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影响的研究述评

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影响的研究述评

叶琳怡

浙江师范大学321004

一、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在去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总书记就推进教育事业发展进行多次强调，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以教育为先，需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因此，在执政党的重视及主流媒体报道下，教育对于安邦兴国的重要性不再赘述。但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的实际功效或作用是不清晰的，是可争辩的。一方认为教育是政治工具，是阶级固化的推手；一方认为教育能够有效促进社会流动，社会各层人士能依靠高等教育实现阶级跃迁。为了弄清两者关系，笔者将从高等教育这一切口入手，以“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影响的研究评述”为题开展研究，充分了解当今高校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期望能够为促进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寻找新的突破口，为高等教育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建设性意见。

二、核心概念界定

对于社会分层的概念，李强在其著作《社会分层十讲》里是如此定义的，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是指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李强，2011）

毕宪顺在《教育社会学》一书中指出，“社会流动”是指个体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社会位置的移动。具体而言，就是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从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向另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转变的过程，是从动态角度对社会分层结构分化的时空范围、速度和方向的描述。（毕宪顺，2011）与毕宪顺不同的是，谭璐在《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一文指出了社会流动更多的分类，社会流动包括水平和垂直流动，代内流动以及代际流动。（谭璐，2009）

向冠春对于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对比论述，他指出：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是对同一社会现象所作的两种角度的描述和分析，二者的对象都是社会层次结构。社会分层是从静态上描述社会层次结构的分化状态、内容、形式、性质以及各层次间的互动关系和程序，即分化的质变过程；社会流动则从动态上描述社会层次结构分化的时空范围、方向和速度，即分化的量变过程。（向冠春，2011）

而进一步来说，社会阶层划分的依据主要是个体的财富、权利和社会声望等，这些因素的获得与个人的职业地位是密不可分的，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又对个人职业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梅国帅，2017；许长青，2017）这三层逻辑关系层层相扣，由之引出了本课题的研究问题，即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笔者期望通过此次研究，把握两者之间的真实的关联，为促进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寻找新的突破口。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利用文献综述法，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资料的检索，在输入“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这一关键词时，共检索到282条结果。自1996年开始，这一主题进入研究视野，此后每年都有相关文献刊载出版；自2003年以来，此类研究持续快速上升至2007年的峰值，随后在2008年出现大幅下降，而后又是研究量的大幅增长。在经历多次波折后，近两年此类研究处于较热水平，并将迎来新的峰值。具体近15年的研究趋势如上图所示：

Figure1近15年“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研究趋势图

基于文献阅读的成果，现学界对于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影响持有以下观点：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但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在弱化；高等教育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工具，起到固化社会阶级的功能。

（一）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但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在弱化。

郭丛斌和闵维方调查发现，在不同层次的教育中，高等教育对于跨越行业代际效应的影响最大。换句话，就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更容易脱离父母原有的行业限制。且，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比一般人拥有更多流动的机会，更容易实现社会阶层的跨越。（郭丛斌，2011；闵维方，2011）

但也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不断扩招，高等教育日益成为大学生实现自己阶层流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近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的报道屡见不鲜，打击了下层代际向上流动的信心，有关“读书无用论”也掀起热烈的讨论。

吕新强认为，教育有利于促进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教育是推进社会阶层良性流动的动力，也是社会中下阶层者改善自身经济资源劣势的最直接的手段。但教育不公平导致中国社会阶层流动受阻。（吕新强，2005）

王利娟分析了教育作为重要的社会分层机制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高等教育个体需求与社会、国家人才需求相一致；学历标识与自身拥有的知识和能力水平相对应；家庭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等。因此，教育不是社会流动的唯一资本，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还取决于很多因素。（王利娟，2008）

（二）高等教育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工具，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阶层的固化

有许多学者认为教育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工具，并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作为教育主要场所的学校所担任的角色，指出学校是文化传递的主要工具。而传递的这一文化是社会优势文化，对于优势阶层的子女来说，他们与学校文化的相关性与普通阶层子女比更高，而学生个人所携带的阶层文化属性与学校文化之间的契合程度是影响教育成就的重要因素。因此学校的教育更有利于优势阶层子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文化资本对于个体教育成就的隐蔽影响，贫困学生在高等教育中出现了文化不适应，也导致他们即使获得了高等教育也难以实现升迁性流动。（刘焕然，2017）

余秀兰指出，因早期教育和文化环境的欠缺以及学校教育与考试内容的城市偏向，加之农村教学条件上的不足，农村孩子学业成就的获得受到很大限制。这种文化上的再生产，使得大量农村子女因教育失败而被淘汰，进而造成农村子女低社会地位的再生产，并形成两个彼此较为封闭的循环圈，即城市优势文化圈与农村劣势文化圈，这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和强化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余秀兰，2006）

王欧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出身于社会中、上阶层的学生往往更容易获得教育上的成功，进而以学历文凭为媒介来继承自身既有的优势地位，而多数底层民众子女因为教育失败而过早地离开学校，并复制其夫辈地位，进而实现社会阶层的再生产。（王欧，2011）

由上，高等教育在资本的运作下发挥着代际传承的转换器作用，是一个中上阶层群体产生于中上阶层群体的阶层复制过程，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固化，进而抑制了社会阶层流动。（刘焕然，2017）

四、研究的创新之处

虽然前人对于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课题进行了相对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但鉴于近年高等教育状况纷繁复杂的现状，过往的统计结果、经验规律等等并不能完全适配现实状况，因此需加入近5年相关方面的数据信息以客观展现现状。所以相较之前的研究，数据的时效性是本研究的首个创新之处。

除去统计数据相对陈旧外，前人很少在文献中明确提出具体的可执行的建议或意见。因此，笔者将本篇研究中弥补这一空白。如何从政策角度协调好高等教育与社会阶层的关系，使得二者形成整体的良性互动，这对于推进我国实现“两个百年”计划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将研究所得通过政策实践下去，才是真正落到实处。从理论研究、数据分析、再到应用实践，才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原则指导下的正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