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亚洲资本主义新精神”：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日本的案例分析

摘要：民族主义，尤其是经济民族主义，对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既是正在现代化途中的国家，也是业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必须正视的紧要问题。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对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比较研究，就是这种问题意识的代表。格林菲尔德不赞成韦伯的研究结论（新教理性主义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但认同韦伯的思维方法（资本主义发展有其资本主义精神的动机和动力）。他认定：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实就是“民族主义”。凡是资本主义发展强劲的国家，其民族主义昂扬兴奋。正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推动着现代化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但是，格林菲尔德所说的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现代经济精神”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原教旨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作为一个独立实现工业化腾飞的第一个非欧洲种族，格林菲尔德认为，日本现代化进程速度之快，成效之显著均可谓史无前例，它所创下的记录迄今无可匹敌。究其原因，归结为日本独特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日本式的经济民族主义。

关键词：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现代化

里亚·格林菲尔德（Lian Greenfield），当代美国社会学和政治学教授，著有《民族主义：通向现代性的五条道路》、《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等。格林菲尔德对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对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社会学、经济学的分析，惊奇地发现，凡是资本主义发展强劲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其民族主义昂扬兴奋。正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推动着现代化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由此，他认为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所谓的“新教伦理”，而是“民族主义”，尤其是“经济民族主义”。以下主要根据日本的个案，来解剖格林菲尔德所说的“亚洲资本主义精神”——日本民族主义与日本经济的强劲增长的关系。

一、“叹为观止”的日本现代化与西方解释日本现代化的困境

“无论德国民族主义所导致的经济转型多么不可思议”，“与流星疾雨般突如其来的日本现代化相比，其发展似乎是步履缓慢和华而不实的。”日本的现代化[1]仅用了不到二十年。“无论在社会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这一现代化进程速度之快，成效之显著均可谓史无前例，它所创下的记录迄今无可匹敌。”[2]从历史上来看，“日本人是独立实现工业化腾飞的第一个非欧洲种族。日本似乎也是第一个从封建社会体制直接跨入工业化的国家。”由于日本距离西方国家如此遥远，文化社会政治传统又如此鲜为人知，迄今“日本似乎新奇而陌生，令人难以捉摸。”故此，“对西方观察家而言，无论是从社会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她都是个难解之迷，如同她在政治领域时而表现的一样。”[3]然而，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西方学者依然我行我素地以欧洲的历史经验来解释日本的现代化，既令人“困惑不解”，也造成了“谬误和混乱”。他征引乔治·桑松（George Sansom）和埃德温·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的告诫：不要“用对欧洲历史研究也未必适用的传统方法来对付远东的历史研究”，“欧洲没有可借鉴的先例”用来解释日本的现代化。[4]

二、日本现代化的民族主义解释

对迅猛异常且颇为成功的日本现代化的解释在于日本民族主义同样非同凡响，迅猛异常且卓有成效的发端和传播。“日本现代经济的萌生是民族主义兴起的直接产物”[5]。日本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非常接近于欧洲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发展模式。除了英国以外，同其他各国的情形一样，日本的民族主义也是舶来品，但引进后由于本土的原因而生根立足。而其本土化的原因，则与“本地的民族主义形成前的传统有关的文化差异及其引进的境况”有关。[6]格林菲尔德并不否认日本早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前就已经具备了某些滋生现代经济的条件。“从经济角度看，日本许多世纪以来在东亚社会中始终是一枝独秀，其发达程度大概不亚于西方最先进的前现代经济。”这些条件的存在减轻了向现代经济体制过渡的困难，也“加速了由民族主义所激发的对经济重新定位的过程，亦可部分地解释其高速发展的原因”。[7]

