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人类学纪录片属纪录片中特殊的一类,其特殊的品质,使其有别于一般的纪录片,人类学纪录片的性质、特征、方法都不是完全能用一般的影视理论所能阐述得清楚的。本篇中我们将探讨它与其本体——人类学和纪录片的关系。
【关键词】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影视人类学
“人类学纪录片”,顾名思义显然包括两个方面——人类学和纪录片,两者密不可分。但它既不等于人类学的传统文字表达方式,也不等同于人们日常熟悉的纪录片,人类学纪录片是纪录片中的一个特殊类型。那么人类学纪录片与其本体——人类学和纪录片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一、人类学
兴起于19世纪的人类学,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学科之一。它的理论和方法对史学界等其他学科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它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扩展,对此有人形容为“人类学的殖民化”。
人类学的英文名称为ANTHROPOLOGY,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人类学仅指对人类体质和体形结构及其发展规律,以及对不同种族的起源、分布、演变、形成的自然过程进行研究的科学。广义人类学则范围极为广泛,被认为是“研究人类本身的体质特征、类型、种族差异及其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包括人的各种知识分支的学科”①。一切有关人类体质、社会经济、物质文明、宗教信仰、民间习俗、语言文化、民族风情等等的内容都被纳入它的研究范围,是一个庞大而不断扩张的体系。其中有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等几个大的方面,以及众多分支学科,如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等等。
从整体上说,各国对于人类学这一概念的习惯用法并不统一。在德国、法国、前苏联等欧洲大陆国家,人类学专指体质人类学,研究人类文化的学科被称为民族学(Ethnology)。在美国和英国,人类学则分为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而不使用民族学这一术语。在前苏联,民族学专指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可以对应于美国及英国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
“在我国,1949年以前对人类学术语的使用有两个传统。早期的欧洲大陆传统,认为人类学与民族学是并立的姊妹学科,人类学研究人类体质,民族学研究人类文化。抗日战争胜利后,引入美英框架,人类学术语的含义拓宽,民族学被看作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或径直称作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50年代,受前苏联影响,欧洲大陆传统再次在我国占据优势,人类学仍指体质人类学,对民族学的理解当时比较窄,专门指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60年代的“民族学”一词不大使用,通常被“民族问题研究”所包含。50年代的“民族学,60年代的“民族问题研究”,从实质看大体上都相当于美英框架的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80年代以来,呈现出两种框架并存并用的局面,在恢复50年代民族学概念的同时,广义的人类学概念也渐次恢复并日渐通用开来。不过在我国由于各个学科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考古学、语言学、民俗语学、民间文学都早已发展成为各自独立的学科,不再归属人类学。民族学这个名称因为使用广泛,已为学术界所习用。在我国的学科构架中,民族学列为一级学科,人类学属于其下的二级学科。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并不如此泾渭分明,两者常常相互替代。同一个学者,根据不同场合,有时自称民族学家,有时称人类学家;同一个专业,有的学校叫民族学专业,有的叫人类学专业。因为人类学与民族学几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两种称谓,在国内外,都有把人类学和民族学连在一起使用的情形。
人类学最先将影视手段引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且迄今为止仍惟有它与影视结合而形成一门新的、成熟的交叉学科。
科学和艺术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种不同的途径和方式。从原则上讲,这两种方式互不相容,人类学属科学范畴,纪录片属艺术范畴,各有自己必须遵循的规范,有自己认识和干预客观世界的方法。而人类学纪录片,却横跨两者之间,把本来属于艺术范畴的纪录片手段用到了人类学研究的科学领域,这使它一开始就面对一系列难题。两个学科的交叉,不是人类学和纪录片的简单相加,不是机械地结合,它要求从事这方面研究和工作的人努力从纪录片的角度来思考人类学的问题,或从人类学的角度去思考纪录片问题,这是一个与纪录片和人类学基本原则不同的全新境界。作为影视人类学家的卡尔·海德(KarlG·Heider)也说:“事实上,由一位很博学的人类学家拍摄出来的纪录片,很可能在人类学方面并不成功。在制作人类学纪录片时简单套用人类学原理是无济于事的,除非它被电影形象所吸收。”②这样,一块新的研究领域便摆到了众人面前,它催生了新的学科——影视人类学。
影视人类学,英文中对此学科称呼较为一致,为Visual Anthropology,在西方国家中通用。其中Visual意为“可视的”、“视觉的”、“看得见的”、“形象化的”等含义。Visual Anthropology也可以译为“可视的人类学”,或者“形象化的人类学”,在中国被译作“影视人类学”。“实际在国际上这个术语的出现很晚,大约在60年代后期才出现。引进国内的时间更晚,1985年,当时担任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埃森·巴列克西教授(AsenBalikci)来我国访问时,才把这个术语介绍过来,开始在一部分学者当中使用,直到1988年于晓刚等在《云南社会科学》上发表《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一文,才首次公开出现在刊物上。近年来,随着‘人类学’一词在我国的使用日益广泛,学术界已普遍采用‘影视人类学’作为学科的名称。为便于学术交流,并与国际接轨,1995年我国影视人类学者在中国民族学学会之下成立学会机构时,即使用了‘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的称呼”。
影视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包括人类学纪录片,人类学照片以及其他视觉(Visual)记录形式,如书画、刻印等,也包括它们的摄制动作过程、使用情况、所产生的影响,还有诸如配套文字材料的编写和动用等等。“影视人类学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研究,对影视人类学领域内展现出的纷繁事物和各种问题进行梳理,找出规律,发现特点,用来指导影视人类学的实践活动,并推进自身学科的建设。”影视人类学并不取代人类学直接去研究人类和人类的文化现象;也不取代影视学,面对整个影视领域开展研究。影视人类学所关注的只是影视手段如何应用于人类学研究。
