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本土作家:莫言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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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本土作家:莫言

莫言(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1980年代中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莫言在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06年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0位,2007年问鼎中国作家实力榜第1名,2011年凭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创作

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发表了《枯河》、《秋水》、《民间音乐》等作品。

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1997年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1997年脱离军界,转至地方报社《检察日报》工作,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

2000年《红高粱家族》获亚洲周刊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

2001年《檀香刑》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书奖。

2001年6月4日受聘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兼职教授。

2002年至今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导师。

2003年《檀香刑》获第1届鼎钧双年文学奖。

2003年11月受聘为汕头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

2005年再次失手茅盾文学奖。《四十一炮》获第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获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2005年,获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

2006年出版第一部章回小说《生死疲劳》获颂福冈亚洲文化大奖。

2006年11月28日受聘为青岛理工大学客座教授。

2006年12月15日,【2006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莫言以十年345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20位,引发广泛关注。

2007年9月11日,中国作家富豪榜创始人吴怀尧策划发起【中国作家实力榜】,由包括朱大可、谢有顺、陈晓明在内的十位文学评论家共选出了58名作家上榜,其中莫言以9票高居榜首,余华、史铁生、阿来和王安忆以6票同居次席。

2007年7月出版散文集《说吧,莫言》。这套书分为三卷,约100万字,全面展示了莫言的心路历程。

2008年《生死疲劳》获第2届红楼梦奖首奖。长篇小说《四十一炮》系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最终入围作品。

2008年11月8日,受聘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驻校作家。

2009年3月,受聘为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名誉院长。

2009年12月,出版长篇小说《蛙》,创作手法别具一格,小说由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构成,讲述了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的人生经历,表现一个时代的难和痛。

2011年3月,应邀成为军赋文学院特约作家。

2011年8月,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2011年11月,受聘请为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2011年11月24日下午,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投票选出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委会副主席,莫言当选副主席。

2012年5月受聘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

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19:00,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奖金约750万元人民币,且免税。

2012年10月13日,青岛科技大学领导马连湘等人赴山东高密对莫言先生表示祝贺。英国卫报等世界媒体为英国读者介绍了莫言的书目。

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导师、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名誉院长、青岛理工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军赋文学院首席作家。

写作风格

莫言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著称。

莫言于1956年生于山东省高密县,童年时因经济贫困和政治上受歧视,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小说创作。12岁读五年级时因“文革”辍学回家,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应征入伍,历任战士、政治教员、宣传干事。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和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学习。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莫言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虽然早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但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新奇著称,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诡异,语言肆虐。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是演义现代革命历史。

在经历《红高粱家族》的写作高峰后,莫言继续寻求突破,创作了大量中短篇作品及数部极具份量的长篇小说。其中,《丰乳肥臀》曾获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檀香刑》曾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书奖、第一届鼎钧双年文学奖,《红高粱系列》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生死疲劳》获第二届红楼梦奖,《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然而,莫言曾义正言辞地说,我永远不会为了一个奖去写作,不管是茅盾文学奖,还是诺贝尔文学奖。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文学成就是“世无英雄,竖子成名”。

迄今为止,莫言有三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其中,由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的电影《红高粱》,曾获198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由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暖》,曾获第十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麒麟奖。而莫言自己却认为,只有《丰乳肥臀》可以拍成气势磅礴的巨片。

由于童年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度过,莫言深受民间故事或传说所影响。幼时在乡下流传的鬼怪故事,成为莫言许多荒诞小说的材料。如《十三步》中出现了神秘的南美洲魔幻写实,《红树林》实现了小说题材的时空转换和创作方法的探索更新。莫言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想象成为其最大特色。张大春在为《红耳朵》作序时曾说:“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莫言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刻而积极的影响。很多人说,这是一部“强悍的民风与凛然的民族正气的混声合唱”,振聋发聩。冯牧文学奖曾评价说,他用灵性激活历史,重写战争,张扬生命伟力,弘扬民族精神,直接影响了一批同他一样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小说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使当代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

莫言的《蛙》则折射出中华民族在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以一位乡村妇产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为线索,重点回顾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刻变化与影响,以多端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思考。

莫言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国内影响较大,在国际上也已享有名望。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对其评价称,您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