三、德川“国学”：日本民族主义的源头但并非民族主义

日本民族主义的产生尽管受到西方的强大影响，但也有日本自己的源头活水。不过，没有西方民族主义的输入，日本民族主义的源头活水是形不成现代民族主义的。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日本民族主义发展——接受舶来理念的原因和用本国语言对它进行表述——的结构和文化条件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几代人，也许长达一个半世纪。[8]德川时代[9]是日本民族主义孕育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日本“国学”、“儒学”和“兰学”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国学”的作用更大些。但它们仅仅为日本民族主义的发生准备了土壤，其本身并不构成民族主义。里亚·格林菲尔德指出，“国学”是日本一种独特的前民族意识。他举证日本“国学”的代表人物荷田春满（日本“国学堂”的创始人）、本居宣长（日本历史和文学的首批探索者）、平田驾胤、贺茂真渊（“国学”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等人，从中寻找“国学”的“前民族意识”。日本“国学”不再使用中文，而是用“几乎纯正的日本语”；摈弃了现存秩序的理性主义及其书本知识的荣耀，用自发的情感与之对抗，相信这是日本本土传统和思想的特色，是比逻辑推理天生优越的道德指南。声称屈就于中国先哲的知识权威使日本偏离了其上苍赋予的天道——民族伦理规范，而这是日本选择的标志；宣传日本的优越性，将日本置于其他所有社会之上等。[10]本居宣长声称：我们的君王是出自太阳女神的血脉，“我们的国度是宇宙光明女神的故土”；“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的发源地和源泉，在各个方面都优越于其他国家”。[11]平田驾胤也同样宣称：“我们的国度是宇宙众神特殊的惠泽标记”，“创世之神无一不是诞生在日本”，所以，“日本和世界各国有天壤之别，无可比拟”；“日本人迥然不同于并优越于中国、印度、俄国、荷兰、暹罗（泰国）、柬埔寨和世界其他各国的民族”。[12]里亚·格林菲尔德指证日本“国学”与德国浪漫主义（德国民族主义的源头，也是被艾恺称为“最早的一种反现代化浪潮”[13]）极其相似之处（几乎还是同时发生的），两者均诋毁文明并赞美原始的美德，即“自然”的生活方式；均谴责理性主义并褒扬自由表达的观念；均将现实社会等同于邪恶并将无法追忆的过去理想化；均将外国人视为万恶之源。区别仅仅在于：“国学”的理想来自神道，靶子是“儒学中国”；而德国浪漫主义的理想来自朴素的基督教，靶子是“法国”。[14]

四、儒学与日本民族主义的起源

儒学作为日本民族主义的源头，其实是作为“国学”的靶子。日本“国学”痛诋儒学“过分理性”，“对个人利益过于机敏聪慧”。[15]贺茂真渊认为：“日本历来是民心坦诚的国度”，“治理古代日本的依据是天地运行的自然法则。从来不存在像中国那样的斤斤计较的过分理性（指儒家）”；“儒家学说一传到这里……就发生了谋反叛乱”，“儒家思想不仅一再令中国陷入混乱，而且如今正在作乱日本。可惜还有一些不知内情者尊崇儒家思想，认为它是治国之道！这是可悲可叹的态度”，“中国教条引进后腐蚀了人心”。[16]平田驾胤则以对中国社会的攻击来树立日本的形象，他说：“在中国，从一开始就存在邪恶的风尚，人们的行为极不体面得当，而是极端放肆无行。所以古代才有那么多的先哲圣人（“儒学”）给中国人指点迷津……由此看来，日本古代没有道，正是国家值得引以为自豪骄傲的特色。”[17]本居宣长诋毁倾心一切外国观念为“无聊”、“数典忘祖”、“卖国求荣”，而崇拜“将世界光明普照的伟大的女神之道”，认定日本“特别优越于世界各国”。他对儒家“理性主义”大肆挞伐，宣称“古老的民族从来不试图以自己的智慧推理诸神的行为。但后来的人们受中国人的影响，沉湎于理性主义。”[18]里亚·格林菲尔德强调，日本“国学”迅速地由“文化相对论”走向了“文化绝对论”。一开始似乎满足于证明本土文化与一般视为优越的儒教传统平起平坐，接着就以日本文化“原生优越性”的见解取代了要求“平等”的主张。日本“国学”虽然离“儒学”渐行渐远，但是，日本“国学”的方法却源于儒学，如朱熹的“唯名论”和沉重的历史意识。“国学家先是儒学家，后来才成为反儒教者。”[19]但格林菲尔德并不认为“国学家的恐华症以及他们所坚持的日本天生优越论”就是“新生的民族意识的迹象”，“即便是在少数知识分子中也不应如此”。因为：“无论是感动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情绪，还是他们所阐释的独特身份的性质都不具有民族性：他们思想中没有平民主权意识的一席之地。”格林菲尔德的研究结论是：“由政府赞助的传统的朱熹学派的儒学家们已经供过于求，他们之间的竞争想必也是残酷无情的。国学提供了一个职业小环境，人们从中可以躲避这种竞争，而且成功的希望更大。”[20]
五、“兰学”：日本民族主义的“基石”

