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扫描

【作 者】陈墨
【作者简介】陈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088)
【内容提要】本文全方位地对金庸及其小说进行了一次扫描，不仅介绍了金庸先生的生平业绩，也总结归纳了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及其成就，同时还讨论了金庸小说的影响以及与之相关的雅俗之争的问题。
【摘 要 题】台港澳海外华人文学
【关 键 词】金庸/小说/成就
【正 文】
　　　　一
金庸本名查良镛，金庸是他写作武侠小说时使用的笔名（注：金庸这个笔名，是查良镛先生写作武侠小说时使用的，此笔名中的“金庸”二字，是由查良镛的“镛”字一分为二而来。严格说来，在作者开始写作武侠小说之前，不应该用金庸这个名字叙述查良镛先生的故事，但这篇文章专门谈论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了叙述的方便，我想还是一律用金庸这个名字称呼查良镛先生为好，特此说明。），1924年生于他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海宁查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金庸先生在《鹿鼎记》第一回的注释中说到他的祖先在康熙时代曾经出现过包括大诗人查慎行在内的“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1] (p37)的盛况。
金庸先生自幼聪颖而个性突出。在初中三年级时，年仅15岁的金庸就和同学合著并出版了第一本书《献给投考初中者》，大获成功。继而考入浙江省立联合高中，1941年，在高中读书期间，因为在学校壁报上发表自编文章《阿丽斯漫游记》讽刺本校的训导主任，被学校勒令退学，不得不转学到浙江省衢州中学就读。1944年考入中央政治大学外文系，又因与国民党职业学生冲突，向学校投诉而被勒令退学。其后小说《神雕侠侣》的主人公杨过先是不容于桃花岛，后来又从全真教门下逃离，如此经历，似有作者自叙的痕迹，难怪作者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年轻杨过的人性与情感立场上，从而使金庸的创作出现了重大转折。
少年时代即遭遇抗日战争，中学时代在辗转迁徙中度过，母亲在战乱中病逝，自己也曾在随学校迁徙途中病痛交加，对战乱之苦的品尝当深刻入骨。所有后来的小说中大多选择异族入侵时代作为人物成长的历史背景，比之他人纯粹遐想虚构的武侠小说，金庸的作品中多了一份浓郁真切的人生滋味。
从大学退学之后，年轻的金庸在重庆中央图书馆阅览室找到了一份工作，不光是解决了自己的生计，更重要的是可以继续看书学习。直到抗战胜利结束后，金庸回到故乡，在杭州任《东南日报》外勤记者及英语电讯收译员。1946年到上海，再入大学校门，到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课程。恰好这一年上海《大公报》招聘人才，金庸在激烈的竞争中名列前茅，被录用为该报的国际电讯翻译。1948年，被《大公报》派往香港任职，由此彻底改写了金庸的人生道路。
金庸最初的人生理想并非成为文学家，当然更不是企业家，甚至也不是新闻家，而是外交官。所以，大学的目标是中央政治大学外文系，退学之后仍不改初衷，进修国际法等专业课程，并且苦学勤思，终有建树。1949年发表《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等多篇国际法专业论文，引起了知名学者国际法专家梅汝璈等人的赞赏和重视。新中国成立之后，金庸应梅汝璈先生之邀北上赴京到外交部求职，结果未能如意，失望而归。但塞翁失马，祸福难言。西人云，是金子就会闪光，失望而归香港的金庸奋发图强，终于创造出了一番辉煌的业绩。
首先，是1955年开始了武侠小说的创作。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连载，就让人耳目一新；第二部小说《碧血剑》在《香港商报》连载，名声更著；而到第三部小说《射雕英雄传》继续在《香港商报》连载的时候，更是洛阳纸贵，满城争睹，从此奠定了新派武侠大宗师地位，被称为“武林盟主”，其声誉开始超过香港另一位杰出的武侠小说家梁羽生。此后的《神雕侠侣》等作品，都不断更上层楼，直至1972年完成巅峰之作《鹿鼎记》后宣布不再写武侠小说。其后花费10年时间对过去17年间创作的全部15部武侠小说进行修订，其作风和成就在武侠小说家中均属独一无二。
其次，他还是一位成绩不俗的电影评论家、编剧和导演。从1952年《新晚报》复刊，金庸被调任该报副刊编辑时起，就开始经常用姚馥兰——即英文Your Friend的音译(意为“你的朋友”)——为笔名撰写电影评论，继而以林欢为笔名撰写《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并被电影公司采用。进而于1957年进入长城电影公司，分别与程步高、胡小风合作导演了影片《有女怀春》(1958)和《王老虎抢亲》(1959)等。
