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口译中译员的角色分析

医疗口译中译员的角色分析

董栩欣

（对外经贸大学）

（本文受对外经贸大学研究生院联合培养项目资助完成）

摘要：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间的跨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国内市场对口译的需求也不仅仅局限在商业领域，更深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医疗口译。本文通过话语分析法，基于口译内容分析译员在医疗口译过程中所扮演的三大角色，并分析了译员采用的主要策略。

关键词：医疗口译；译员角色；主体性

理论概述：

口译可按照工作方式、工作场所、口译方式、交流形式等的不同进行分类，各种分类方法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性（詹成，2010），例如，笔者在英国期间的口译实习，按照工作场所可分为医疗口译，按照工作方式又可分为交替传译，而按照交流形式来划分又可以分为联络口译。笔者分析的口译实践属于医疗行业的联络口译，它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其专业性较强，要求译员能够准确描述患者病症、医嘱、既往病史和就医情况。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大量医疗专业词汇，同时还可能出现一些中医表达，例如：寒性体质，气血不足等。其次，作为一种联络口译，它的特点在于其对话交流的模式，译员有更多机会运用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处理和传达信息（Gentile,1996）。并且，联络口译是面对面的交谈，语气词的使用、肢体动作等都会影响对话的进行(Ozolins,1995,p.153)，双方也能更及时的接受信息，灵活地调整自己的反应（任文，2010，13-14）。

最早的观点认为，译员仅仅只是充当“传声筒”或“翻译机器”的角色，理应完整、准确的将源语言对等地翻译为目的语，甚至将译员比喻为“鹦鹉”、“管道”、“回音器”，反复强调译员的“隐身性”和“中立性”（任文、蒋莉华，2006）。随后，研究者开始从社会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口译员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译员绝不只是“隐形的语言转换者”，更是交际活动的共同构建者和跨文化交流的促进者(Angelelli,2004)。

在医疗口译中，国内大多数学者都将译员定位为“传声筒”（苏伟，2010，35）。译员的发挥会直接影响到谈话者的交际进程甚至是医患关系。Leanza（2005）发现译员扮演了“中立的翻译机器”、“患者家庭的支持者”、“文化融合的中介”等角色。Hsieh（2007）提出译员在翻译的过程中还扮演了“共同医生”的角色，因为译员经常主动向患者或者医生发问以确定所需要翻译的内容，以补充诊断信息。随后，苏伟又补充了“患者代言人”、和“医患关系的协调者”两个角色。

案例分析：

本文在征求患者及工作单位同意后，通过现场录音的形式采集语料，并将口译内容转化为文字，对对话内容作出话语分析，分析得到以下三大角色。

1.沟通促进者

促进对话双方沟通是口译中译员根本、最主要的作用（Angelelli，2004），在医疗领域，促进医患双方沟通最主要的目的是协助问诊，确定治疗方案。为了实现此目的，译员首先要准确传达信息，此外还需视情况把握转换话轮，引导双方对话走向正确的方向。

例一:

医生：Howaboutthedosage?Didyoufeelbetteraftertakingthesemedicines?

译员：多少用量？吃了这些药有好转吗？

患者：两个星期前我嗓子开始疼，因为正好来大姨妈就觉得肯定是免疫力下降感冒了……前三天早晚各两片，第四天开始早2片晚1片，后来带过来的头孢吃完了，又吃了一天阿奇霉素，吃完稍微好点，第二天又没用了。

译员：Inthefirstthreedays,Itooktwotabletstwotimeadaywithmeal.Fromthefourthday,Itooktwotabletsinthemorningandoneatnight.Fromthesixthday,becausethecephalosporintabletswererunoutof,Ibegantotakeazithromycintabletsanditjustworkedinthefirstfewhoursforme,nextdayallthesymptomsremained…ThesorethroatbegantwoweeksagoandIthoughtitwasjustacoldcausedbythedecreasedimmunityduringmyperiod.

在上述对话中，医生一开始提问患者药物的用量，但患者并没有直切主题，直到第三句才开始回答医生的问题。尽管在问诊过程中，很难将病情和用药隔离开来，患者的回答依然体现了中西方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中文里，习惯先介绍背景，说清楚来龙去脉，再引出要点或结论；但在英文表达中，往往开门见山，再辅之以必要的解释说明（连淑能，2006）。因此，译员经常需要对患者提供的信息加工重组，因为患者提供的大多是组织较为零散的句子，对于医生的问题往往不能一语中的；二是因为中西方有不同的表达习惯。在上例中，笔者就重新组织了句子结构，以便医生抓取重点，降低诊断难度。

2.医患关系的协调者

除了促进沟通这项最基本的作用之外，译员在口译过程中，对协调医患关系、增进彼此信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笔者在的实践经历中也有所体会。

例二：

患者：…所以我又去了那儿的诊所，直接告诉我接不了，说我的情况太严重，他们怕出问题，但之前的手术也是他们安排的。折腾到考文垂，前后两周了，来看医生开的药也没什么用，到现在还没住上院，还要等多久啊？

译员：FewweeksagoIhadasurgeryinthehealthcenterinDaventry,butIwasrejectedbythemforfurthertreatmentduetotheworsencondition,soIwasarrangedtohere.ButIhavebeeninCoventryfortwoweekswithouttimelytreatment,howlongdoIhavetowait?