“兰学”，指的是“荷兰研究”。“该研究使日本的知识分子接触了西方科学并最终了解了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思想”。“兰学”的创始，有学者认为始于新井白石，里亚·格林菲尔德则肯定杉田玄白（著有《兰学的肇始》）是“兰学”的创始人之一。“兰学研究”迫使日本知识分子将西方与自身加以比较，并由此产生了某种文化劣等感。后来，这种感觉促成了西方优势地位的在日本的确立并使西方成为日本的榜样，激发了作为民族国家所必须培育的强烈竞争意识。因此，尽管“兰学”不像“国学”那样特别在意日本身份的本质，但同样为将在19世纪问世的日本民族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基石。当然，“如同国学一样，兰学（也）是一种职业环境，可以保护圈内的人士免受因人满为患而产生的激烈竞争之苦并提高他们的成功几率。”[21]

六、西方民族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及其本土化

格林菲尔德认为，“在被迫向西方开放门户之前，日本并没有什么民族意识。”[22]日本民族意识的产生其实是对西方“现代化”侵略的一个“反应”，而这个“反应”是西方“民族主义”被引入日本并迅速本土化。“民族主义进入日本得益于美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对他们而言，19世纪50年代，民族主义是世界的自然理念，他们不假思索地把民族主义作为他们的认知媒介，无疑会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表露无遗。“门户开放”后不到几年，日本知识分子又在法国人，特别是德国人中遭遇到相同类型的意识，这两个民族最近才改弦易辙归顺了民族主义，而且由于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浪漫本性，提供了这一现象最明确、最富有感染力的范例。日本非常迅速地获得了这一理念，因为它的诱惑异常迅猛、势不可挡，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民族主义不仅已嗷嗷而生，而且为这次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方向。[23]

日本对西方民族主义的接受，与在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一样，“是因为（本国在国际上）地位不一致的状态”所致。西方现代化（主要是工业化和理性化——科学化与效率化）对全球施加的压力，迫使任何国家和民族要么自甘落后，要么全方位接受现代化和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到来之际，日本已经铸就了“模具”，当民族主义被引进时，就已经可以轻而易举地根据新神道主义和国学理论阐述其概念，而新神道主义和国学理论也同样根据其孪生原理重新自我界定，从而包含了新的意义。[24]

七、日本民族主义的本土特征与日本的现代化

传播民族主义并使其本土化的，主要是日本的“知识武士”。代表性的人物，格林菲尔德认为主要有：福泽谕吉（“促使新观念和新理想大众化的最重要人物”；“日本民族主义的传道者”）、木户幸一、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以上三人号称“明治三杰”）、伊藤博文（继“明治三杰”后的“领导层的中心人物”，“被认同为宪法的化身”，“明治三巨头”之一）、大隈重信（“激进的西方化民族主义者”，日本民进党的创始人，“被誉为‘舆论’领袖”，“明治三巨头”之一）、板垣退助（“民族自由”超越“个人自由”这一理想在日本的“首要传道者”，日本自由党的创始人）、山县有朋（“被奉为国家军队之父”，“明治三巨头”之一）等。从这些代表性人物的言行，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日本民族主义的本土特征及其与日本现代化的紧密关系。

第一，“国民”论：“天赋自由”与“独立自尊”。福泽谕吉认为：“国家的独立起源于公民的独立精神。如果陈腐的奴隶精神在人民中如此明显，我们的国家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25]木户幸一认为，每个公民的生活目的是保护他的天赋自由。一个人通过行使个人权利、分担政府义务及帮助政府执政就能达到这一目的。[26]伊藤博文强调：“每个民族成员——无论他是农民、工匠，还是商人——事先必须熟悉政府问题的得失利弊”，不仅如此，“在自己的职业问题上，公民必须给予适当的思考并努力富裕起来”；处理国家事物的根据是民族目标、民族威望和民族荣誉，“人民有义务理解民族目标”，“他们必须把国家看成是自己的家”。[27]大隈重信宣传“权利就是义务，国家命运和荣誉取决于人民对责任的履行”，如果人民没有履行应尽的义务，日本的“民族命运、他的荣誉和她的名声”将处于险境。[28]山县有朋把服兵役认定为公民的“血税”，“因为这是个人用生命之血报效国家”。[29]