其三，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金庸于1959年离开长城电影公司，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作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明报》，到1993年金庸宣布辞去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职务的时候，明报企业已经是一个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拥有日报、晚报、周刊、月刊、出版社等多个传媒单位的上市集团公司。
其四，是一个卓越的新闻观察家和时事评论家。明报的成功，首先固然是因为创办者的经营才干，同时也因为金庸小说的连载不断吸引读者——从《神雕侠侣》开始，此后金庸的所有武侠小说都是首先在自己的报刊上连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金庸先生在《明报》工作的三十多年中几乎每天都要亲自撰写一篇《明报》社评，吸引高层次的读者。金庸先生因为撰写出大量具有远见卓识、深入独到的社评文章，被香港新闻界称为“香江第一健笔”。

其五，是一个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作为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和具有影响的传媒领导人，金庸先生曾经会见并采访过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严家淦、蒋经国等海峡两岸最高领导人，为两岸的文化社会交流和政治统一大业奔波努力。在香港回归过程中，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提出香港政治体制的“主流方案”，为香港回归大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最后，是一位好学且博学的学者。多年来，金庸先生勤学不倦，在国际法专业、中国历史专业中尤其学有所长，撰写出多种高质量的论文和著作。1988年获得香港大学名誉教授荣衔，其后又获得加拿大UBC大学D. Litt荣衔、中国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英国牛津大学两所学院的荣誉院士、剑桥大学两所学院的荣誉院士，后来被聘为中国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院长，并非偶然。
由上可见，金庸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金庸先生的作品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上面提及的武侠小说、电影评论、电影剧作、电影导演、近万篇新闻评论、国际法专业论文等等之外，还有历史学著作《袁崇焕评传》、文艺随笔《三剑楼随笔》（注：《三剑楼随笔》是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三人从1956年起在《大公报》上开设的一个文艺随笔专栏，后结集出版同名著作，其中金庸先生的作品占三分之一。） 等。
　　　　二
这里要说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和与之有关的雅俗之争问题。
早在1980年，台湾著名出版家沈登恩先生就首倡“金学研究”即金庸小说研究，并征集稿件，首先推出倪匡先生的《我看金庸小说》一书，进而出版倪匡的《二看金庸小说》、《三看金庸小说》、《四看金庸小说》、《五看金庸小说》，温瑞安的《谈笑傲江湖》、《析雪山飞狐与鸳鸯刀》、《天龙八部欣赏举隅》，舒国治的《读金庸偶得》、薛兴国的《通宵达旦读金庸》、杨兴安的《漫笔金庸笔下世界》、苏兆基的《金庸的武侠世界》、刘天赐的《韦小宝神功》、陈沛然的《情之探索与神雕侠侣》，以及作家、评论家三毛、罗龙治、翁灵文、杜南发等人的金庸研究文章合集《诸子百家看金庸》之1-4册等“金学研究丛书”多辑。现今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接替远景公司出版金庸研究丛书，易名“金庸茶馆”，到目前为止业已出版近40种（注：笔者的著作《侠客金庸》和《视觉金庸》被称为38、39种，已出版。）。
大陆方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冯其庸教授在1985年创刊的《中国》杂志第一期上撰写的《读金庸》一文首倡金庸小说研究，其后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南开大学宁宗一教授、人民大学冷成金教授等或撰文将金庸研究提上学术研究的议事日程，或开讲座将金庸研究引向大学课堂，开拓了金庸小说评论和研究的先河与新的园地。笔者也曾出版多种金庸小说研究著作。