我们说影视人类学不直接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不是最终要割断其与人类和人类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影视人类学只有在对人类和人类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开展自己的研究,建立自己的学科。而影视人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使人类学更好地研究人类和人类文化。
至此,我们了解到影视人类学与人类学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畴——人类学直接面对人类与人类的社会和文化,以找寻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现象的最终规律为目的;而影视人类学是研究如何将影视手段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来,从而使其更好地为人类学学科服务。那么影视人类学和人类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影视人类学与人类学不是处在同一个层次上的学科。这一点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从研究对象来看,人类学研究处在基础层次,而影视人类学所要研究的,是影视手段运用于人类学研究而生产出来的次生事象。从学理上讲,与影视人类学比起来,人类学的理论体系更具历史深度,更重逻辑方法,概念系统更为严密完整,它为影视人类学提供理论指导。对影视人类学来说,人类学在理论上处于更为基础的层次;其次,从学科领域的形成,或研究对象的确定的角度来看,影视人类学并不是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里挖出一块领地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或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切入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如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之于人类学的关系那样。影视人类学是因为要为影视手段运用于人类学研究而产生出来的新问题、新现象寻求解答,以探索它的规律,才建立起来的。而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中并不包括这些内容。如果影视人类学不是对准自己这块特殊的领域来开展研究,而是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直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
从影视人类学学科的设置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学对于将影视手段引入自己学科研究领域的重视程度,并且还可以看出显然它已经把人类学纪录片纳入自己的学科阵营。
二、纪录片
纪录片是人类学纪录片的母体,人类学纪录片是纪录片中的一类,纪录片与人类学纪录片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人类学纪录片属于纪录片中特殊的一类。人类学纪录片曾同纪录片走过共同的道路,但在经过初期的混沌阶段后,便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不同的品质。人类学纪录片不以追求审美为目的,而以科学素质为第一要素,由此派生出的种种特质,使它有别于一般纪录片。我们说人类学纪录片特殊也就是指它的实践活动和它的成果形式以及它所涉及到的大量实践和理论问题,都已经溢出现行纪录片理论所包容的范围,其性质、特征、方法都不是完全能用一般的影视理论所能阐述得明白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人类学纪录片,是纯粹意义上的,由人类学家拍摄、或由人类学家指导下拍摄的人类学纪录片,而不是一般人拍摄的有人类学内容或人类学意义的纪录片。
人类学纪录片与一般纪录片的不同在于:
1.目的的不同。人类学纪录片的出发点是人类学,它的目的是为了科学研究。而一般纪录片则是以审美为目的,是以影片本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来打动观众、感染观众的。
2.制作原则的不同。目的不同制作原则肯定有异。人类学纪录片制作,遵循科学的严谨和准确,既是科学研究,就没有那么多浪漫与潇洒。关于人类学研究,人类学家爱德华·E·埃文斯一普里查德指出:“人类学是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道德系统”来研究的……人类学家更关注于表现而不是变化过程,他们想弄明白的是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去努力提出科学规律。换句话说,人类学相对于解释(Explain)来说,更注重于说明(Interpret)。作为人类学研究工具的人类学纪录片,也是为了展示人类文化现象以及各种文化现象间的相互关系。而一般纪录片的原则在于“解释”,钟大年在《纪录片创作论纲》中指出:“‘解释’,实际上就是纪录片创作者在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如何表达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看法及观点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回避纪录片的主观性问题,任何一个创作者,无论是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是承认或是不承认,他都必定把自己的思想、倾向、情感、认识和观点带入到作品中。”这就引出人类学纪录片与一般纪录片的另一不同点。
3.人类学纪录片与一般纪录片对“真实性”的意义理解不同,真实性“是纪录片的本质属性”,是纪录片与故事片最根本的区别之一。也就是说,纪录片所表现的对象应该是现实中真正存在的事物。人类学纪录片追求的是科学意义上的真实,因此它有一整套科学的方法和系统来确保这种真实。而一般纪录片就不同了,虽然在纪录片界人人都承认纪录片真实性这一根本原则,但仍有弗拉哈迪对拍摄对象的安排和改造,伊文斯的组织拍摄,……这是因为一般纪录片无论是代表个人的观点、社会的观点还是政治权威的观点,纪录片必定要对它表现的对象进行理性的观照。这种观照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从某个角度,出于某种目的的选择——选择题材、选择人物、选择拍摄内容以至于选择拍摄角度和拍摄方法等等。这种选择受一种隐含价值驱动,实际上是创作者一种情感态度的体现。其次是对客观对象内涵意义的确定——确定主题、确定内容的社会意义、确定它为作品带来的认识价值,这种确定是作者明确的观念体现,实际上是创作者理性的直接介入。再次是通过对材料的组织和语言方式的运用形成意义表述的结构。所以说一般纪录片很难避免因创作者的主观介入而产生的有悖真实的现象出现,而人类学纪录片则因有科学的系统保障,而能保障其本身的真实性。这并不是说人类学纪录片完全没有“另类”出现,而是说这其中科学的严谨限制了艺术的浪漫,也就是说人们能容忍一篇报告文学的真实的浪漫,却不会容忍一篇科学论文的浪漫的真实。
注释:
①庄锡昌孙志民:《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构架》浙江人人出版社1988年
②卡尔·海德著,田广、王红译:《影视民族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③④⑤张江华、李德君等著:《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