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批评发展前瞻

媒体批评发展前瞻

    [论文关键词]媒体批评 文学批评 大众传媒
    [论文摘要]媒体批评是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相结合的产物。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形态,媒体批评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必须加强对媒体批评的建设,以促使它在今后更健康地发展。
    媒体批评指发表在大众传媒上的,并且从大众的角度考察文艺现象,以当下的作家作品为主要批评对象的文学批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大众传媒的繁荣发展,中国媒体批评蓬勃兴起。在传媒与大众的共同策划下,中国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潮,一个个专业化或非专业化的批评话题进入大众视野,评论文章层出不穷,争鸣之声此伏彼起。如今,不少报刊都开设有媒体批评的栏目,如《文学报》的“新阅读”、“新书坊”,《南方周末》的“每月新作观止”,《中国青年报》的“新书报道”、“新作快说”等等。而互联网更像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广场”,其开放性和民主性使大众有了充分的“话语权”。在网络上,我们就经常看到网民对当下的各种文学现象展开热烈的交流。媒体批评借助大众传媒的广泛性、时效性和现代时尚的观念迅速向受众传播,对受众影响极大,几乎占据了文学批评的主流地位,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媒体批评是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相结合的产物,只要有大众传媒存在,就会有媒体批评的存在空间和存在意义。而且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兴盛,媒体批评还有不断拓展的可能。正如本雅明所说的:“随着新闻出版业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读者——起初只是偶然为之——加入了写作者的行列……这样,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区别就变得模糊不清了……读者随时都可能成为作者……从事文学的基础不再是专业化的培训,而是综合技术的培训,这样,文学就成了公共财富。”对文学批评来说,同样也是如此。所以,媒体批评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媒体批评还不够成熟,存在不少缺点和不足,如批评话题的错位、批评方式的二元对立、批评的短期性和短视性、批评的媚俗化倾向等等。我们必须加强对媒体批评的建设,以促使它在今后更健康地发展。具体说来,我们应在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一、媒体批评自身应加强规范意识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媒体批评的兴盛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我们也应看到,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还存在不健全的地方,这给文学批评转型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媒体批评要有序、合理地发展,就必须加强自身的规范意识。
    第一,媒体批评应规范批评的权利范围。大众传播是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它的内容极为庞杂,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众传播的内容定位使它在面对作家作品时,往往没有传统文学批评的“规范意识”,而是“很自然”地溢出文学批评的正常轨道。如今,“媒体批评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这造成了批评的无序,这种现状必须改变。我们应明确,作为一种新型的批评形态,媒体批评尽管在批评主体、批评对象和批评接受等方面都与传统批评有很大的差别,但其本质上还是文学批评,因此应遵循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阿伯拉姆在《简明外国文学词典》中将文学批评界定为是给文学作品下定义、分类并对其进行分析和评价的一门学科。由此可见,真正的文学批评,其批评对象应该是文学,批评话题的选择应有文学意义,应以探求文学自身的规律和文学价值为主要动机和目的。也就是说,文学批评的基本权利是在文学领域的范围内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评价,而不是对文学以外的人和事品头论足。当然,在文学研究中,也强调“知人论世”,因此对作家的人格讨论是有必要的,但必须为研究作家的作品服务,以有益于文学的发展为目的。总之,媒体批评是关于文学的批评,它不仅要将文学视为批评对象,而且要将文学视为批评的根本。
    第二,媒体批评应规范批评的话语方式。大众传媒的宽松氛围以及商业利益的驱使,导致媒体批评常常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表现出二极对立的批评方式。对其中的“酷评”,曾有学者戏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席狂言天下闻”。这对作家的发展和文学的发展都极为不利。哈贝马斯在研究沟通理论时曾提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三条原则:(1)真实性,陈述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2)真诚性,说话者不想有意欺骗听众;(3)正当性,话语必须适合特定语境中特定的规范。媒体批评作为一种关于文学的话语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信息交流,因此也应当遵循这三条基本的原则。