进而，1988年5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和中国现代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了“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东西方各国40余名学者与会或提交研究论文；同年11月，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和远流出版公司又在台北联合举行“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英、美、澳、以色列以及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26位学者发表论文。其后，北京大学也于2001年举办了“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数十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出席并提交论文。至此，金庸小说研究，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科目。
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一川教授主编的一套“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列入文学大师行列，曾引起过广泛的争论，批判的声音震耳欲聋。而今，金庸的武侠小说又要被列入“世纪文学六十家”，想必又会有新的争议出现。对金庸小说的评价上有不同的意见，这很正常。
我同意严家炎教授的说法：“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 我想，应该很少有人会怀疑金庸是武侠小说大家，是通俗文学家中出类拔萃者。
然而金庸的小说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显然属于通俗文学范畴。如此，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通俗的类型化的武侠小说能不能或者说有没有资格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有没有资格即能不能进入文学经典的行列？
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显然与我们的文学史观有密切的关系。通常讲解和学习文学史，都是在讲解和学习文学经典的历史，中国文学史当然也不例外。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南戏、明清小说及其四大名著等等，都是堂皇的中国文学经典。在不知不觉间，我们会形成一种比较普遍的观念或印象，那就是觉得文学经典与通俗艺术的雅俗之分有如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实际上，这种观念和印象多少有些似是而非，其中多半是想当然耳，颇似佛家所言的“所知障”，本质上不过是我们自以为是。要证明这一点其实并不难，只要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的“出身”做一点统计分析，就不难发现，在文学史上地位崇高的经典作品之中，不少是由通俗形式中选择和升华而来：诗经中的国风就是如此，汉魏乐府的经典也是这样，唐宋话本显然是从通俗中来；而明清小说的四大经典，恰恰是中国古代通俗文学四大叙事类型的代表作品：讲史类型的《三国演义》、武侠类型的《水浒传》、神怪类型的《西游记》和言情类型的《红楼梦》，其他如“三言二拍”等等，就更是彻头彻尾的通俗典范。

如果考察唐诗、宋词、元曲的兴衰替代的历史，还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词为诗余，曲为词余，从另一个角度看，词比诗要通俗，曲又比词更通俗，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曲被词代、词被诗代，而是恰恰相反。也就是说，通俗之“余兴”总是代替了正经典雅。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当一种文学形式、诗歌体裁过度高雅乃至成为正经的时候，它的生命力呈现衰弱的迹象，从而多半要被更新、更通俗、更自由因而更具生命力的形式所取代。其间的奥妙，在于传统社会中，主流的政治历史文化常常对非主流的文学艺术形成强大的诱导和影响，甚至造成对文学艺术的压迫和扭曲。文章被视为“经国之伟业”，所以要“文以载道”；进而要求文学艺术也如此，至少要“诗以言志”，而缘情而发的歌唱和娱乐身心的叙述自然要被拥挤压迫到边缘，上不了台面。以至于在文化正宗及其传统史家视野之外，形成了广阔的自由隐秘的通俗文学世界。现代的文学史家检点艺术历史遗产，自然不能回避通俗中的无限珍藏。
