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地、聚落与城市

　　湿地，古人称之为“薮”或“泽”或“海”，《吕氏春秋》记载古代中国有“十薮”，其中大部在黄河中下游。被誉为“自然之肾”的湿地，包括湖泊，沼泽以及沿海滩涂等多种形式。所有湿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均偶尔被水覆盖或充满了水。湿地有着很高的生态与经济价值，它不仅为人类提供大量食物，原料和水资源，而且在维持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珍稀物种资源及涵养水源、蓄洪防旱、降解污染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湿地丰饶的物产，适宜的小气候是人类活动的天堂。

　　有史以来的文化栖息地，大多位于河流或湿地的台地、岸旁。大禹治水虽是直接作用于河流，但目的是使滨河湿地的人民免于水患。汉以后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域的人口膨胀，促使人们将脚步迈向湿地，这对黄河河道有了更稳固的要求，同时也注定了湿地上的文明与黄河的抗争，这种抗争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演绎了一出出激荡、奔放的历史剧。至宋代，被逐出湿地的黄河已是忍无可忍，怒气冲天。北宋庆历年间的黄河第三次大改道，标示着黄河生态的全线崩溃，此后的黄河以更高的频率向湿地上的人们宣战。素有水城之称而现已深埋入地下5米多的北宋东京城，正是这种抗争的牺牲品。开封、大梁、汴梁，汴州、东京、东都、开封府……，这些曾经在历史上辉煌一时的名城，在距黄河仅7公里的今日开封市地下，被黄河的泥沙一层一层地无情地掩埋。黄河的每一次改道，又使多少滨河湿地的城市遭受灭顶之灾?

　　黄河流域的生态崩溃，促使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一场新的较量在长江流域重新展开。南宋时期，长江中下游及江浙一带开始筑堤圈围湿地，这些被圈围出来的湿地在长江中游称为“垸”，而在长江下游称为“圩田”或“围”或“湖田”。苏轼在任临安督守时曾有大力营造圩田，并向皇帝奏表圩田之利。沈括则潜心研究写了《圩田五说》、《万春圩图书》等关于圩田方面的著作。利欲促使人类以“突飞猛进”的速度蚕食湿地，至今在古代湿地上开发出的经济已是举足轻重，尾大不掉。据中国科学院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王克林同志的研究，洞庭湖2000余平方公里的围垸湖区，工农业总产值已占湖南省1／3，正常年景，粮、棉、油、麻、水产分别占湖南省的28％、83％、42％，85％和51％，与农业有关的加工业——纺织、食品、造纸分别占45％、52％、55％。王克林同志由衷地发出“如此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怎能简单地恢复到天然湖泊状态?”垸或圩田其初期目的是农业经济，但随着人类的进驻，垸子内逐步有了聚落的形成，有些聚落则发展成为城镇。城镇经济加重了垸子的分量，以至出现了像汉口这样的有近二百万人口的硕大湿地型城市。

　　有500余年历史的汉口，自汉水改道后与汉阳分离，属滨长江与汉江的湿地，由于地理区位的重要，逐步有人进驻湿地，开发湿地。又由于湿地内交通不便，管理不易，使官府衙门放任自流，这也滋生了湿地经济。人口的膨胀使湿地上的原始聚落发展成为中国的四大名镇。汉口城墙始筑于清代，这是将防洪堤垸与城市防御相结合的工程。汉口经济份量的加重也使垸子更为扩大。晚清时期张之洞的一大政绩——张公堤与沿江堤防所构筑的大垸，使汉口与湿地彻底割裂。城市防洪与排涝成为汉口城市发展的重要制约。每当汛期来临，汉口全民动员，草木皆兵已成为一道人文景观。我们在赞叹人定胜天气概的同时，内心也往往也会漾起一股苦涩。

　　在江汉平原广阔的荆江分洪区，长江、汉江的堤防改变了其湿地性质。该地域的聚落均构筑在一座座的人工土台之上，形成江汉平原独特的景观风貌。沿江，沿河地域用堤垸侵吞着滩涂湿地。大大小小的堤垸连成一片，使垸子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其结果是长江水位逐年攀升，从1949年至今普遍提高了1．5至3米，堤防也水涨船高，普遍提了2．9至4米。长江与黄河一样变成了一条空中悬河。

　　人类对湿地的蚕食，使湿地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在城市经济多样化中有举足轻重地位。另一方面，湿地是天然的蓄水库，夏季吞蓄洪水，冬季吐水还江，并保持不同季节水资源的平衡。湿地的消失使大江、大河的行洪调蓄能力大为减弱，湿地的消失同时破坏了涉水野生动物的生态环境，使其生存和栖息地锐减，更多的动物沦成国家一级保护。湿地的消失也使水体丧失了净化的空间，流域内水体质量降低，加重了水体的污染。越来越多的人在耽心，三百多年前黄淮之间的古泗州城被水覆没的历史悲剧会不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