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诗学的内在构成与理论品格 |
| 三文化诗学之“式”:文化诗学的范型层面 文化诗学之“式”是相对于文化诗学之“体”而言的：“体”用以表示文化诗学的基本原则和观念内涵，“式”则表示能充分体现文化诗学基本理念的具体诗学思想。相对于“体”的抽象性，“式”是具体的；相对于“体”的理想性，“式”是现实的；相对于“体”的未定性，“式”是已经得到实现的。《文心雕龙》中关于“式”的思想非常丰富，刘勰频频使用“式”指称那些体现了所有文体或各类文体的理想品质的典范文章：如“禀经以制式”（《征圣》）、“熔铸经典之范”（《风骨》）、“熔式经诰”（《体性》）、“以模经为式”（《定势》）等，即是以“体有六义”的五经为所有文章之“式”。“式”具有鲜明的中介性质，是由观念到实践、由抽象到具体、由体到用的必要的中间环节。 “式”也可称“范式”或“范型”，文化诗学之“式”也即文化诗学的“范型”。一种理论能否提供高质量的理论范型，是衡量这一理论是否具有现实生命力的重要根据。即以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为例，该理论创始之初，曾在西方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前途似乎一片光明，但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后即日见式微。孟酬士（LouisA.Montrose）这样解释个中原因：“各种各样的被视为新历史主义的实践活动，并没有集结出一个系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文艺复兴文本的范型，且这种范型似乎还不是可能出现和被希望出现的。”[xiii]作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孟酬士的分析是以其亲身体验为基础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稍后的文化研究则因为创作出了数量可观的理论范型，迅速发展成西方学界一种普遍的学术实践。 童庆炳先生在提出“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之始，即已为文化诗学确立了理论范型。文化诗学并非白手起家或向壁虚造，而是对中外“文化诗学”历史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对已有的“文化诗学”范型的理论自觉和学理延伸。对此，童庆炳先生有明确说明：“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文学理论的一些新说，可以说都属于文化诗学。目前正受到人们关注的巴赫金，从民俗文化的这个视野，提出了文学理论中‘狂欢化’这个学说。其主要的著作是《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这个理论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兴趣。……‘狂欢化’理论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诗学，是由于巴赫金丰富的西方中世纪民俗知识积累所形成的理论创造。”[xiv]童庆炳先生所描述文化诗学的外延比较广泛，既包括经典文学的研究，也包含大众文化的研究；既重视文学文本的研究，也注重理论文本的研究，但是在各种形式的文化诗学研究中，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Bakhtin）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和拉伯雷小说的诗学研究是童庆炳先生等人一直心仪的文化诗学的范型。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研究和拉伯雷诗学研究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文化诗学”这一完整的概念，但是从他对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方法的使用直至具体的诗学思想，对我们今天正在建构的文化诗学都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典范意义。我们可以从巴赫金的主要诗学著作中，总结出文化诗学范型的基本特征。 作为文化诗学范型，巴赫金的诗学充分体现了文化诗学的基本理念。首先，文化诗学重视对文学经典作品的研究。巴赫金选择的研究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拉伯雷的小说，是欧洲（包括俄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具有同样的丰富性和创造性，对西方某些小说艺术（如“对话体”和“狂欢体”等）以及这些小说艺术所包涵的人文精神，进行了集大成式的继承和发扬。虽然文学经典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环境、社会状况以及作者自身等各种条件的限制，其形成也离不开各种具有特定倾向的阐释者的阐释，但是这些都无法从整体上否定文学经典在特定文学史阶段所取得的同时又超越特定文学史阶段的艺术成就。与一般文学作品相比，文学经典具有更高的艺术含量和文化含量，因此也具有更大的阐释空间和研究价值。文学经典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是有限的存在也是无限的可能。文化诗学视野中的文学经典不是供后人顶礼膜拜的尘封的偶像，而是携带着历史的诗意和温情的一个个活的灵魂。巴赫金认为：“文学作品要打破自己时代的界限而生活到世世代代之中，即生活在长远时间里（大时代里），而且往往是（伟大的作品则永远是）比在自己当代更活跃更充实。”[xv]伟大作品的“涵义现象可能以隐蔽方式潜藏着，只在随后时代里有利的文化内涵语境中才得以揭示。”[xvi]文化诗学的任务就是要在研究者的现实语境中将经典作品中蕴涵的文化潜能激发出来，并融入当代文化的建构之中。 其次，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诗学研究中，非常重视文学与文化的联系。