我这样说，只是要证明通俗文学类型作品中的佼佼者，照样可以进入文学经典的行列，照样可以进入文学史。而并不是要进一步证明，通俗比高雅更好，或者通俗才是文学发展的唯一方向——之所以要打这个预防针，是因为不少人头脑中的“一元化”观念根深蒂固，总要将事情绝对化，总相信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雅俗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文学史的发展其实并非如此简单，正如人类学术思想史的发展一样。有科学史家甚至将科学史及其发展形容为一系列的“猜想与反驳”，何尝一定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对即错？我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我们所谈论的真理常常不过是一种个人的意见，而真正的真理则多半是所有意见的总和。如是，载道也好、言志也好、缘情也好，认知教育也罢、审美愉悦也罢、娱乐消遣也罢，何妨各有侧重而共存共荣？
说到雅俗之争，在我研究的专业——电影史领域也无处不在。法国的新浪潮电影作者往往不大看得起美国的电影人，觉得美国的那些电影不过是些通俗的商业化产品；有意思的是，同在美国，纽约的电影艺术家也看不上好莱坞的商业片，常常标榜自己而不愿意与他们同列。实际上，法国的戈达尔固然卓越，纽约的伍迪艾伦也很优秀，好莱坞出身的卓别林、大卫里恩、斯皮尔伯格同样也有他人不可取代的卓越、优秀和精彩。值得警惕的是，许多中国电影研究者和评论家为此纷争不息，十多年前拥护法国或纽约艺术派而攻击好莱坞是一种压倒一切的时髦，而今却又有人倡导好莱坞的商业经验而将法国新浪潮和纽约电影艺术家的个人书写视为禁忌，何以咱们总是要这样一阵风，而不学会明智和宽容呢？——这一问题过于复杂，显然超出了本文题旨，赶紧就此打住。
　　　　三
当然，通俗文学家可以进入文学史的殿堂，通俗文学作品可以成为文学艺术的经典，但却并不是说所有的通俗文学家都可以进入殿堂，正如不是所有的通俗文学作品都能成为文学艺术经典。
金庸小说之所以受到武侠小说读者的格外喜爱，受到小说研究者的青睐，且受到当代文学史家的推崇，以至于凡有华人存在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的流行，进而还被翻译成英、日、韩、越南、马来等不同的语种，在东亚、南洋、北美甚至西欧等不同国家、民族的读者群中引起阅读和评论的热潮，自因金庸的小说确有其多方面的成就及其不可忽视的独到之处。
首先，在现代汉语白话文叙事艺术方面，金庸的小说有其重要的建树。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及现代文学，从白话文运动即打倒文言开始，从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但在这一运动过程中，现代汉语文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在不少现代作家的笔下，传统的文言固然已被打倒，但欧化的现代文言却又在悄悄形成，以至于在脱离口语白话这一点上形成了一种与传统文言异曲同工的“文艺腔”，在这些作家的笔下，汉语的发展几乎迷失了方向。而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文学史上又由于对文学的通俗化的强调，尤其是对汉语规范化的过分强调，使得一些作家的语言天赋和叙事个性受到了较大的压抑，以至于形成了千部一腔——报纸腔或檄文体——的奇异局面，汉语发展的生机由此受到了相当大的挫伤，作家的语言个性和创造性几被扼杀，由此，汉语言文学走向了更大的迷途。
金庸小说在新时期流入大陆地区，受到广大小说爱好者的热烈欢迎，首先就是因为在语言上就让人倍感亲切，多有耳目一新之感。一方面，金庸小说的叙事坚持了汉语白话的传统，琅琅上口，蔼然亲切，让人沉醉。值得一说的是，由于金庸曾受到新文艺思潮的洗礼，小说的最初稿也曾有许多“文艺腔”，直到修改定稿的时候才有意识地恢复通俗白话的纯朴风貌。如《碧血剑》、《飞狐外传》等书修订版的后记中说这些小说的大部分语句都经过了修改——改掉了“文艺腔”，而代之以通俗与纯正的白话。另一方面，金庸小说语言虽力求通俗化，但却并非平白如水，更不是庸俗不堪，而是将方言、经典、现代观念和作者的语言个性融汇贯通，使之平易近人、生动活泼而又津津有味。金庸小说虽不见得是现代汉语创作的崇高典范，更不能说是现代汉语发展的唯一目标，但其语言艺术的特色和成就显然值得注意、值得研究也值得珍惜。中国教育部批准选择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部分章节作为中学生阅读教材，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其次，金庸作品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上，有着独树一帜的卓越成就。红学家兼金庸小说研究专家冯其庸教授说：“金庸小说的情节结构，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我敢说，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小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3]
