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到灯塔去》的女性意识

【摘要】在男权话语的框架内,女性生理上的特点与所谓的女性气质决定了女性在社会中的社会角色,于是家庭成为女性问题中不可回避的一个焦点。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表明,所谓的女性气质以及由此决定的女性被限制于家庭中的社会角色,是男权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而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一书中通过对家庭生活的描述与分析,试图帮助女性摆脱家庭的束缚,从边缘走向中心,为研究女性与家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文本。
【关键词】性别角色;女性主义;家庭;《到灯塔去》

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两种生产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1]人类自身的生产则决定了家庭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2]摩尔根关于家庭的这段论述切中家庭的实质,以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它。随着家庭形式的演变,女性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几经变迁,从作为血缘关系的唯一出处而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到把自己从古时存在过的共夫制之下赎出来,而获得只委身于一个男人的权利,到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到现代婚姻一夫一妻制家庭中重新恢复往日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讲,家庭可以折射出女性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所经历过的命运变迁,而且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女性越来越成为家庭的象征,也越来越以家庭为标准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如“贤妻良母”,“贤内助”,“家庭主妇”,“相夫教子”,“夫唱妇随”。尽管家庭暴力从来就不罕见,女性依然会为了家庭而选择放弃,以追求家庭中的终极的幸福。即使在今天,这种自我放弃依然没有根本的转变。揭开家庭温馨的面纱,它对于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幸福的港湾,温柔的陷阱,抑或是窒息的泥潭?家庭是否是女性天然的终极追求?对这些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应该有益于人们对女性的走向提出更加积极、富于建设性的意见。　　一、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角色定位人类最早的女性,恐怕要算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出的夏娃了。尽管人们早已进入了理性时代,对《圣经》的信仰不再停留于字面上,但在感情上对它的依恋却一如从前。《圣经》中的夏娃是一个虚荣下作、毫无抵御能力、幼稚但又充满肉欲的女人,她甚至经受不住一条蛇的奉承,听从了蛇的唆使而吞食了禁果。正是因为这个女人,男人才堕落了,人类也随之堕落了。从那一刻起,女性的角色便已经被划定了:女性应该是庄重的,应该是顺从的,应该听命于她的丈夫,应该为她的丈夫生儿育女(这是上帝对女人的惩罚,她必忍受生育的痛苦)。很显然,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属于女性的社会角色便是妻子与母亲,然而《圣经》对于女人的描述实在有太多的漏洞,女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常识和经验轻而易举地将其推翻。于是, 众多的学者、专家便试图从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不同领域证明女性相对于男性是劣等人。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不稳定性是女性身体的一般组织的极明显特征。比如钙的代谢,相对于男人,女人也表现出更大的不稳定性,加之,她们在经期和孕期还要失去大量的钙,因此,生理构造使女人容易出现内分泌紊乱,而内分泌紊乱会影响交感神经系统,造成神经与肌肉的控制失常。于是,女性被界定为“唯情”动物,她的“循环系统不稳定,容易激动,如流泪、歇斯底里地大笑和神经质等。”[3]而这些特征则决定了女性不是与参加需要付诸理性的较强的行动能力的社会生活当中,换言之,她们只适合呆在某个私人空间里,将自己可能对他人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而对被排除在社会公共生活之外的女性而言,最体面的私人空间便是家庭。实际上,我们只要对这些所谓的事实稍加思考便会明白,由身体结构的不同所决定的女性生理反应,只能证明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需要承受更大的痛苦和牺牲,她们理应获得更多的尊重和关爱。