国之对策》(1935年第32卷第13号)等。而且对于中国农民贫穷问题的考察也是从世界史的对比角度入手的，如李树青的《中国家的贫穷程度》(1935年第32卷第19号)即是通过与美国、丹麦农民生活状况的比较而立论的。

因此，从《东方杂志》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关注走向深层时，它几乎都是从“问题”的视角切人的。《农民问题与中国之将来》(1927年第24卷第16号)可以说代表了这一视角的基本走向。

就历史变革的进程而言，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革始于2。世纪初年。而且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居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即使对于整个近代史而言，近代化或城市化进程，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近现代中国历史变革的走向、规律及其独具的特征，如果不从乡村社会研究入手，就很难真正获得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认知价值的认识。

由工业化浪潮引发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导致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发生急剧的变动：一方面，是原始村落正在成片地急剧消失被现代化建筑所取代；另一方面，是传统乡村的生活模式、社会结构、乡村文化和信仰体系等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动。乡村社会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华夏文明主要是建立在乡村社会基础上的文明。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两次最重大转折：即世纪之初革命道路的选择和世纪末改革道路的选择，都是从农村开始的。这意味着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依赖于对乡村社会认识的深度，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发展演变的基础。

《东方杂志》关于近代中国乡村问题关注的历史，动态性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这一课题的视角。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在动荡中走向危机四伏的窘况，在这一历史性变动中隐含着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对城市化、工业化路径的探寻．也富含着民族国家的建————————

① 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王桧林：《序》，第2页，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②③ 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的 方法 》，

《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6号。

构、社会结构与和文化结构重构的路向选择等等一系列深层的思想成果。《东方杂志》作为具有学术性、现实性和广泛社会性的杂志，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问题研究的高度关注和集中表达，其时代的意义和历史的价值都不容忽视。面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危机和农村经济的崩溃，许多力求解释原由和探寻解救答案的研究，都蕴含着对中国现代化根本道路的思考。我们固然不能以简单的成败论英雄，但在各种应对危机方案的成败之间，我们无疑会体察到包含着超越个体、超越时限的普遍性认知理性——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深刻的研究对象。

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问题，必然是超越乡村本身的问题。“我们知道，现代文化虽然并不一定与农村绝缘，但它是附丽于工业发展而进化的。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经济之急度崩溃，必然要发生愚贫弱私的现象，农业建设终究不能解救农民的贫困”①。因此，在急切探求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同时也是探求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讨论中，汇聚的学识和学科范畴也是极其广泛的：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政界、思想界、文化界、舆论界等等，他们各自以自己的认识和思考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所谓重农主义派、重工主义派、工农并重派；农村复兴派、都市建设派；资本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民生主义派；放任主义派、统制经济派、合作运动派； 交通 建设派、生产建设派等等，均试图在自己的学理论证框架中提出改造和建构中国发展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