金庸小说的结构是否登峰造极，这当然可以讨论。但中国古典文学诗歌优于小说、抒情文学优于叙事文学，这一点应该是一种共识。而就叙事文学范畴言，短篇故事相对优于长篇小说，除了《红楼梦》等极少数例外，大多数长篇小说在结构方面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明显缺陷。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古典小说很少有真正的文学性叙事结构——大部分叙事作品都不过是依附于“演史”的历史线索，或服从于“讲经”的演绎需求——这并不奇怪，中国人的精神活动方式，传统上也是玄妙的感悟优于逻辑性的思辨。这种独立文学叙事艺术结构的缺乏，在现代文学中稍有改观，但叙事结构的杰作仍然少而又少。我们的长篇小说叙事大多是重复某种故事模型，要么老结构不断复制，即或是重演历史的顺序或是演绎经文的概念思路；要么是线性深入的即兴信天游，走到哪里就是哪里，缺少真正独立的具有创造性的艺术途径与目标。
金庸小说在叙事结构方面的成就，在于它超越了通俗文学叙事类型的局限，既非演史，亦非讲经，更不简单重复诸如复仇、寻宝、仗义伏魔等故事套路，而是将一定的历史背景、多彩的江湖想象和曲折的人生故事组成完整的“三维”叙事空间，对小说情节内容在结构上打开大阖而又布局精密，自由挥洒而又法度谨严，山重水复直至柳暗花明。早在第二部长篇小说《碧血剑》的创作中，作者就显示出了超群的结构技艺：从海外来人开始到主人公归隐海外结局，从开篇张朝唐受到明朝官兵的诬陷抢掠到最后受到李自成军队的诬陷抢掠，从开始的袁崇焕忠而被谤到李岩的信而被疑的结局，充分显示出了作者的历史观点，同时更创造了极为可观的有意味的艺术结构。此后《射雕英雄传》等小说将“成长小说”类型改造成历史/江湖人生的精彩书写，同时按照古人以五岳喻五经，以华山比喻《春秋》即历史史册的文化经典，以华山论剑的故事创作出这部小说的历史象征体系。金庸此后的每一部小说，都有其独特的结构方式和结构意义，只是评论家缺乏足够的敏感，因而很少去专门研究。而评论家研究家的缺席本身，则又可以看成是中国叙事文学结构不能发达的一个原因、理由或证明。再次，金庸小说有着新鲜的人文气息，突出的人文价值和卓越的人学成就。
中国新文学或西方近代文学最突出的经验，就是大张人文旗帜，催促人的觉醒，鼓吹“为人生的文学”，声言“文学即人学”的主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而传统的中国通俗文学的局限恰恰在于其生机勃勃的民间观念和世俗趣味得不到如此自觉的人文主义价值的衡量和支持，从而一部分作品堕入暴力、色情、巫术迷信的深渊，而另一部分作品则自称为道德的教科书，更有许多作品则是在欲望书写和道德训诫两张皮内迷失本性。没有迷失本性的武侠小说作品，也大多数停留在通俗故事的层面上，即只注重故事而不注重人物，其中的人物大多数非常简单，近乎概念符号，黑白分明，神化了的英雄和妖魔化了的坏蛋加上一些没个性甚至没面目徒有姓名的其他众生。即使故事很好看——看得多了其实也不是很好看——其中人物不鲜明，人生的经验非常淡薄，更谈不上对人性的深入发掘，回味之处实在不多，文学价值也就不高。
如果说金庸小说与其他武侠小说有怎样的重大不同之处，那就是，金庸小说在小说叙事中确立了人本的立场，且努力于人性的发掘和表现，孜孜以个性书写的努力追求。如前所说，金庸从第三部小说集《射雕英雄传》开始，引入了成长小说的模式，将主人公的成长作为小说的重要叙事内容和结构的框架，此后绝大多数作品都照此形式，使得金庸小说中的历史和江湖成了叙事的背景和环境，而人物的成长和人生的经验、人性的内容和个性的发展才是小说叙事的主要内容。进而，在金庸小说的创作历程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小说主人公人格模式的不断变化，看出作者不断将小说人物拉下神坛并植入人间的富有成效的努力。“射雕三部曲”中，如果说《射雕英雄传》的主人公郭靖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英雄，那么《神雕侠侣》的主人公杨过则已是一个反传统的个人主义者，他所秉持的实际上已经是现代人的人生价值观念，而他的热情冲动、敏感偏激的个性大大突破了传统的英雄模式。第三部《倚天屠龙记》的主人公张无忌则更加了无神气却人气丰饶，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和我们普通人更加相似些”[4] (p1593)。其他小说如《连城诀》中的主人公狄云的故事发端于现实生活的经验和记忆[5] (p395)，小说的内在主题也正是对人性贪婪病态的深刻批判和辛辣讽刺。而《侠客行》虽是地道的传奇，但其中的情仇故事，尤其是父子、母子之情以及溺爱悲剧即“望子成龙反成虫”的结局明显融入了深厚的中国传统家教文化的辛酸经验和惨痛教训。
最后，金庸小说的一个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既不重复他人的作品，同时不断进行自我突破，从而极少简单的自我重复。这正是金庸小说的创造性所在，也正是其难能可贵之处。