小说只有描写人性影响才更深远

“他是中国文坛超重量级的作家,他的文学才华、创造力、艺术能量在中国文坛上应该说是举足轻重、首屈一指的,因此我个人斗胆地说,莫言的高度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日前,在由“全球写作大展”组委会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合办的中国作家北大行之“作家莫言演讲会”上,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如是评价莫言。

在经历《红高粱》的写作高峰后,莫言一路寻求突破,创作了大量中短篇作品及《酒国》等数部极具分量的长篇小说。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他又推出新作《蛙》。作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人物,莫言的创作精力可谓十分旺盛。针对这些历史小说的创作,莫言表示写人是其唯一的目的,是“用历史的环境来表现人的灵魂、人的情感、人的命运的变化”,而“小说只有描写了人性、描写了情感才更丰富,影响更长远”。

《红高粱》受《苦菜花》影响

有学者在研究新时期文学时指出,《红高粱》可谓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品,由此,历史题材的小说有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与笔法。以莫言等为代表的作家创作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与“文革”前的革命历史小说有很大区别。

对此,莫言表示,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者多半是战争的亲历者、历史的创造者,因而他们拿起笔来写作时,往往带有很多的纪实色彩,也受到当时时代的局限。“而当我们把自己的笔触延伸到历史生活当中去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对前面作家创作的红色经典作品中存在的不足的反叛。”但莫言强调,新历史主义小说并不是对前面的红色经典的完全否定,而是对革命历史小说的一个自然延伸。

莫言表示,其最初的创作受到了革命历史小说的影响。“冯德英的《苦菜花》对我创作《红高粱》有着很大的影响。我在少年时代读《苦菜花》时,觉得他对恋爱的描写很现实、很残酷,但到20世纪80年代重新读这个小说时,我觉得作者能写出这样的情节很了不起,非常感人、非常真诚,他在符合当时文学规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做了一些拓展,表现了人的一些普遍性。”莫言表示,《红高粱》里面很多有关战争场面的描写,有关日本人的描写,实际上都跟《苦菜花》这样的革命历史小说有关,“里面的很多描写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很多残酷的场面给我提供了写作素材。因此我是把红色经典当写作素材来读的。”

写人是唯一目的

莫言表示,在进行历史题材、战争题材作品的创作时不是要“再现”战争,“我不会从战斗动员开始一直写到最后,这是历史学家、军事学家的任务,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在莫言的作品中,很多战争场面的描写非常细腻如同工笔画一样。但他强调,一切描写的目的并不是要再现历史和战争,而是要“表现人在这样的非常特殊的环境下的一些心理方面的变化,用这样的方式来塑造我想写的人。把写人物作为唯一的目的”。

莫言同时指出作家应该站在一个超阶级的、“起码是相对超阶级”的立场上来处理他的人物,处理他的题材。“事实上在民间的历史上,在个人情感的历史上,阶级的观念一直是比较模糊的。历史教材可以从政治、阶级的角度出发,但是在文学作品里面,如果我们仅仅从阶级的角度去表现这么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的话,我觉得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在莫言看来,文学作品恰恰应该在人的情感上大做文章。

“我想,作为小说家笔下的历史,首先是一部感情的历史。人性很难用经济和政治的方法来分析,只能用情感的方法分析。因此我想,我写这些历史小说的时候,还是从民间的视角出发,从人的情感出发,然后由情感带出政治和经济的东西,由民间情感来填补官方历史的空白。”莫言认为,很多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作家基本都在走同一条道路,“都是千方百计、尽量地淡化阶级的观念,力争站到一个相对超脱的高度,对争斗的双方进行一种人性化的表述”。

美妙的语言来自民间

语言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腔调,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文风,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讲,语言显得更为重要。“80后”作家张悦然在谈及阅读莫言作品的感受时表示,莫言的文字中有一种强烈的热情,这种热情是咄咄逼人的,能给人以最感性的、最本能的阅读体会,“他是一团可以烧到你的火”。

莫言表示其小说语言来自于民间。“我小学五年级辍学回乡,当时非常痛苦,后来我成为作家,感觉到这也是一种幸运。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在很小的时候就跟村里的人'混'在一起,无意中了解到丰富的民间语言,也跟乡亲们学会用民间的语言来描述事物、表达自己的思想。”