事实上,女性也一直在为自己的权利不懈地抗争。正如波伏娃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在所有的雌性哺乳动物中,女人所受到的异化最深(她的个体性是外部力量的牺牲品),同时她对这种异化的反抗也最为激烈。”[4]在人类学研究方面,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关于亲属关系的研究中指出,亲属关系起源于“人类社会的一个十分普遍的事实:一个男人若想娶妻,就必须由另一个男人直接地或间接地把一个女人出让给他;在最简单的情形下,另一个男人所处的地位是那个女人的父亲或兄弟。”[5]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含义:由于在交换中,女人处于被交换的地位,这决定了女人只能被限定在一个内在的范围里,而不能和男性从事同样的工作,享受同样的待遇。女性对男性的依赖是绝对的。直到上世纪后期,关于性别角色模式的研究依然在证明着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布劳维曼、沃格尔、布劳维曼、克拉克森和罗森克兰茨(1972)的研究报告,不断得出的结论是,“被认为成年人必不可少的特性———独立思考的能力———明确决定的能力———对行为负责的能力 ———是同男性结合在一起的,人们无法把它们想象为妇女自身的特点。”[6]女人相对于男人所表现出的低能以及对男人的依附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无论是弥尔顿的史诗,还是卢梭的充满忏悔与哲思的自传,还是劳伦斯充溢着情欲的小说,甚至在某些女性主义者的文本中,女性特征一直被设想为软弱优雅的心灵、细致微妙的敏感和温柔驯顺的风度。正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十八世纪就尖锐地指出的那样:它们“都曾促使女人的性格更加虚伪、更加懦弱,结果是她们成为社会上更无用的成员。”[7]弗洛伊德的“阴茎嫉妒”理论无疑对女性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认为,女孩在看到异性的生殖器之后,意识到自己的生殖器只不过是一个丑陋的“阉割”后的伤口,她内心感到严重的错误,也希望拥有“那样东西”。这会导致女性严重的自卑情结,由此,弗洛伊德得出的结论是,“女性在身体构造上,天赋有对攻击主动性的压抑作用,并且社会也会加诸她们身上,因而产生了强大的被虐本能的发展,也因此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她们把那朝向内在的破坏性倾向,赋予性欲意义,而与被虐本能相互结合。于是被虐性,正如人们所说的,属于真正的女性气质。”[8]按照这一理论,女性的人格是不健全的,她们无法像男人一样,以一种自信、理性的形象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因此,女性被囿于家庭这样一个安静的空间中便成为理所当然。尽管女性主义者对这些来自“科学”的“证据”不断地予以批驳,她们认为,科学的发现不仅取决于对自然的客观观察,而且取决于对生物体的感受。而“由于男性在变化多端的世界中,不断寻找以建立一种新的认知政治,”[9]从而使得科学、客观性与男性化之间的联系成为一种普遍的世界观。福克斯·凯勒一针见血地指出 “如果说,某一流行的科学观念成为理性和客观标准的依据,科学也同样为新的男性化观念提供了依据。现代科学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是与女性化的事物相对立的,所以,现代科学对自然和女性心有余悸。”[10]这就是为什么在经历了女性主义崛起之后的今天,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认识并未得到有效的改观的根本原因,美国新泽西州一位议员在十九世纪对女性提出的“希望”依然可以看成是今天这个社会对女性的态度:“在我看来,上帝在女性身上铭刻的是一种远为温和、文雅的天性;处于这样的天性,面对公共生活的骚乱和斗争,女性一定会有感于自己无能于此道而回避不迭。然而,她们肩负的是更加崇高、更加神圣的使命。那使命就是在幽静的场所里陶冶未来一代的情操。她们的使命是在家里,借助她们的恭维和爱意,去抚慰从生活的搏斗中归来的男人们的愤怒,而不是要亲自加入到这一斗争去,为那熊熊的烈焰加进一把干柴…”[11]对女性角色做出这样的定位,完全剥夺了女性实现自身更大潜能的可能性,然而这一切却是那样的冠冕堂皇,而扎在女性身上的这“温柔一刀”却迷惑了多少女性,让她们心甘情愿地远离充满了更多机会和挑战的外部世界,为家庭付出自己的一切。随着工业化的发展, 女性逐渐可能走出家庭,投身到政治、经济活动中来,在各个领域也不乏成就卓著、声名远扬的巾帼英雄,但从女性整体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即使是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妇女的劳动依然处于整体经济的边缘,“妇女被赋予自己另外的世界———家庭。”[12]人们曾指望自动化技术能够消除男女两性在生产中存在的体力上的差别,从而使妇女加入公共事务的行列,但事实是,自动化技术使对劳动力的需要减少,妇女在生产中的实际作用也随之减小。而且由于女性需要面对生育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因为休产假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工作;因为照顾孩子而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等等,所以,虽然法律明令禁止性别歧视,实际上,女性在求职、就业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歧视也令为数众多的女性把希望寄托在家庭中。