他在《答<新世界>编辑部问》中将“文艺学应与文化史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作为“文艺学面临的首要任务”。他认为，“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该“力求在一个时代整个文化的有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巴赫金批评了文学研究中的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庸俗社会学批评，即“越过文化把文学直接与社会经济因素联系起来”。这种批评方法在前苏联和中国都曾盛极一时并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一种倾向是形式主义批评，即俄国形式主义专注于“文学性”和“诗歌语言”的文学研究。巴赫金分析到：“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特别关注了文学的特性问题。这在当时也许是必须的、有益的。”但是“由于迷恋于专业化的结果，人们忽略了各种不同文化领域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问题，……没有注意到文化所经历的最紧张、最富成效的生活，恰恰出现在这些文化领域的交界处，而不是在这些文化领域的封闭的特性中。”巴赫金从维谢洛夫斯基等人所代表的俄罗斯“历史诗学”传统中获取诗学资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诗学研究中实现了文学的特性研究和文学的文化意义研究的完美结合。巴赫金重点研究的是两位作家小说的“体裁”。巴赫金之所以选择文学“体裁”作为主要研究视角，看重的是文学“体裁”独特的诗学品格：一方面，文学“体裁”是文学语言特征、形式特征和审美特征的综合体现，是文学史上众多作家艺术创造的积累，“在体裁（文学体裁和言语体裁）中，在它们若干世纪的存在过程里，形成了观察和思考世界特定方面所用的形式”。[xvii]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巴赫金发现了“复调小说”和小说中的“对话体”，在拉伯雷小说中，巴赫金又发现了“狂欢体”。另一方面，“体裁是一种特殊世界观的X光照片，是专属于某一时代和特定社会中某一社会阶层的观念的结晶”。[xviii]文学“体裁”积淀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如“复调小说”体裁所反映的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对话体”所体现的平等意识和民主精神，“狂欢体”所蕴涵的民间除旧布新的力量等。 第三，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和拉伯雷诗学既一以贯之地体现了巴赫金诗学作为一种诗学形态的独特品质，又具有对话和开放精神。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和拉伯雷诗学都是一种典型的“诗学”：他所深刻关注的文学体裁是西方诗学的一个传统问题，亚理士多德的《诗学》已经奠定了体裁在诗学中的重要地位，历代诗学家大多对体裁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在布瓦罗、莱辛、施莱格尔、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著作中，体裁问题都是其诗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重要部分。对体裁的关注，使得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从未离开文学的形式特征、语言特征和审美特征，而且使得他在考察这些文学特征时不会陷入隔绝，而是始终从文学作品的整体和文学作品所处的文化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作品的这些特征。与此同时，巴赫金的诗学又不同于古典主义时代的封闭诗学，而是对话和开放作为自己发展动力。巴赫金的诗学的对话性和开放性既体现在其诗学与国内外不同诗学流派的关系中，又体现在其诗学与其他学科如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语言学等的关系中。巴赫金批评当时苏联文艺学界由于“缺乏学派之间的斗争和恐惧大胆的设想，必然导致陈陈相因与千篇一律成为主流”。[xix]他一再强调“外位性”在诗学创造和文化创造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地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其根据是：“在文化领域内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一种涵义在与另一种涵义、他人涵义交锋之后，就会显现出自己的深层底蕴，因为不同涵义之间仿佛开始了对话。这种对话消除了这些涵义、这些文化的封闭性与片面性。”[xx] 第四，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诗学具有很强的现实品格，是巴赫金以专业方式介入现实社会的重要途径。巴赫金在那个人文精神匮乏的时代通过他的诗学研究表达着他的忧虑、批判和理想。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创作的主要激情，无论从形式或内容方面看，都是同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物化，人与人关系及人的一切价值的物化进行斗争。”[xxi]物化的结果是人役于物，在世界面前，人因此无法自主，在同类面前，要分出高低贵贱。更为巴赫金难以释怀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大的独白性原则。在拉伯雷诗学研究中，巴赫金同样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他利用民间－节日的形象体系及其公认的、世代神圣的自由放肆权利，去认真惩处自己的敌人——哥特时代。