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尘封的记忆

一段尘封的记忆

赵惠芬

流年似水，随着岁月的流逝，人有了越来越多的往事可资回忆咀嚼。经过历史的淘洗，这些往事都有了如诗如歌的意蕴，或恬淡，或温润，或苦涩，或凝滞，甚至连曾经的苦难，回忆起来都是有滋有味的，嘴角总会笑意盈盈。然而，在心底深处，却总有那么一隅是不能轻易触碰也不愿触碰的，每当不经意触碰到的时候，那种疼痛的感觉让人难以喘息。不是说时间是最好的疗药吗？以为那让人恐惧的梦魇，经过岁月的风雨，会化作轻烟随风而逝，最少疼痛的感觉不会这样强烈。然而，往事并不如烟，那沉淀在心底的记忆，反而如百年陈酿，愈来愈辣烈，总在没有任何征兆时突兀而至，让我猝不及防。那疼痛一次次袭来，让我的灵魂备受折磨。至今每当回到家乡，走在街上，看到依旧的房屋，路过曾熟悉的门口，总会不由自主想起那让人心悸的往事，想起1969那个残酷的夏天。在无数次逃避终于失败的情况下，我决定不再躲避，因此就有了这篇“为了忘却的纪念”而写的文字。

我的家乡在冀中平原，那里民风淳朴却又粗直，历史上曾有很多揭竿而起的故事。

这篇文章是一些生活片断组成的。那年，我四五岁。我不记得玩过的游戏，也不记得那个夏天是多雨还是干旱。我忆念的屏幕上，这样一组片断，清晰而固执。

一、搜查

家乡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子，三千多人，形状细长，沿公路东西走向，绵延几里远，交通便利。文革时村里分成了两派，一派叫东方红，一派好像叫一三零二还是三九零二。两派打得昏天黑地，死的逃的都有。当时一派占了上风，便到处搜查另一派的人，尤其对那些有点职务或比较活跃的人更是不放过。搜查者拿着在当时农村能找到的各式厉害农具做武器，在村街上气势汹汹涌向他们认为对方可能藏身的任何院落。连村里的空气都变得压抑而紧张，街上行人稀少，即使偶尔有人走过，也是神色匆匆，慌慌张张。再也不见了平日农家生活的恬淡和闲散。他们来我家搜查的时候，只有我和妈妈在，爸爸刚刚匆匆出门了。这些人拿着村里起圈肥用的四齿钢叉和冬天打冻土用的铁镐等工具，二话不说，就在我家的院子里东捣西戳，无论柴垛还是土堆都不放过。妈妈尽量把我藏在身后，我一手紧紧拉着妈妈的衣襟，一只手被妈妈紧紧握住，我感到妈妈的手心湿漉漉的，还微微颤抖。他们查完了院子，又冲到屋里，根本不理会这家的主人——我和妈妈，更不会征得我们的同意。我们甚至都不敢跟到屋里，只在窗外紧张地看着。他们弄翻了原本整齐码在一起的被褥，还打开了衣柜，把里面的衣物乱扔在炕上。另有几个人冲到了厨房，用四齿钢叉在灶膛里和灶前的柴堆乱捣，甚至几个连我都藏不严的面缸也没放过。最后他们竟把目光投向了猪圈，一帮人立刻冲向猪圈一通乱戳。那气势连平常总在哼哼唧唧、上窜下跳的猪都被吓住了，蜷缩在一角既不叫也不动，只睁着惊恐的眼睛喘着粗气。我突然产生了好奇，想看看他们怎样从猪圈里搜出一个人来。不要说一个人，就是一只耗子，在这样严密的搜查下也难以逃生。

第二天，我听到爸妈在悄悄商量要去看望我的一个本家叔叔，说是伤得不轻。我跟在爸妈后面，在那个叔叔家门口碰到了婶婶，婶婶的眼睛红肿，跟爸妈说起叔叔，又流起泪来。都是乡亲，彼此太熟悉了，哪里能藏得住呢？叔叔终于被搜出来，一顿棍棒交加，叔叔就在炕上躺了一个月，以后还落下了哮喘的毛病，重活不能干了。我当时还想，幸亏不是用钢叉什么的，否则，哪里还会有他的命在？因为，在不久以后，村子里就有一个人死在了这样的钢叉下，全身被戳了六十多个血洞。