第二，“国体”论：“主权在民”与“主权不可分割”，木户幸一、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认为，日本民族在所有（重要的）观点上都高度一致，其国家主权从未被分割过，而且不久以后就被确立为是不可分割的。“必须有一个国家政体和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帝国的大小臣民必须服从一个权力”。但重返专制主义远非他们的本意，他们的真正看法是：天皇是一种新的、令人畏惧的理想的象征，仅仅代表着主权国民的意愿。[30]伊藤博文也认为：“国家就像人体，正如大脑控制肢体和其他部位的多种多样的行动一样，最高权力也应该监督并控制一个民族的全部其他成员，尽管这些成员可能在整体中起不同的作用……人们逐渐承认最高权力必须授予一个人。”[31]

第三，“日本优越”论。伊藤博文赞美：“（日本）社会状况的一种特性（“在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与他人发展温暖感情关系的能力和倾向，把社会当作家庭，使之成为真实——自然且温情——的团体”），（是）任何其他文明国家都无法与之匹敌的。”封建时代日本国民所缺乏的，不是精神或道德素养，而仅仅是“现代文明的科学、技术和物质层面的东西”。日本目前的状态并不是像外国观察者所惯于认为的那样，是由于灌输了一种迥然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文明而产生的结果，而“仅仅是对业已存在的至关重要的品格进行不同的呵护和培养的结果。”[32]

第四，“民族”论：“民族”即“国家”与“社会”。伊藤博文相信，民族认同虽然起源于西方，但它不是自然而然的。民族认同是一种后天特性，有待于政府对人民的教化和指导。大隈重信“提出了日本对民族概念本身的最明确的定义”。他的看法是：“‘民族’一词有两个部分。一是国家，二是社会。如果社会发展无序，国家则不稳定。两者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因此，教育的基本原则是性格的培育。如果只努力获得专业知识而忽视如上所述，人就会变得自私自利。而且，人们为国家和世界的自我牺牲精神将逐渐衰退，这是极其可悲的。这将是对文明的诅咒。避免这种诅咒并获得文明的裨益是模范公民的责任。”[33]

第五，“法治”论：“法律保护”与“民族幸福”。木户幸一认为：“一切都源于宪法”，宪法要“确保能充分反应民意”。[34]伊藤博文认为：“只有在法律的保护下民族幸福才能得以促进”。[35]

第六，“文明”论：“文明民族”与“富国强兵”。确定日本为一个民族国家，意味着对西方社会的接受和仿效，这就使日本卷入了与它们的地位竞争之中。国家的威望、荣誉和尊严，被确定为优先的集体价值，成为“总体利益”的本质。福泽谕吉认为，他最急切的愿望就是提高“我的同胞们的道德标准并使他们真正无愧于一个文明的民族”。[36]大久保利通认为，日本的“当务之急”是“使国家摆脱奴役并切实保障我们国家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尊严”。[37]伊藤博文更是反复重申：“我们国家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文明国家的地位并成为占据文明国家地位的欧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加入这个国际大家庭意味着我们必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只有“凭借向外国展示日本的尊严和实力”，才能“保障她的尊严和独立”。他雄心勃勃地前瞻了日本政府的宏伟目标，“自从明治维新起，我们政府的目标一直是超越世界各国。”[38]正是对国家尊严和威望的集体关注，日本的领导层发出了“富国强兵”的号召。

第七，“自由”论：“民族自由”超越“个人自由”。在日本，自由被认定为自我放弃、融入团体和对团体的责任感。这一理想在日本的“首要传道者”是自由党的创始人板垣退助。他强烈主张：“每个人必须抛弃自私并接受团体精神。人民必须习惯于通过彼此依赖以实现精诚团结”；“民族自由的扩展是个人自由得以完善的手段，也是社会组织的基础”；“如果一个人希望通过政府保护而享有自由，他就必须为获得民族自由而奋斗”。[39]

第八，“平等”论：“对国家的平等义务”。山县有朋认为，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民“都是平等的帝国臣民，他们对国家的义务并无差别”。“明治三巨头”无不坚持认为，平等是明治维新的最高成就，是赠予人民的无价礼物。[40]伊藤博文认为，从最高权力的观点来看，“在立宪制政府下的人民是一体的和平等的”。[41]