真正的文学批评应做到公正无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而不应以“文学论争”的幌子来掩盖其主观随意性,以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蒂博代曾指出:“‘争论是文学的灵魂’,‘没有批评的批评,批评本身就会死亡’。当然,争论可以率真、尖锐、激烈,但不能沦为恶意的诬蔑和恣肆的攻击,而是服从理性原则和批评规范的内在制约。真正的批评之所以争论,是因为它有明确的目标感,相信真理是存在的;它为真理而争论。而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需要指出的是,媒体批评有大量直感式、印象式的批评文字,但这不能成为主观随意性的理由。在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中,不少文论、诗文、词话都是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直感和印象之谈,但它们往往能一语中的,抓住文学现象的要害所在。因此,媒体批评的“直感式”“印象式”的背后也应该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在支撑。

    第三,媒体批评应增强批评意识和发挥监督功能。在现代信息时代,对信息的把握和追寻,成为大众传媒在激烈竞争中立足的基础。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资源。很自然地也被纳入了大众传媒的运行轨道。这使媒体批评具有较强的新闻性,它以“紧跟创作潮流”的姿态对当下的作家作品进行评介,具有捕捉现实的敏锐性和针对性,并侧重于对文学的功效性和传播性的推动,成为文学生产和消费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少媒体批评具有一定的商品性。但“商品性”不等于“商品化”,批评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失却自身的品格而沦为商业的附庸。鲁迅曾说过:“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的也算作色),而凡颜色并非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套用鲁迅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批评之所以是批评,就因为它有批评自身的独立性和规律性,而不是纯粹的商品广告。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学不仅仅是大众传媒的信息资源。更是文化领域中的艺术,对它的批评应注重挖掘其内在的审美性和艺术性。另外,在大众传媒语境下,媒体批评应注意发挥监督功能。拉斯韦尔将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生物有机体,认为必须时刻监视周围的环境才能确保生存的需要。在现代信息社会,大众传媒具有敏锐性和及时性,这使它义不容辞地承担了监视环境的任务。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媒体批评,也应起到“社会雷达”的作用。因此,批评者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扞卫文学的独立性和纯洁性。也就是说,媒体批评应增强批评意识和批评精神,以人文性、批判性、超越性对当下的文学现象做出科学的评价。媒体批评作为先进文化构成应自觉对文化市场进行监督、批判和匡正,正确引导文艺的生产和消费,为文化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媒体批评应与大众传媒实现良性互动
    媒体批评是大众传媒与文学批评的联姻,两者应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一方面,大众传媒要加强对媒体批评的管理引导。媒体批评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具有狂欢化的色彩。巴赫金曾说过,狂欢化打造的是一种“广场文化”——广场不像哥特式建筑那样尖顶直逼云霄,气势咄咄逼人,也不像中国古代庙堂那样层次分明,等级森严;相反,广场广阔平坦,有很强的亲和力,不管男女老少、尊卑贵贱都可以在这里休憩、聊天、狂欢。但自由、宽松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无限制,大众传媒在给大众自由的同时,也有责任对大众的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不能任一些低级庸俗的东西大行其道。大众传媒贴近大众,但不等于“媚俗”。马克思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真正的艺术,应对欣赏者具有认识、教育和审美作用,使欣赏者在欣赏艺术的过程中,自我素质得到提高。大众传媒在强调经济效益的时候,也应考虑社会职责、社会效果、社会价值等问题,更多地发表一些有艺术价值的媒体批评,引导大众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同时,大众传媒应有计划地推出优秀的媒体批评专集,这既是对作者创造性劳动的肯定,也能使这些批评发挥“榜样”的积极作用,可谓是一举两得。另外,大众传媒应加强媒体批评栏目的策划。现在,不少大众传媒都有媒体批评的专栏,有的已形成一定的特色,如《羊城晚报》的“花地论坛”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媒体批评栏目的形式和内容相似,缺乏鲜明的个性。大众传媒应在市场调研和结合自身优势的基础上精心策划,争取形成“品牌栏目”,以扩大媒体批评的影响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强媒体批评的选题策划。所谓选题策划,也就是传播学里的议程设置或议题设置,即事先由编辑人员精心挑选若干问题,邀约专家学者或权威人士研究论证、发表意见;或事先由编辑部在刊物上抛出具有典型意义的议题,呼吁读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开争论。《读者文摘》的编辑部在选题时会认真思考如下问题:“它可以被引述吗?是读者会记得、思索和讨论的东西吗?它实用吗?是大多数人的兴趣和谈话的题目吗?它有永恒的趣味吗?”这可以成为我们媒体批评选题策划的参考。需要注意的是,现在不少媒体批评的选题还处于“哗众取宠”的层次,缺乏对文学的真正关注。今后大众传媒应对媒体批评的选题进行严格把关,严格论证,以使选题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从而更好地发挥媒体批评的社会效应,为当下的文学发展服务。
