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书法批判 |
在当代欲望话语的喧嚣中,中国书法成为了一种最具意义缺失和价值漂移的技术符号。本来是一种古老文化的副产品,但在这个功利丛林横生和物化漫卷的时代,书法又符合了这种时代的负面要求,象破壳的蝴蝶冲出了沉潜在文本背后的功利挣扎,在时尚的舞台上开始了自己的炫技性表演。本来是一种处于边际效果的文化花边,也开始了抛弃价值与核心的谦卑,不惜以浓妆艳抹的身份在各种商业气浪中进行自我扭曲的、象“芙蓉姐姐”一样的舞蹈。一种从未有过的文化误读和价值偏离与思想的贫困合谋,以更加无知者无畏的姿态制造着虚空的语言暴力,新世纪之初更是形成了大众性文化的独特风暴。于是丹尼尔·贝尔感伤地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文化言路断裂的时代”。而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是什么阻塞了思想的创造和飞翔,看一看书法技术的自我欢腾与全息式蔓延,除了书法还有什么使我们时代的文化风标如此扭曲,而书法正以一种新的商业规则实现着自身的即时性价值。 一个连自身工具性价值也放弃的艺术形式,已经走到了历史的拐口,它能否承袭传统的文化之脉,能否在秩序与和谐中重构“中华民族的美学基础”(林语堂谈书法),和“代替音乐成为一种表达”(宗白华谈书法),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思想觉悟者的质疑。书法正在它从未有过的喧闹中挖掘自己的坟墓,假若毕加索在世,他面对当今的浮躁之风绝不会再说:“假如我生在中国,一定是个书法家,而不是一个画家”这样的令中国书者激动不已的赞词。他肯定会说,书法,这全民性的技术膨胀,真是一种文化的罪过,是一种文化的误会。 一、文化的误会 有书者认为,书法是一种艺术的语言,是生命运动的感悟,是超越表象模拟而直抵心情的抒情达意的形式,或者认为是民族文化中一帜特殊的艺术形态。欧阳中石也认为“书法是中庸精神的最高产物”,连梁启超这样的学问大家也认为“一切图画中以写字为最高”,一生沉迷国粹的辜鸿铭甚至认为“毛笔代表中国人的理智。”这些对于书法的吹捧一是由于自身就是书者,有着极深的文化情结,可以不足信矣!另一方面,语话本身都有当时的语境条件,我们当今的书法家且不应以有这么多对书法的的恭维,而认为书法是文化的先锋,或书法就是文明的砥柱。 其实,拨开种种的语言迷雾,书法远没有那么神秘,也更不是多么神圣的高深艺术,它只是一种工具性熟练使用的偶然结果,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文化的方向性误会。从殷墟甲骨,三代吉金,到西北汉简,晋唐经卷,宋、明尺牍,还是紫台宫阙,文人馆阁,或者民间嫁娶,节庆商贾,或者马嘶战书,金戈捷报,还是古刹萧村,蛮童启蒙,可以说只要涉及到中国的语言文字符号,都要进行书写,而书写的目的和结果是表达和交流。不论是王羲之、颜鲁公、苏东坡、米元章,还是吴昌硕、于佑仁、毛泽东和齐白石,或者是邓石如和鲁迅,他们似乎都是把书写作为表达自己的一种工具和过程,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写字仅仅是完成目的表达的无奈的方式,而不是表达的最终目的和结果。但由于他们胸中的广阔天地和纵横江山,使笔下的文字符号达到了被他人认为的一种艺术化效果,这本不是艺术的专门追求,而是“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孙过庭)。本来“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波鸟迹,以定文章”(汉·崔瑗《草书势》)。晋代卫恒在《四体书势》中也明确认为“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纪纲万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质文著世。”看来古人还是比我们诚实的多,他们说的多明白,写字就是为了表达心中所想,就是交流,就是记录怕自己遗忘之事。事情的本然面目往往很是简单,可是我们许多人必须要把本来那么简单、明白的事弄得玄之又玄,根源之因是一种自我神秘化的目的。不管一个人对自己追求的东西多么狂热,对其评价和赞赏都不能超过理性的合理边界,否则只能在失去理性的狂热中把它摔得粉碎。就象一个人不管多么喜欢他收藏的奇石,或者这种奇石多么罕见和绝伦,你也不能告诉别人你的石头每到十五的夜晚就会唱一首动情的歌。 书法,就是一种书写文字的方法和法度。为什么书写要有一种法度,这不是艺术的要求,完全是古人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而致。在1600多年之前,古人没有书写所用的桌子,当时只有“几”和“案”,主要是用来放置器物,并不是专为书写的工具。从《列女图》、《校书图》和现在出土的两晋书写瓷俑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人写字是左手持简牍或纸张,右手是在悬空的方式下进行书写,这样为了使笔控制得当,运笔自如,必须要有一定的方法和要领,如象我们游泳,如游得好,要讲究一定的方法和姿势,于是书写之中的方法也就应运而生了。只是桌子发明以后,方法随着工具的改变又有了新的变化。 当今的技术主义书写者,连书写最基本的工具性功能也抛在了脑后,完全在方寸之间进行自我试验,甚至以丑为美,以怪为美,以偏以涩为美,以任何人都看不懂为至上,这里还能谈什么艺术的感染,谈什么艺术的真性情和艺术的真气魄。“学书可须胸中有道义,又应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则书不病而韵自胜”(黄庭坚)。但现今书者显然已没有了大家风范所具有的独特生存叩问和精神历险,成为了大众街头急功近利的花拳绣腿。 首先,专业性的书法协会的成立和专业书法家的出现,是对艺术本身纯洁性的一次毁灭和践踏。我们知道艺术是一种被动化的产品,可以说是一种不得已而为的生命渲泻,艺术的表达是因为不表达而不足以畅通内心。历史上任何伟大的作品很少有主动制作成功的,曹雪芹不通过《红楼梦》不足以道出心中的辛酸,李白是因为有着“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真性情,才为我们留下了千古绝唱。王勃的《腾王阁序》也是一次文人聚会的潇洒吟诵。就连苏格拉底、孔子也都是为了心中执着的理想,但他们没有留下自己的文字,只是真诚的言论成了千古经典。但遗憾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化分工的精细,连这些不自觉的创造形式也成立了专门的官方机构,试想,艺术不是投资越多就会生产越多,如果那样,将没有艺术而言,完全变成了一种可以大批量生产的商品。但在今天,我们置艺术规律而不顾,成立了专门由国家供养的书法机构和人员,于是我想起了为什么养鸡厂里生产的鸡蛋越来越淡而无味了,现在人们更多地是寻找散落在农村的笨鸡蛋和山鸡蛋。道理非常明显地是山鸡蛋的产生是生命使然,生命流程所致,不产则违天序,而养鸡厂产蛋是为了产蛋而产,当然是索然无味了。但我们的所谓专业书法家没有明白这种机构设置的讽刺意味,反而越来越以官样的方式出现和得意,这种专业化的书法操作使之在功利性之路上越走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