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的学术界不知何时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在研究历史及相关的问题时，一般是拒绝或忌讳引用方志中的史料的。究其原因，不外志书是盛世修撰的，其中少不了歌功颂德、隐恶扬善的夸饰文字，所缺的自然就是它的可信真实程度了。最近，我有幸详读了《山西通志》第48卷《人物志》，才意识到以上观点不仅存在着一概而论的绝对化弊病，而且对于后世治学治史贻害无穷。这其中的道理，细思起来并不深奥，历代的当世修撰史志固然存在着夸饰现象，但是也无可否认史志于记载存藏当代史料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其它载体无法替代的。更何况
史志研究
2002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