    另一方面,媒体批评应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的传播效力扩大批评的传播和影响。汤普森说过,大众传播的技术媒介的发展,进一步加强社会互动的空间和时间构成的结果;大众传播媒介扩展了符号形式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有效性,但它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实现的,即它容许生产者和接受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别的中介性互动。在大众传媒时代,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文化传播的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大众传媒作为影响力最大的传播媒介,已居于社会生活的中心,成为了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因此,媒体批评应正确运用大众传媒的运作理念,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传播效力,以扩大批评的传播和影响,使文学批评更顺畅地“飞入寻常百姓家”。另外,在现代信息时代,大众传媒不仅延伸了人们的各种感官,而且还控制着社会的话语权,具有强大的社会舆论导向功能。如今,人们几乎无法不受大众传媒的影响,由此出现了传播学中所说的“从众效应”。所谓从众效应,是指作为受众群体中的个体在接受信息时所采取的与大多数人相一致的心理和行为的对策倾向。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得太快”成为人们的共同感受。内心的孤独和焦虑使人们急切地需要了解外界的信息,以跟上时代的发展和得到他人的认可。于是,我们看到,人们就像一个个容器一样,忙于接收大众传媒的信息。过去的悠闲自在不见了,代之以对层出不穷的信息的追寻。表面上,大众社会的个人非常有个性,但是作为集合体来说,他们是同质化的大众,非常容易受大众传媒的感染。也就是说,在大众传媒时代,个体往往因为害怕被孤立而被迫或潜移默化地服从多数意见,与群体达成一致。因此,大众传媒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位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位。提升大众传媒的品位,也就意味着引领大众向高品位发展。在这种情形下,媒体批评作为文化领域中的活跃分子,应义不容辞地以思想性和文化性提升大众传媒的文化品位,以使其制造出高品位的“时尚潮流”,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

    三、媒体批评作为应用批评应与理论批评实现优势互补
    文学批评一般分为理论批评和应用批评两大类型。传统的文学批评主要是理论批评,它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具有“阳春白雪”的特性;而媒体批评则主要是应用批评,不强调理论的建构,它具有“下里巴人”的亲和力,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两者的截然不同使人们往往把它们看成是二元对立、“水火不容”的东西。但实际上,它们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都属文学批评的范畴,因此它们具有先天的同质性,应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首先,理论批评的创作主体——专业批评家应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积极参与撰写媒体批评。如今,撰写媒体批评的主要是一般的大众和报刊的记者编辑,由于缺乏专业的文学知识,或受传媒的经济利益所驱使,他们写的媒体批评往往存在一些不足。当然,有的专业批评家也积极进入媒体批评领域,但更多的批评家,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媒体批评是“小道”,不能登大雅之堂。他们一方面不屑参与媒体批评,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现在媒体批评对读者大众的影响远远大于传统的理论批评,正视这一点,或许对很多学者来说是痛苦的。这种痛苦,一是源于传统批评“中心地位”丧失,二是因为媒体批评中存在的“恶俗”。但我们前面说过,在大众传媒兴盛的时代,媒体批评的存在和繁荣是必然的。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指出,机械复制时代由于艺术韵味的凋零,相应地在艺术的功能上,就由展示价值代替了膜拜价值。本雅明分析了“灵韵”艺术衰落和后“灵韵”艺术兴起的社会基础:群众在当代社会中的影响增大。他对大众艺术持肯定态度。把以现代机械复制技术为前提的现代大众艺术的出现与发展视为社会进步的表现。所以,对媒体批评,我们明智的做法应是积极面对,而不是消极逃避。一味地横加指责也于事无补。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毁灭终究不是出路。”媒体批评存在不足,但这不应成为批评家对其进行“封杀”的理由,相反,正因为它的稚嫩和不成熟,它才更需要批评家的关注和参与。批评家应积极参与撰写媒体批评,作大众的“良师益友”,使他们树立正确的文学价值观。