在上例中，患者因为住院治疗的诉求未被满足感到不满。但医生并不了解情况，如译员在对话开始时就偏向患者，容易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因此，译员必须有意识的克服自己想要为患者发声的倾向，保持专业性和中立性，协助建立医患双方的信任。针对一些带有明显情绪色彩的词语，如“折腾”、“没什么用”等单词，笔者没有选择逐字翻译，而是采取了“模糊性”的语言。该策略允许译者挑出核心意思，适当还原患者的情绪，让医生更容易接受（廖丹、何大顿，2014）。

在医生说完后，笔者自行添加了一句“稍等一下”，这也是为了缓和患者情绪，使双方互相理解，避免矛盾升级。但值得强调的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三方都在场，所以一些非语言交际还是会弱化笔者作为医患关系调解者的作用。因为据Samovar(2012)表示，在跨文化交流中，非语言交际的比例高达65%，剩下仅35%的信息是通过语言传递的。

3.跨文化交流者

口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译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越来越成为衡量译员水平的标准之一(Blinstrubaité,2000)。法国巴黎学派释意理论最先提出，口译是以知识为基础传达意思的活动，而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Pöchhacker,2016,p.36)。“从异文化持有者的角度感知异文化”是跨文化交际的最高层次，它要求译者具备“移情”和“文化融入”的能力，将自己置于对方的文化背景中观察和思考问题（熊勇，2017）。因此，合理处理文化差异也是译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例三:

患者：我嘴里还长了好几个泡，可能是上火了，还想开点下火的药。

译员：Ialsohadfewblistersinmymouthrecently.Thesemightbecausedbyexcessiveinternalheatinmybody,soIalsowantsomemedicineforulcersandclearinternalheat.

该对话中，患者提到“上火”和“下火”两个单词，都是中医里的概念。中医认为人体阴阳失衡，内火旺盛，即会上火。所谓的火是形容身体内某些热性的症状，如上述对话中提到的咽喉痛、口腔溃疡等。所以，不能直接翻译成“fire”或“hot”。但在西医中没有阴阳的概念，因此译者选择用“internalheatinherbody”来解释在身体内部存在的热性症状，以便医生确诊。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译员在口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其自身文化的影响（Angenelli，2004）。上述例子中，笔者在对医生翻译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时做了必要的补充和说明。但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文化差异时，译员务必有意识的避免把自己当成精通文化差异的专家，表现出恰到好处的文化敏感，遵循立场中立的原则，不得受个人观点的影响，才能促进消除双方文化上的误解。

总结：

目前，许多职业准则要求译员必须保持中立，不得讨论、建议或受自身的观点或信仰的影响。这就意味着笔者在口译过程中不应干预医生和患者的对话，起到隐身“传声筒”的作用。但在实践中，笔者发现这一点很难实现，该原则的存在本质上是与发挥译员的主观能动性相互冲突的，把译员视为“隐身的传声筒”这一观点也已经过时。口译过程中主观性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译员很难保持绝对中立（李文革，2004）。相反，恰恰是因为发挥了译员的主观能动性，才起到了上述沟通促进这、医患关系协调者、跨文化交流者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践过程中译员需要视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如重新组织信息、采取模糊性翻译策略、运用跨文化交际能力等，在中立性和主体性中取得平衡，传达出医患双方都乐于接受的译文。

参考文献

[1]Gentile,A.etal.(1996).Liaisoninterpreting:Ahandbook.Victoria:MelbourneUniversityPress.

[2]Ozolins,U.(1995).Liaisoninterpreting:theoreticalchallengesandpracticalproblemsaroundtheworld.Perspectives:StudiesinTranslatology,3(2),153-160.

[3]Ren,W.[任文]，2010，《联络口译过程中译员的主体性意识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4]Ren,W.,&Jiang,L.H.[任文、蒋莉华]，2006，从话语分析的角度重识口译人员的角色，《中国翻译》(2)：61-65.

[5]Su,W.[苏伟]，2010，从“传声筒”到“医患关系的协调者”——一项针对医疗译员角色的实证研究，《外语研究》(5)：84-88.

[6]Angelelli,C.V.(2004).Revisitingtheinterpreter’srole:Astudyofconference,court,andmedicalinterpretersinCanada,Mexico,andtheUnitedStates.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BenjaminsPublishing.

[7]Hsieh,Elaine.(2007).Interpretersasco-diagnosticians:Overlappingrolesandservicesbetweenprovidersandinterpreters.SocialScienceandMedicine,64,924-937.

[8]Leanza,Yvan.(2005).Rolesofcommunityinterpretersinpediatricsasseenbyinterpreters,physiciansandresearchers.Interpreting,2,167-192.

[9]Liao,D.,&HeD.S.[廖丹、何大顺]，2014，口译中模糊语言的应用，《海外英语》(21)：163-164.

[10]Xiong,Y.[熊勇]，2017，跨文化背景下社区口译工作的伦理研究，湖南工业大学.

[11]Blinstrubaité,A.(2000).Interactioninliaisoninterpreting.Perspectives:StudiesinTranslatology,8(2),125-133.

[12]Pöchhacker,F.(2016).Introducinginterpretingstudies.London:Routledge.

[13]SamovarL,etal.(2006).Communicationbetweencultures.Boston:CengageLearning.

[14][詹成]，2010，《联络口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5]Li,W.G.[李文革]，2004，《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