反过来,如果女性将家庭作为自己的归宿,将自己的全部才华和精力奉献给丈夫和孩子,情况会怎样呢?我们可以通过解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经典之作《到灯塔去》中的两个女性:拉姆齐夫人和莉丽找到部分的答案。　　二、虚弱的高雅和艰难的独立伍尔夫的《到灯塔去》虽然创作于二十世纪早期,但当时英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变,加上她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以及她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女权主义思想,这一切使得伍尔夫强烈地意识到,必须解构男权中心体制,才能让妇女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而且,这部作品以她的父母为蓝本,她创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在这部作品中,伍尔夫对母亲的一生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同时也以敏锐的目光揭示出一个将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家庭的女性拉姆齐夫人的悲哀,她希望为女性找到家庭以外的另一条出路,于是,她在书中塑造了另一位坚决拒绝婚姻的女性画家莉丽。基于此,《到灯塔去》一书可以说是我们解读家庭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的经典之作。在众多评论家眼中,拉姆齐夫人温柔善良、富于直觉、善于持家、风度优雅,她是八个孩子的母亲,是男权制社会的理想女性———她渴望去爱一个男人并被他所爱,她敬慕他、服侍他,甚至按照他的意愿喜好去改变自己。她在所有人的眼中都近乎女神般地完美。班克斯认为“希腊神话中赐人以美丽和欢乐的三位格雷斯女神,似乎在绿草如茵、长满了长春花的园地里携手合作,才塑造出那张脸庞。”[13]塔斯莱感叹“她是他平生所见过的最美的人物。”“她的眼里星光闪烁,头发上拢着面纱胸前捧着樱草花和紫罗兰……她从万花丛中轻盈地走来,怀里抱着凋谢的花蕾和坠地的羔羊;她的眼里星光闪烁,她的卷发在风中飘拂。”[14]她的女儿普鲁“觉得有这样一位母亲真是无比幸运,”她希望她的朋友们都能看见她的母亲有多美。[15]在丈夫看来,作为八个孩子的母亲的她 “依然妩媚可爱,新奇动人”。[16]但是,不管拉姆齐夫人在人们眼中有多么光彩照人,她的身份却十分可悲,她只是作为爱情与家庭的附着物而存在,相对于拉姆齐先生哲学家的声望和独断专行的性格而言,除了她美丽的姿容令读者像书中人物一样发出由衷地赞叹,对于她的思想和性格,我们却没有更多的话语,而正是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真实处境,在男性眼中,女性的价值就在于美丽、忠贞、奉献。于是,拉姆齐夫人付出自己的精力和心血,她也收获到他人对她的爱慕和赞扬, 她似乎是这个世界上最更成功的母亲和妻子,但幸福却与她无缘。男人基于自身的欲望而将女性全体归入到点缀这个世界的鲜花之列,于是,女人错误地以为“”美 “就是女人统治一切的手段”,[17]利用自身的美貌,女人让自己成为男人欲望的对象,从而更加靠近一桩“幸福美满”的婚姻,而男人琐屑的殷勤更是让女人在虚荣中一步步堕落,她们以丧失掉自己全部的理性甚至以牺牲自我为代价换取男人施舍给她们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拉姆齐夫人依然是普遍意义上的女性的化身,即使在女性获得很大程度上的解放的今天,也是如此,她们在这个世界上更多地得到的,或者说希望得到的是男人的怜爱而不是尊敬。不管拉姆齐夫人本人是何意图,不能否认的是,正是因了自己优雅的风度和温顺体贴,拉姆齐夫人才能成为所有人瞩目的中心,才能“带着毫不动摇的冷静态度,硬要自作主张把她完全无法理解的命运强加于”莉丽,[18]也才能戴着几分温和的口吻嘲笑莉丽“有中国人一般的小眼睛,而且满脸皱纹,……永远也嫁不出去的;她的画也不会有人重视;”[19]但是,拉姆齐夫人的谦卑并没有给她带来琴瑟和谐的婚姻生活。伍尔夫小说的一个突出的修辞特征就是不断变换叙述视角。拉姆齐夫人心中与众不同的丈夫在莉丽看来却是“心眼儿小,自私,虚荣,个人主义;她被宠坏了;他是个暴君;他把拉姆齐夫人折磨得要死;”[20]最能说明她们之间关系实质的莫过于“到灯塔去”这件事,拉姆齐先生当着孩子的面断然否定了拉姆齐夫人对孩子的许诺,而拉姆齐夫人只能将自己的不耐烦发泄在正在编织的袜子上,并不敢与丈夫做针锋相对的争辩。对于自己在家中所做的一切,拉姆齐夫人自己又有何感想呢?“我虚度年华,有何收获?”[21]在这样惶惑无奈的心境中,拉姆齐夫人只能有一个结局:在被他人充分地欣赏之后孤独地凋零。然而,拉姆齐夫人的可悲之处却在于她仍然将婚姻看作每个女人最好的命运,她劝莉丽结婚,努力撮合敏泰的婚事,结果是莉丽断然拒绝了她的建议,而敏泰的婚后生活非常不幸福,连她最美丽的女儿普鲁也死于难产。婚姻家庭的虚假浪漫与温馨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在拉姆齐先生的心里,美丽的妻子只是一朵娇艳的花,他可以欣赏她,但不会尊重她。小说中与拉姆齐夫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位倔强的女画家莉丽。