……拉伯雷正是在这种游戏公认的自由氛围里去攻击神圣的中世纪世界观的基本教义、圣礼、最神圣的东西。”[xxii]巴赫金的传记作者卡特琳娜·克拉克（KaterinaClark）和迈克尔·霍奎斯特（MichaelHolquist）这样评价巴赫金在拉伯雷诗学研究中的现实批判精神：“像拉伯雷一样，巴赫金在这整部书中探索着在自上而下强制的安定与自下而上对变化的渴求之间、在新与旧之间、在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相互作用。”[xxiii]“在巴赫金看来，拉伯雷不仅介入了政治史，而且介入了语言史，……他的意义不在于反对任何一种具体的政治势力。他在自由史上占有关键地位，这毋宁是由于他使用语言的方式能够一再被当作武器，以同各种专横的意识形态作斗争。”[xxiv] 四文化诗学之“用”:文化诗学的操作层面 文化诗学之“用”是指文化诗学的具体实践，即根据文化诗学的基本理念并依照文化诗学的范型所开展的具体的文学理论研究。童庆炳先生在进行文化诗学的学理探讨的同时，非常重视文化诗学的具体研究，他在多篇文章中都曾就文化诗学的具体研究提出过设想，如在《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中认为：“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十分辽阔。大体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第一方面，文学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语境的研究。第二方面，文学的文化意义载体的研究。文学中有文化。从文学的艺术文本的内部可以反观文化，这是一种深入到文学作品内部的研究，属于内在的维度。……第三方面，文学与别的文化形态互动研究。”[xxv]这三个方面基本涵盖了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围。 在童庆炳先生所说的文化诗学研究的这三个方面中，对“文学的文化意义载体的研究”是最为基础的研究。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强调：“文化诗学研究，就应该是实证化的、具体化的，就是通过对文本的解析来进行一种文化的研究。”[xxvi]文学文本研究对文化诗学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一般层面来说，文学文本研究是包括文化诗学在内的一切文学理论形态的基础研究。这个道理非常明显：正如生产劳动是一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文学文本也是一切文学理论的“物质基础”，构成了文学研究活动的丰富生动的对象世界。文学文本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是“文学社会”中最基本的关系，是文学经验的主要来源。从逻辑层面看，文学理论的建构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种：或偏重于归纳，或偏重于演绎。前者通过对文学经验的归纳、提炼，形成概念、命题、范畴和体系。历史上很多作家的文学理论的形成大都属于这一类型，这种类型的文学理论与文学经验有着直接的联系，文学经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后者常常是通过对某种哲学理念的分析、推导和演绎，得出关于文学现象的概念、范畴、命题和体系，如康德、黑格尔、叔本华、海德格尔等人的美学理论、艺术思想和文学观念。虽然在这种类型的文学理论中，哲学理念处于逻辑链条的起点，但是逻辑在先不能替代文学经验的基础地位，其文学观念的合理性与生命力最终要通过文学经验的验证。当然，文学文本研究决不是单纯地获取文学经验，它事实上是研究者所携带的既成的文学理论图式与文学经验的互动和调适，文学经验固然会深深地著上理论图式的印迹，而文学经验更是文学理论内部调整和范式转变的直接动因。任何文学理论图式必须经由文学经验的激活才能化为个体的内在意识，获得其现实的存在；文学经验总是会不断溢出文学理论的边界造成理论版图的改写和制度的重建。 其次，文学文本研究是文化诗学实现语言与文化双向拓展、审美与人文层深建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互贯通的基本形式。文化诗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是，文学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是由人类的整体文化系统决定的，文化系统构成了文学生成的语境。但是，对于文化语境与文学文本的关系，历史上有不同的理解，而如何理解文化语境与文学文本的关系，是区分文化诗学与传统文学社会学的重要依据。传统的社会学文学研究一般认为，文化语境是文学作品的外在环境，作为外部因素影响着作家的写作，影响着作品的内容和艺术形式，也影响着作品的接受和流传。因此在传统文学社会学观念指导下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常常采取“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介绍加文学作品分析”的模式。一如巴赫金所批评的：“在我国的文学史著作中，通常要描述文学现象所处时代的特征，但这种描述，在多种情况下与通史毫无差别，没有专门分析文化领域及其与文学的相互作用。”[xxvii]受其影响，中国的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批评在很长时间内也同样采用了这种模式。文化诗学并不否定这种文学社会学研究的价值，但是文化诗学认为，文化语境不仅在文学文本的之外，而且在文学文本之内；也就是说，文化语境不仅仅是对文学施加外力的所谓“背景”和“环境”，同时也体现在文学文本的语言、形式、修辞、结构、体裁等内在因素之中。文化语境不仅表现为各种物质形式，而且表现为各种符号、信息和意义；作为物质形式的文化语境在文学文本之外，但是作为符号、信息和意义的文化语境却必然通过各种文学编码被组织进文本之内。