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在塑造并明确地阐述日本民族意识的价值时，日本民族主义者选择的是德国模式。伊藤博文就直截了当地认定德国范例与日本在哲学上具有相似性和适应性。但日本民族主义超越了德国模式，创造了日本模式，日本民族主义显然有着“国家主义”和“经济主义”两大特色。这两者的高度结合，既推动了日本经济的起飞和强劲增长，但也有使日本经济脱离正常轨道的危险。“经济扩张主义”一旦失控，就演化为“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日本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八、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与日本的经济现代化

“鉴于其出现的特殊条件，日本的民族主义从问世之日起就以经济为重心并首先发展成经济民族主义。”[42]经济民族主义的基本含义是：认为国家的政治独立与经济实力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国家的独立就势必陷入危难。民族尊严或威望与民族的经济成就息息相关。经济成就成为民族意识中的中心价值观念，甚至成为看待自我价值的至关重要的成分。经济民族主义把一切民族福祉、民族自由、民族尊严、民族价值都从经济角度进行诠释。认为不考虑经济问题，国家的存在是难以想象的。经济民族主义的逻辑是国民“富”而后国家能“富”，国家“富”而后能“强”，国家能“强”而后能“独立”和有“尊严”。因此，“商场”即“战场”，“企业家”即“统帅”，“经济学家”即“参谋”，“工人”即“士兵”，“经济战争”是全体国民的“对外战争”，要“内和而外战”。经济民族主义主要使命就是发掘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国家富裕的一切有效办法。解剖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也可以看出日本经济民族主义的特殊性，从中我们或许可以揭开或领悟日本经济迅速现代化并且创造出超高速增长的秘密。格林菲尔德就判断：“展示出如此令人惊叹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引起西方工业大国恐惧的日本现代经济的萌生是民族主义兴起的直接产物。”在其中，经济民族主义的作用显然高居其他类型的民族主义之上。

第一，“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国民的贫富”。

若山则一（“日本第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宣扬著名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亨利·凯里的观点：“战胜敌人的法宝不是武力，而是财富。”[43]大久保利通在呼吁日本政府采取有力政策促进国内工业发展时，认识到：“一般而言，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国民的贫富，国民的贫富取决于可获得产品的数量。国民的勤奋是决定可获得产品多寡的主要因素，但归根结底，政府和其官员的鼓励和指导是根本源泉。”[44]大久保利通呼吁采取的是政府导向下的工业发展模式。这在工业化初期确实应该如此。他要求政府“不允许任何人玩忽职守”，也“不要让任何人担心找不到职业”。只有“人民富裕了，国家也就自然而然地强盛起来。”[45]

第二，“现代性”即“文明”：国民“独立精神”与“现代经济精神”之重要。

福泽谕吉认为，西方的繁荣景象不能仅仅归功于，甚至不能主要归功于政府官员们明智的管理。他坚信，导致这种繁荣的是“人民的民族情操”（他其实说的是“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和“现代经济精神”）。倘若没有这种情操，政府充其量也只能粉饰一个现代化的外表，和西方的竞争（即现代化的根本目的）也就无从谈起。在福泽看来，这种“现代性”的民族情操在日本实在薄弱得令人可悲。他通常用“文明”指称“现代性”，福泽眼中的“现代性”基本上意味着“现代西方经济”，他说的“文明精神”，就是“现代经济精神”，也就是“民族情操”或“民族主义精神”。他认定文明的最重要的成分——推动现代化进程并赋予其活力的事实——是人民的动机。而人民的动机就是“文明精神”，是“文明的最伟大和最重要的因素”。这种“文明精神”或现代精神是什么呢？福泽坚定地认为：“它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他对国民独立精神的解释是：“独立不单单是指在生存上不依赖他人。它不仅意味着某种内在责任，还意味着某种外在责任，即和全民族同心同德捍卫国家自由和独立的责任。”归根到底，福泽强调，“除非国民具有独立精神，否则文明的表面现象对我们国家而言不过是徒有其表的附庸。”[46]

第三，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将国民凝聚成民族”。

从社会变迁所需要的社会整合系统来说，“民族”与“国家”是走向现代化和实现现代化所必要的依托和控制机制。没有这种控制机制，社会就会产生内爆（社会的失序——停滞、混乱或倒退）或外爆（殖民主义的控制）的可能。福泽谕吉认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将国民凝聚成民族。而后才会出现真正的现代国家。因此，政府必须平等地对待国民，必须将平等置于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地位。必须在国民一体平等、独立自尊的基础上树立国民对民族国家的强烈认同。培育国民的民族独立精神的关键在政府。“不论地位、贫富或才学的差别，要让人人都把国家利益当成自己的利益，都履行对国家的义务。”[47]