虽然没有拉姆齐夫人那么优雅的风度,但她却坚守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理性,她不愿意因为眼前的快乐而放弃运用理性去为自己争得产生于平等的真正快乐。尽管拉姆齐夫人认为没有人会欣赏她的画,她却始终没有放弃,并最终完成了她的创作。然而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她的理性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与拉姆齐夫人相比,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也没有人在意她的想法和感受。也许正像沃斯通克拉夫特讥讽的那样,“一个由表现智慧的魅力而激发起别人的更为崇高情感的高尚女性,却可能遭到那些以满足肉欲为快乐的男人们的忽略和冷淡。”[22]通观全书,除了拉姆齐夫人,我们很难再找到另外一个人表示出对莉丽这个女人的关注或关心。莉丽的年龄和个性使她成为小说中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她不动声色地观察拉姆齐夫妇的生活状态,并从中洞悉家庭的实质,她对拉姆齐夫人有一个传神的比喻,“那只手套的扭曲的手指”。[23]在某种意义上,拉姆齐夫妇和莉丽构成了一个连续体,拉姆齐夫妇分别代表这个连续体的两端公共社会和私人领域,而莉丽则处在这个连续体的过渡阶段。她代表了伍尔夫要打破公共社会与私人领域的界限,让女性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努力。然而,伍尔夫对男权中心的批判和解构却是谨慎小心的,她始终没有让莉丽在小说中占据一个显要的位置,莉丽关于家庭、爱情的深刻思考只是她自己的内心独白。如果说,拉姆齐夫人凭着自己娇美的容颜和优雅的风度上能够在众人面前发出一点声音的话,尽管这种声音在男性听来是温婉的、适切的、动听的,男性从中只能听到令他们倍感亲切的关心和呵护,并不构成对男性的任何威胁,而莉丽则从来没有获得发声的机会,更不用说与外界进行思想对俄对撞了。她只能在自己的内心想自己不断地发问:“究竟如何?究竟如何呢?”[24]莉丽的困惑可以从女性心理学的角度得到解释,如果爱情最终就是要发展成婚姻和家庭,问题就是不可避免的,“婚姻中出现的困难,…是作为我们自身发展的结果被我们自己提出来的。”[25]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自主意识的不断提高,女性不会甘愿生活在丈夫的阴影下。不仅如此,夫妻双方的差异和不完美在长期共同的紧密生活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使家庭成为培育失望、不信任、敌意和憎恨的土壤。即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两性间一种本身很好的,即没有焦虑的关系或许仍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26]莉丽是明智的,她没有委屈地接受世俗的幸福,“她渴望的不是知识,而是和谐一致;不是刻在石碑上的铭文,不是可以用男子所能理解的任何语言来抒写的东西,而是亲密无间的感情本身。”[27]她对婚姻、家庭、爱情、女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促使她一直不停地修改她的创作, 直至最后的完成。但她在书中的尴尬处境也向我们昭示着女性走向公共领域的艰难和困惑:如果女性拒绝将家庭作为她们唯一的活动场所,她们是否能够在公共事务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她们是否具备足够的实力与男性一争高下?她们不同于男性的生理构造是否真的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不能构成男性与女性的能力差异?她们在家庭以外所获得的成就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期待、是否能够取代她们在较为闲适和宽松的家庭中所体会到的乐趣?如果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即使女性走出了家庭,也会像出走的娜拉一样重新投入家庭的怀抱。　　三、漫长的解放之路从词源学的角度看,Familia(家庭)这个词在罗马人那里起初甚至不是指夫妻及其子女,而只是指奴隶。Famulus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奴隶,而Familia则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尽管一夫一妻制是迄今为止最进步的婚姻家庭形式,但“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28]《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正是在家庭中被消耗殆尽,“几乎连一个自己能够加以辨认的躯壳也没有留下。”[29]伍尔夫为女性困于家庭之内而无力自拔的命运感到痛心,因此,“如果说拉姆齐夫人象征灯塔的话,那么这个灯塔照亮的正是许许多多像拉姆齐夫人一样的女性既可怜又可悲的生存状态和‘房间里的安琪儿’形象”[30]伍尔夫本人也曾说过,女作家的首要任务是消灭 “家中的天使”。