巴赫金在论述文化语境和言语结构的关系时认为：“当下的社会情境和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完全——并且可以说是从内部——决定了言谈的结构。”[xxviii]同理，社会情境和背景也从内部决定了文学文本的结构。如果说传统文学社会学对文化语境与文学文本的关系所持的是一种“外部决定论”，那么，文化诗学对文化语境与文学文本的关系所持的则是一种“内部决定论”。因此，文化诗学将建立另一种研究文化语境与文学文本关系的范式，即重点研究一个社会的等级思想、阶级构成、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宗教信仰、道德观念、教育体制、权力分配、种族关系、性别差异、职业分工等如何从内部决定着一个文学文本的语言运用、形式创造、结构形成、体裁（文类）选择等。传统文学社会学虽然注意到了文化语境对文学的深刻影响，但是由于受外部视角的局限，其研究大多止步于文学作品的题材和内容层面，其理论描述也常常是比较笼统、粗放。文化诗学通过视角转换，将文化语境对文学文本的影响研究推进到文学的语言和形式层面，充分利用诗学的最新成果如语言诗学、形式诗学、体裁诗学、文体诗学、结构诗学、解构诗学、精神分析主义诗学、女性主义诗学、后殖民主义诗学以及文化研究所提供的批评理念和策略，从文本内部的各种因素和层面透视外部世界的整体文化景观。“他想把言词之外的所有因素容纳进他对语言的描述中，这些深刻影响着言词意义的因素包括：时代或社会等级的差别，以及言词是在密友之间的娓娓交谈中说出，还是说话人公开向陌不相识的许多听众讲出；是一时冲动，还是作为某种仪式当中依循惯例的对答。”[xxix]文化诗学正是通过研究语言中的文化涵义和审美中的人文精神，实现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贯通。 第三，文学文本研究是文化诗学进行社会参与和表达现实关怀的有效方式。如果仅仅强调理论对现实的介入，很多学者宁可选择大众文化文本或者直接以当下的社会现实问题作为批评对象，但是这显然已经越出了文学理论（包括文化诗学）的学科边界，不再是文化诗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诗学走向现实的最切近的通道是文学文本。文学文本虽然不同于现实本身，但是文学文本是对现实最灵敏的感应，是对每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最丰富、最具体、最生动的表现。“文化诗学是对于文学艺术的现实的反思。它仅仅地扣住了中国文化市场化、产业化、全球化折射在文学艺术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深刻揭示。立足于文学艺术的现实，又超越现实、反思现实。”[xxx]那些表现当代现实生活的文学文本固然可以直接作为文化诗学介入现实的理论平台，即使是文学历史上的那些优秀文本同样能够为文化诗学提供现实关怀的契机；文学文本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固然可以成为文化诗学谈论的话题，而文学文本对社会生活的表现更应该是文化诗学的用武之地。文学文本的中介地位，决定了文化诗学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是当下性与超越性的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二者统一于文化诗学的学术实践，统一于文学文本的研究。 文化诗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对文学的文化语境的研究。“文化语境的研究，不仅包含把一部文学作品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把握，揭示其历史文化内涵和产生它的历史文化背景的研究，同时也包含把这部作品当作‘历史文本’，置于当下的现实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和阐释，不断地揭示其新的生命魅力和现实意义。”[xxxi]文学的文化语境不是固定不变的历史既成品，而是不断从过去向现在、未来的流动生成物。将文学研究限制在文本内部是对文学的封闭，而将文学限制在它产生的那个原初文化语境中同样是对文学的封闭：“如果说不能离开时代的整个文化来研究文学，那么把文学现象封闭在创造他的那个时代里，即封闭在它的同时代里，结果那就更糟了。”[xxxii]文化语境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在于：文学文本的意义潜能只有在文学文本与文化语境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实现，而且文化语境往往会通过研究者的各种解读机制内化为文本符号的所指。 跨学科研究也是文化诗学具有内在规定性的一种基本的研究方式。“文化”一词本身即是一个超越学科的概念，因此与其称文化诗学是一种跨学科研究，不如称其为“超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表示文化诗学的这样一种特征，即在各种人文学科之间自由穿行不仅是文化诗学研究的一种内在要求，而且这种穿行对它来说完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如果说文化诗学研究的确“打破”了人文学科的边界，那是因为在文化诗学的视野中学科边界本来就视若无物。文化诗学的“超学科”性，一方面是文学文本使然，因为文学艺术反映世界的广阔性、深刻性和完整性使其容纳了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另一方面是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使然，因为文化诗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破单一视角的文学研究方法，建立起多元视角和“无限制”视角的文学研究形式。 [i]童庆炳：《新理性精神与文化诗学》，《东南学术》2002年第2期。 [ii]童庆炳：《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东南学术》1999年第5期。 [iii]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iv]童庆炳：《再谈文化诗学》，《暨南学报》（人文与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v]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vi]王夫之：《俟解》，《船山遗书》，上海太平洋书店重校刊本。转引自《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意境·典型·比兴编》，徐中玉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页。 [vii][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1页。 [viii]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50页。 [ix]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x]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xi]童庆炳：《再谈文化诗学》，《学术研究》2004年第3期。 [xii]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xiii]LouisA.Montrose，ProfessingtheRenaissance:thePoeticsandPoliticsofCulture,IntheNewHistoricism.刘庆璋译，见《文化诗学富于创意的理论工程》，《漳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 [xiv]童庆炳：《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东南学术》1999年第5期。 [xv]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原载《新世界》杂志1970年第11期，译文选自《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晓河译。 [xvi]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原载《新世界》杂志1970年第11期，译文选自《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晓河译。 [xvii]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原载《新世界》杂志1970年第11期，译文选自《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晓河译。 [xviii][美]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0页。 [xix]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原载《新世界》杂志1970年第11期，译文选自《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晓河译。 [xx]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原载《新世界》杂志1970年第11期，译文选自《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晓河译。 [xxi]巴赫金：《诗学与访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玲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xxii]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312页。 [xxiii][美]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7页。 [xxiv][美]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页。 [xxv]童庆炳：《中西比较文论视野中的文化诗学》，《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 [xxvi]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xxvii]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原载《新世界》杂志1970年第11期，译文选自《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晓河译。 [xxviii]巴赫金语，转引自《米哈伊尔·巴赫金》，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著，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6页。 [xxix][美]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页。 [xxx]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xxxi]童庆炳：《中西比较文论视野中的文化诗学》，《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 [xxxii]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原载《新世界》杂志1970年第11期，译文选自《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晓河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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