莫言认为,民间语言在语法上的变化是很缓慢的,但词汇上是最丰富、最“变化多端”的,而且民间语言都有一种巧妙的比喻在里面,“老百姓讲话都是借助于某个事物,它多数都是务实的,没有什么空的东西,因此非常具有文学性”。而这种民间的没有经过加工的语言,是文学界更应该重视的。“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如果排除了这种民间的、生动活泼的、不断变化的语言,就好像是湖泊断了源头。我们只有不断地聆听活跃在老百姓口头上的生动语言,才能使我们的语言保持新鲜的活力。”莫言说。

莫言与中国文学——路漫漫其修远兮

生命所系在于灵魂,身躯要靠灵魂主宰。灵魂所系在于精神,生命要靠精神来支撑。于是,千百年来人类苦苦寻找着那个主宰灵魂的支点。文学正如一把藏在灵魂深处的金钥匙,它开启了心灵之窗,让人类透过这个窗口看到了另一个自我的,崭新的世界。感知世态的炎凉,体会真情的冷暖,品味人生的甘苦,找到了主宰灵魂的一个支点。

历数中外名家艰辛的创作之旅,才知道文学的道路是艰难的,是布满荆棘的、曲折的坎坷之路。并且,一旦上路便永无止境。走在这条路上的生命和灵魂将永远承受着艺术之神的残酷考验,以及来自内心深处自我灵魂的摧残和鞭打。或者说,文学之路其实也有终点。但是有谁能保证这个终点就是遍地鲜花的天堂?而不是阴森恐怖的炼狱?很多大师名家生前饱受来自生活和精神的上的摧残与折磨,直到死后多年才有人发现他们的艺术天分。也有人默默为之奋斗了一生,最终也没能在世人面前留下什么名字……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可以步入文学的天堂。在步入这个天堂的途中,绝大部分灵魂要先被逐放到艺术的炼狱去磨炼、煎烤。一部分灵魂就在这炼狱的折磨中死去了,另一部分灵魂百炼成钢,镀了金身,攀上了文学的顶峰。

一部伟大文学的作品的魅力在于它可以使人立地成囚,也可以挖掘到人类灵魂深处最真实、最质朴、最美丽或最丑陋的东西。或给人以启迪;或给人以警示;或给人以鞭策。使人类以作品为镜,更加深刻认识自己,从而达到深入剖析、反省,净化心灵、拯救生命的目的。然而,在每一部作品背后,又有谁能够体会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经历的辛酸和苦涩呢?

从古至今,有多少文坛巨匠踏遍荆棘之路,历尽艰辛把文学的灵光带给了后人,又有多少追求文学的朝拜者踏上了那条充满艰辛的不归之路。巴金老先生将一生对文学的追求转化为理想的灵光。他在晚年说:“任何时候在我面前,或远或近,或明或暗总有一道亮光。不管它是一团火,还是一盏灯,只要我一心向前,它永远会给我指路”。这句朴实而带有深刻意义的话,是不是道出了所有文学追求者的心声呢!

这些年来,舆论对于文学有着太多的期望,期望难以实现之下,也产生了太多的失望。很多人感慨,中国文学缺少真正的充满思考的现实主义力作。这样的遗憾,不会随着某些作家的获奖,而一举消散。但我们必须看到,遗憾中依然有着欣慰,现实中存在着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在努力地思考着,在认真地写作着。这个稍稍浮躁的文学圈,并没有完全改变作家们的操守。那些可以被称为良心的作家,那些可以被称为精品的力作,或许有点微弱但依然客观地存在着。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文学——纷繁复杂中,永远都有着希望。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不管文学之路是怎样崎岖,前方有多少荆棘和绊脚石,总会有人乐此不疲的走下去,一路上栽种下一朵朵绚丽的艺术奇葩。中国文学曾经有过无比灿烂的历史,不仅有《红楼梦》这样的世界级作品,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更是开创了一个又一个的时代叙事。到了近现代,中华民族虽历经苦难,无数诗人作家仍顽强地借助文学寻找光明。时至当代,中国的作家依然要不断探索,努力打破传统笔法与世界眼光之间的隔阂,从容超越困扰前几代文学大师的雅俗局限,这是简单的一句话,却是文学追求中不能放弃的信条。

莫言之于中国文学是一个鼓励,但绝不是终点。莫言与中国文学都应记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