通俗文学难登大雅之堂，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类型化的局限。极端的类型化，甚至成为简单的叙事公式，以至于千曲一腔乃至千人一面。多数武侠小说家的作品都在重复他人，即不断复制有关报仇雪恨、夺宝杀人、行侠仗义及其正邪冲突的故事。而一些成就较高的作者，虽能创造出自己的故事内容或叙事风格，但一旦成功便开始不断自我复制，看一部觉得新鲜，看得多了自会厌烦。如何出新是所有有志向的武侠小说家的共同梦想，而不断复制他人或复制自我则是多数武侠小说家的梦魇或宿命。
金庸小说却不是这样。虽然，作为武侠小说，自然不能避免学艺、复仇、情爱、夺宝、仗义、伏魔等等故事原型，但在金庸的笔下，这些武侠故事的原型只是一种情节叙事的元素，而非故事的主体，更不是故事的全部。在金庸、梁羽生的小说中，历史上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常常成为小说的表现对象，从而民族存亡和为国为民的道义常常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统制着其中所有的武侠元素，从而改变了武侠小说的叙事方向和叙事形式。进而，在金庸的小说中，人生成长的故事模式，自然会引主人公个性的不同而引导出不同的主题目标和情节走向。前述“射雕三部曲”的三位主人公性格的完全不同，就是作者刻意为之的见证。更重要的是，金庸还在不断追求思想主题和叙事风格方面的变化和突破。《天龙八部》从宗教的角度透视人间苦难和人性弱点之间的隐秘关联，博大精深，如禅书道藏；《笑傲江湖》则从权力斗争角度书写江湖故事，从而将武侠小说写成了中国政治历史的深刻寓言。而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鹿鼎记》则通过韦小宝这一人物形象地塑造，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了极具典型化的文学书写，对中国历史文化作出了深刻的寓言式的深刻总结。
在小说主人公的人格模式上，金庸小说从儒家之侠、道家之侠写到佛家之侠；进而从《连城诀》对侠世界及其侠观念的疑惑和否定，写到《鹿鼎记》对侠文化的彻底解构和颠覆——这已经是一个武侠小说作家所能达到的极限突破——可见作者的思想探索和艺术创新意识追求贯穿创作过程始终。而语言风格上，这些作品也各不相同，与主人公性格和作品的主题相得益彰。在完成《鹿鼎记》之后，金庸不再写作新的武侠，除了客观上的工作繁忙的因素之外，相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作者的急流勇退，走上巅峰之后若无新的突破便宁可搁笔不写。这也证明金庸小说创作的严肃性，和对创新发展的严格要求。
此外，值得一说的是，通常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成就主要是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金庸先生自己在《鹿鼎记》的后记中也说自己的作品“长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后期的比前期的好些。”[6] (p1991)此说虽然大致不错，但若认为金庸的三部中短篇作品不值一提，那就出错。实际上，这三个作品也是风格多样，各具特色，成就斐然。其中最短的小说《越女剑》在金庸先生自拟的作品书名首字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中没有被列入，从而一些仅仅由这幅对联记忆金庸小说的读者可能会有所忽视，实际上，这部作品非但是金庸真正的压卷之作——它写作于《鹿鼎记》开始连载之后，发表于《鹿鼎记》结束连载之前；且小说语言简练精干，情感丰富多彩，对历史与人性的思索和表达都已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中篇小说《鸳鸯刀》是一部为拍摄电影而创作的幽默喜剧小品，语言幽默生动，人物憨实可爱，结构精巧奇妙，寓言深刻有味。另一部中篇小说《白马啸西风》则以言情见长，语言缠绵悱恻，情感惆怅跌宕，人生体验深刻，结局触人心魂。
以上几点，只是对金庸小说艺术特色及其成就的一种简单的扫描。国内外诸多金庸研究专家已经出版的数十种专著和文集中，有对金庸小说特色与成就的深入研究，这里不必多作重复。更重要的是，金庸作品摆在我们的面前，究竟怎样，读者自有判断，当真不用我在这里多说，那就赶紧就此打住。
【参考文献】
[1]金庸. 鹿鼎记(第一卷). 北京：三联书店，1994.
[2]严家炎. 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在查良镛获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仪式上的贺词[J]. 通俗文学评论，1997(1).
[3]冯其庸. 序曹正文《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4]金庸. 《倚天屠龙记》后记(4)，北京：三联书店，1994.
[5]参见《连城诀》一书的后记，第39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4.
[6]金庸. 鹿鼎记(第五卷)，北京：三联书店，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