    其次,媒体批评应从理论批评中汲取营养,增强精英意识和人文意识。萨特说过,知识分子有两种功能,一是介入社会,在情感上和大众达成互补关系,做公众知识分子;二是守护灵魂,从个人体验的独特性出发,为大众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和方式。就文学批评来说,批评的类型不同,它们各自的功能也会有所不同。现在的理论批评主要是起到“守护灵魂”的作用,而媒体批评则属于“介入社会”的类型。但这两者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实际上,媒体批评很需要理论批评的帮扶。在大众传媒语境下,媒体批评往往有媚俗化的倾向,正如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大众传播媒介的美学意识到必须讨人高兴和赢得最大多数人的注意,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媚俗的美学。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对我们整个生活的包围与渗入,媚俗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美学观与道德。”媒体批评作为大众文化,以通俗性、生动性和形象性赢得了大众的青睐,但通俗不等于庸俗,生动和形象也不应流于肤浅。我们应提倡媒体批评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从精英形态的理论批评中吸收营养,使其具有精英意识和高雅品位,以人文理想作为终极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使媒体批评走出媚俗的误区,自觉地承担起提升大众审美品位的责任,使大众在媒体批评中既得到娱乐,也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而要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专业批评家的积极引导。
    再次,媒体批评需要专业批评家加强理论研究。媒体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就迅速崛起,但学术界对它的研究起步较晚。2000年3月18日,《文汇报》登载了艾春的《传媒批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和洪兵的《期待健全的媒体批评》,这是学术界首次使用“传媒批评”、“媒体批评”的概念,它标志着社会开始了对媒体批评的关注。洪兵认为,要建立健全的媒体批评,必须要有一种审视媒体的目光,而对于公众而言,他们可能并不具备这样的判断基础。艾春则更明确地指出。传媒批评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翼,有着自身的运动方式与运动规律,而如何正面发挥它的社会批判能量,取决于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中的工作。此后,陆陆续续有学者、专家对媒体批评发表评论,一些报刊杂志及研究机构也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如2001年北京文联研究部举办“网络批评、媒体批评与主流批评”研讨会;2002年《南方文坛》杂志社召开“今日批评家”研讨会,《文艺报》召集中德批评家共同讨论媒体批评等等。但总的来说,目前学术界对媒体批评的研究是不够的,专门研究媒体批评的理论性文章很少。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媒体批评需要专业批评家加强理论研究,为它的健康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促使它由“自发”状态进入“自觉”状态。
    最后,媒体批评应为理论批评提供宝贵资源。从1985年开始,中国大量翻译介绍引进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如心理批评、神话原型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等。中国由此渐渐发展和构建了理论化批评,并使其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但批评家在忙于构建理论的同时,却忽略了对当下作家作品的关注,致使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理论批评几乎一统天下,应用批评日益萎缩。媒体批评是应用批评的一种类型,它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当下的文学现象,紧跟文学实践的发展。它的出现,改变了理论批评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批评格局趋向合理。但目前学术界对媒体批评的价值还不够重视,不少学者轻视媒体批评,有的甚至是不屑一顾。其实媒体批评就好比一座蕴藏着丰富原始资源的宝库,需要人们去发掘。钱钟书说过:“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陈思和也说过:“文化媒体能从提高文化品位的角度吸取学术领域的最新信息和知识资源,文学评论的实践既为学术讲台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又借助高层次的学术活动来进一步提升文学批评的品质。学院研究能及时贯通社会信息和反馈传媒批评的得失,尽可能地把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转为社会文化的精神,从而使媒体、学术与文学批评共同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象征。”因此,我们的专业批评家应注意搜集和整理媒体批评,使其成为理论批评的宝贵资源。这样,既使媒体批评有了历史性,避免“昙花一现”的热闹,也能使理论批评走出疏于关注现实、坐而论道的误区。

    阿诺德说过:“伟大的文化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具有一种激情,要将他们时代最好的知识,最好的思想从社会的一端传播、搬运到社会的另一端,使之流行不衰:他们殚精竭虑,要为知识去除一切粗糙的、粗野的、难解的、抽象的、专业的和孤傲的成分,要把它人性化,使它在绅士和学者的圈子之外,也能见成效,与此同时,又保留了时代最好的知识和思想,因而成为甜美和光明的真正源泉。”这也正是文学批评所要努力追求的目标。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有识者来探究媒体批评,推动媒体批评的健康发展,从而使其更好地为文学、文化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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