第四，经济战争：“内和而外争”。

在日本人看来，经济竞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是没有战争情况下的绝好的战争替代物（但仅此而已），是实现民族目标的仅次于战争的最佳手段。敌人就是西方。民族精神是一种战斗精神，从本质上就是敌视西方。同时它又不是一概排斥西方模式的通常意义上的反西方精神。有必要把对西方的敌视和对西方“文明”的钦佩结合起来。至于经济战争的形式，福泽谕吉主张“内和而外争”。他的解释是：虽然从自由择业的意义上讲，现代性意味着经济自由，但这种自由具有特殊的集体性目的，不能用于追逐个人私利。自由竞争不是为了彼此争斗，“争斗的目标是外国人”，但“他们不是军事意义上的敌人，而是贸易意义上的敌人”，“当今世界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之为生意和战争的世界”，生意也是一种战争，“发动对外贸易战争”是“商人的公共义务”，日本必须“在贸易和工业、科学和艺术，及其他一切领域里与外国人抗争”，“如果我们能够赢得这场智慧之战，我们就能提高国家的地位。如果我们战败了，国家的地位就会遭殃。”[48]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任何一个明治维新后第一个十年中日本经济景象的观察者要是没有注意到‘福泽谕吉那富有影响力’的言辞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福泽谕吉关于“商业是战争的最佳代替物”的观点是这个时期中“最响亮的声音”。1880年第一期《东海新经济评论》的社论就代表了日本人对“经济战争”的一般看法，也是对福泽谕吉“经济战争”理论的最好注脚。社论认为：“我们当今把外国人基本上看作是平等的人类，我们试图用经济与他们战斗——战争的手段是贸易。”[49]

第五，新商人精神：“民族重于利润”。

日本经济民族主义者和具有“现代经济精神”的人对日本旧时代的商人一概排斥，认为他们一心只顾眼前利益，将败坏日本商业在国外的信誉。主张“封建”时代和德川时代的商人要统统让位。一种新型的、为民族主义竞争精神（有人称为“新武士道”）所驱使的生意阶层将取而代之，肩负起领导日本进入经济现代化时期的特殊使命。西村茂树主张：商业人士，“作为直接与外国人搞贸易的人，必须勇气过人、素质高超、人品上必须完全有别于封建时代的商人。”[50]人称“日本资本主义之父”和“日本企业庇护神”的涩泽荣一（参与日本约500家公司的组建，出任过100家公司的总裁）建议，企业家要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为人处世更要像个绅士，也就是像个具有儒教价值观修养的武士，“要通过学习并实践《论语》的教诲”，如“富与贵乃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乃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来树立行为典范，因为它“十分符合现代经济精神”（涩泽荣一的经济论公式是“《论语》加‘算盘’”）。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虽然并非所有的企业家都像涩泽荣一那样给生意赋予高尚的品质并研习《论语》。然而他们无一例外地赞同已经完全现代化了的武士伦理——“新武士道”，这一伦理的精髓是无私地，事实上是不惜牺牲自我地，献身于效忠国家的职责。蔑视为追求财富而追求财富，坦言他们很少考虑个人利益。他们的动力不是源于个人私利，无论它多么正当，更不是源于贪得无厌。实际上，他们的动力来自民族主义。他们中有些人依然厌恶金钱，但为了民族利益，他们必须忍耐令他们感到不快的事情。[51]

第六，企业伦理：“万众一心”。

在日本，除了学校和军队，公司也承担着对民众的道德教育责任，向他们灌输无私奉献和蔑视个人利益的道德规范。民族化和现代化的武士伦理——新武士道——通过公司的规章灌输给每一个雇员。公司希望大部分从农民中招收的工人也成为“企业战争”的士兵并共享“实业家”的荣耀。时至今日，这些规章仍在发挥作用。日本一家企业的厂歌名为“万众一心之歌”最能说明问题。日本企业家认为：“效忠和热爱祖国的精神不仅限于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它还表现在业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中。[52]日本公司中的家庭主义传统根深蒂固，不过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家庭主义，而是把公司视同家庭的新家庭主义。雇主为家长，而员工为家人。雇主与员工并不需要具有血缘关系。日本传统的家庭主义对这种新家庭主义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另外，终身雇佣制度和广泛的福利计划制度加强了这一观念。由此形成了日本公司雇员中普遍存在的对本公司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认同感，将企业家宣称的利益完全看作自己的利益。格林菲尔德说：“既然对企业家而言，经营的目的是为国服务，劳动者就这样皈依了民族主义。”[53]

