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雄
(西藏民族学院哲学系,陕西咸阳712082)
摘要:先秦儒家对“学”与“教”十分重视,孔子认为我们之中的大部分都应该靠“学”方能“知之”,荀子认为教育可以使人向善,孟子更是把教育抬高到比政治还要重要的地位。勤奋而又方法得当的“学”加上良好的“教”,学者就能通达“智”,进而可以或成仁、成圣,或可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关键词:学;教;先秦儒家诸子;礼记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035(2013)06-0000-01
一、“学”与“教”的重要性
《礼记•学记》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什么是“学”?学就是“格物”、“致知”,这是一个“学”与“思”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并非易事,但却是整个“大学之道”的基础。我们知道,“大学之道”就在于“明明德”,还要“亲民”,最后“止于至善”;何谓“至善”呢?简而言之就是“明明德于天下”,通俗地讲就是“平天下”。而这个过程是以“格物”、“致知”为基础,并通过“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这其中,“格物”、“致知”虽是基础,而“修身”却是根本。而对于学习的重要性,孔子告诉我们即使有一些诸如“智”“仁”“勇”等一些好的品德,不好学也是不行的,他对子路说有“六言六弊”:“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由此可见“学”的重要性。
何谓“教”,“教”就是教育、训诲,荀子和孟子对于教育的必然性和重要性的认识都非常的深刻,但他们的思想基础不同。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他说:“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荀子•荣辱》);因此,人生来就有求利求乐的欲望,如果顺人的本性发展而不加以限制,那么社会定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欲求,这就必然会引起争夺、战争等恶劣事件并最终陷入混乱。所以要教育,通过圣人制定的礼义、师法等对人们的本性加以限制、引导,方能使人向善,从而使社会安定。就算是制定了完备的法律、刑罚,也少不了教育的引导,正如荀子说:“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荀子•富国》)。对于教育的重要性,孟子把它放在了高于“政治”的地位,他说:“信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而一个国家是不能以“得民财”为务的,《礼记•大学》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只有获得民心,国家才能上下一心,长治久安;因此,教育的地位应该受到足够的、长久的重视。
“学”与“教”是不可分的,有“学”就得有“教”,《礼记•学记》说:“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所以,“教”与“学”是可以相互促进的,这就是“教学相长”。孟子认识到这一点并认为是人生的三乐之一,他说:“君子有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中国古代师生关系的建立是非常慎重的,一旦建立便是一辈子的责任,一个好的老师,学生对他的感情可谓“不是父母,胜似父母”;这一点,在颜渊回答孔子时说“子在,回何敢死”(史记•孔子世家)这句话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二、成功的“学”与“教”所达到的效果
《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力而不改,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而这些实际上也就是《礼记•大学》所说的“明明德于天下”。在这之前,我们首先要通达“智”,通达“智”的过程要修身,修身是“明明德于天下”的核心和根本,《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通过“明明德于天下”,最后“止于至善”,这也就是“学”、“教”的终极目的,也可以说是先秦儒家整个人生的价值取向;在追求这个终极目的的过程中,或成仁、成圣,或可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我们以孔子为例,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的这个过程就是从“志于学”开始的,“生而知之”少得可怜,那是圣人,现实生活中的例子相当于无,所以孔子和我们一样,要靠“志于学”,也就是“学而知之”;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论语•述而》)。需要说明的是,“学而知之”这四个字并不简单,他有两方面的不简单:一者,不可小看了它,不是说学习了杠杆原理就可以撬石头了,更不是有了军火就可以打胜仗了,要看大、看宽;再者,“学而知之”所获得的“知”未必是“真知”,只有通过“慎思”再加上实践才能够对其“明辨之”,界定了这种相对知识的应用范围,才可以“笃行之”。通过这两个不简单,笔者认为“学而知之”就是为了达到孔子的那种“四十而不惑”的水平。
一个人,当他不惑于万物之时,就可以考校历史的变迁、社会的现实并由此明了“天命”。明了了“天命”也就明了了天地万物的运行之理,纵然有悖逆的言行不期而至也足以能够将其顺势导而化之,从而“耳顺”。不惑于万物、通晓了天命,再加上耳顺于善与不善,久而久之就会“从心所欲不逾矩”;达到一种“诚”、“明”的境界,这正是一种“与天地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也是圣人的境界。《礼记•中庸》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所以,不论资质的高低,只要朝着“学而知之”甚至“困而学之”的方向锲而不舍的去努力,终归会有一份收获的!
参考文献:
[1][清]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清]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清]刘宝楠.论语正义[M].香港:中华书局.1978.
[4][清]程树德.论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0.
[5][清]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作者简介:陈雄,1988年生,男,汉族,河南省新乡市人,在读硕士,西藏民族学院,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先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