正是出于对女性囿于家庭而不得不通过对别人的依赖确定自己的存在这种生存境况的深刻反省,女性走出家庭,投入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当中一直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恩格斯在他那本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只有现代的大工业,才给妇女———只是给无产阶级的妇女——— 开辟了一条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她们仍然履行自己对家庭中的私人事务的义务,那么她们仍然会被排除于公共的生产之外,”[31]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32]恩格斯的这一观点遭到了女权主义者的反驳,朱丽叶·米切尔认为,恩格斯对妇女地位和家庭的讨论是相互脱离的,废除家庭是毫无意义的。[33]事实上,虽然现代技术的发展为女性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但这些工作往往是一些辅助性的,根本不能成为真正的事业,帕森斯直截了当地指出,“在职业组织内部,她们相当于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的妻子-母亲的角色。”[34]同时,随着技术对人的钳制不断升级,劳动力之间的竞争日益残酷,这也使得一些女性重新将目光投入家庭,而社会上也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信念:“家庭给这个原子化的、混乱的宇宙提供了一块坚不可摧的飞地,在这块飞地里,人们相亲相爱,安全祥和。”[35]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家庭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因此,那些企盼通过回归家庭来摆脱自己与劳动的利害关系的女性最终的结果却是陷入另一场战争。但是,由于在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社会中,女人必须将相当大一部分时间花在生育和抚养孩子上面,她们的生活一直同家庭联系在一起,这使得女性在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时处于一种两难的处境。女权主义者对此也从未达成一致的见解。正如伍尔夫感叹的那样,“女性的生活有一种扑朔迷离的特征,它极端地难以捉摸而又令人困惑。”[36]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只要家庭依然被看作女性自然应该承担的责任,它就不可能成为女性幸福的港湾,而只能是诱骗女性无偿付出的陷阱和剥夺女性自我的泥潭。著名的女权主义思想家朱丽叶·米切尔认为女性的命运是最漫长的革命,这也是对女性与家庭之间关系的精确概括。

参考文献
[1][2][28][31][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5,61,70
[3][4]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29.
[5]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56.[
6]　卡罗尔·吉利根.不同的声音[M].肖巍,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5.
[7][17][22]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M].王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0,31.
[8]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心理哲学[M]杨韶刚,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306
.[9][10]伊夫林·福克斯·凯勒.性别与科学:1990[A].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7:141-165.
[11]　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06.
[12][33][35]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A].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7:2-32
.[13][14][15][16][18][19][20][21][23] [24][27][29]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Z].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30,14,122,38,53,17,25,86,54,107,54,40.[25][26]卡伦·霍尔奈.女性心理学[M].窦卫霖,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117,125
.[30]　王丽丽.时间的追问:重读<到灯塔去>[J].外国文学研究,2003,(4).[34]　Talcott Parsons and Robert F Parsons.Fam ily,Sociali2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M].Glencoe:FreePress,1956.313.[36]　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M].瞿世镜,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