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强烈要求日本国民必须具有为国家“致富”的意识，把“经济”视为“战争”，把“民族利益”置于“私人利润”之上，信仰“内和而外争”和“万众一心”的“新武士道”经济伦理。确实有利于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追赶和超越，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只要民族主义的动力不竭，从长期来看，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能够达到的。不过，值得忧虑的是民族主义的异变也会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

结语

民族主义，尤其是经济民族主义，对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既是正在现代化途中的国家，也是业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必须正视的紧要问题。社会科学家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结合的角度来探索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无疑是社会科学综合研究创新的产物，也是对马克斯·韦伯（重点探索宗教伦理与现代化关系）以来社会科学致力于探索民族文化精神或资本主义精神与现代化关系的最新视点。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对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比较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格林菲尔德不赞成韦伯的研究结论（新教理性主义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但认同韦伯的思维方法（资本主义发展有其资本主义精神的动机和动力）。他探讨了民族主义在欧洲的起源与对外传播，重点对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五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案例分析。他认定：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实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发源与英国，但在传播过程中结合了被传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从而得以本土化。凡是资本主义发展强劲的国家，其民族主义昂扬兴奋。正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推动着现代化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但是，格林菲尔德所说的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现代经济精神”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原教旨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作为一个独立实现工业化腾飞的第一个非欧洲种族，格林菲尔德认为，日本现代化进程速度之快，成效之显著均可谓史无前例，它所创下的记录迄今无可匹敌。究其原因，归结为日本独特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日本式的经济民族主义。格林菲尔德认为，日本的民族主义虽然嫁接了德国民族主义的模式，但显示出鲜明的日本特点。日本民族主义有着“国家主义”和“经济主义”两大特色，而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则把“经济”视为“战争”，把“民族利益”置于“私人利润”之上，力主“内和而外争”和“万众一心”的“新武士道”经济伦理。格林菲尔德的探索是挑战性的，也有深刻的启发意义。虽然他的研究结论可能有所偏向，例如他故意回避“新教理性主义”在欧洲民族主义中的地位，其实他在分析经济民族主义时，无疑又有“新教理性主义”的影子或者说是吸收了“新教理性主义”的合理内核，但不管如何，历史无疑地证实了民族主义对现代化的强劲影响。

[1] 里亚·格林菲尔德所指的日本现代化标准包括：转变为新颖的、现代形态社会，其所有成员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个体，超越了社会阶层界限；政治秩序合法合理，政府客观超然；经济始终如一地定位于增长。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

[2]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

[3]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8页。

[4]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页。

[5]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8页。

[6]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页。

[7]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8页。

[8]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页。

[9] 里亚·格林菲尔德高度评价了日本的德川时代：“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德川时代的日本既不落后也不‘欠发达’。其政治异常稳定，文化欣欣向荣，从某些角度看‘甚至绚丽多彩’，经济繁荣昌盛，‘按人均计算超过任何亚洲其他民族’，而当时的亚洲并不弱于欧洲。我们知道，‘在智力和体制上，德川时期是日本历史上最富有活力的时代’。在18世纪，‘也许没有一个同代欧洲社会比日本更典雅’”。见[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页。

[10]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4页。

[11]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

[12]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326页。

[13] 参考[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4]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页。

[15]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页。

[16]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330页。

[17]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7页。

[18]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330页。

[19]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页。

[20]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332页。

[21]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7页。

[22]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2页。

[23]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2页。

[24]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2页。

[25]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页。

[26]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页。

[27]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385页。

[28]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387页。

[29]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2页。

[30]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6、367页。

[31]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页。

[32]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377页。

[33]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页。

[34]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页。

[35]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

[36]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1页。

[37]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2页。

[38]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2页。

[39]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

[40]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2页。

[41]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

[42]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7页。

[43]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9页。

[44]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0页。

[45]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页。

[46]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433页。

[47]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433页。

[48]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6、437、438页。

[49]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页。

[50]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0页。

[51]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页。

[52]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0页。

[53]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