二、葬礼

被钢叉生生戳死的人是一个在村子里十分有名，叫疤子的人。据说他曾让很多人佩服，我不只一次听父亲说起他，是因为我们骑的自行车总是坏得很快，父亲不停修着面目全非的自行车就会说，人家疤子，三百来斤的块儿，可那车骑的，要多轻省有多轻省，哪像你们，骑的这么瞎障。但除了这个，我好像从没见过他，因为我无论如何想不起他的长相，我清楚记得的是他的葬礼，那个独特的葬礼。

在农村，葬礼往往是一个重大事件，全村男女老少都会赶来，男的会自动去帮忙（农村习俗，葬礼是不能去主动请人帮忙的），女的则主要是围观，除了陪着哭得伤心的人落几滴眼泪，就是对来吊唁的死者的亲朋好友品头论足；而孩子们则是贪图一份热闹，在人群中钻来钻去。一场丧礼也往往会办的红火热闹，就像一台大戏，有演员，有观众。这却也并非完全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看客心理，而是有着更深更复杂的乡村文化心理。一场葬礼，如果没人去帮忙，没人去围观、品评，主人家就会心虚，以后在村子里也抬不起头来。可疤子的葬礼却是我从没有看到过的冷清，没有人帮忙，也没有人围观。只有她的女儿烧的纸灰像蝴蝶一样在风中飞舞。

疤子是在外村被对手打死的，听说很惨。以疤子在村里的威望，理所当然会成为一派的头头儿。他是否也曾领着自己的部下去打过别人我不知道，当对手在村子里展开疯狂的搜查时，疤子被追得无处藏身（或许是没人敢收留），就躲到了邻村的一座破砖窑里。对手得到消息，就一直追了过去。疤子被追得无路可逃，情急之下，竟爬上了一户人家的房顶。他可能完全忘记了，那房子是孤岛一样孤零零立在那里的，根本不像电影里那样能在房顶上跳来跳去。家乡盖房的习惯，各家的房子，无论前后左右都是要隔开一定距离的，除非万不得已，绝不会有两家的房屋会紧紧相连。疤子上了房，就等于上了孤岛，一架搭在房沿上的木梯是唯一安全的通道，否则，只有从三米多高的房顶跳下来了。追赶的人围住了房屋，有几个人已开始攀爬，疤子无奈，自己走下木梯。然而，到离地还有一人多高的时候，几把钢叉一齐向他刺来。疤子没想到他们真能下这样的毒手，一头栽了下来。几把钢叉又一阵乱戳，还有乱棍痛打，疤子连挣扎都不可能了，鲜血从几十个圆洞汩汩冒出，双腿的骨头也被打碎了。那些人，疤子原本的乡亲，丢下他扬长而去。是房主人悄悄找人给疤子家送信，家人才用小推车把疤子拉回去。疤子一米八高、三百多斤的庞大身躯，此刻躺在小推车里，竟丝毫不显拥挤。两条小腿耷拉在车外，像两条空的布袋，软塌塌悠来荡去，竟看不出原是长过骨头的。

疤子家本处在村子里比较繁华重要的街道，每日熙来攘往，也是人们聚会的地方。可那天，人们好像都不再忙碌，过往行人很少，即使偶尔有人路过，也是脚步匆匆，低头快步，再不见往日的寒暄和问候。有一个路过的大娘或大婶，看小玉那隐忍的样子，悄声说，孩子，想哭就哭出来吧，别憋着。小玉低头烧着纸，抽噎着说，人家不让哭。

当时我不明白，谁家死了人能不哭？为什么不让哭？那可是她的爸爸！后来我渐渐明白，有时候，即使你的眼泪也不属于你自己，甚至哭，这样与生俱来的权利，也并不永远属于你。

我站在那里，呆呆看着默默烧着纸钱的小玉，我们的玩伴，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她，我很想帮她，却连话也不敢去说。一阵风吹来，纸灰随风而起，在阴沉的空中飞舞，像一只只黑色的蝴蝶，翩翩而去。借着风沙，小玉揉了好半天眼睛，却仍然没有声音。但我看到了她肩膀的抽动，看到她的头越来越低，完全埋在了腿上……

十几年后，听说疤子的家人重又为疤子举行了葬礼，很是隆重，村子里很多人都参加了。我不知道这一次小玉是否哭了，十几年的压抑，寒冷，眼泪该不会变成了坚冰？

每当我回到家乡，走过小玉家门前，总忍不住回想起那个情景，浮现出小玉欲哭不能的样子，目光会下意识寻找如黑蝴蝶般飞舞的纸灰。看到忙碌的人们依然忙碌，坐在当年小玉家门前聊天的人们依然在说着家长里短，甚至天下大事。我不知道，还有几个人记得那场葬礼？那个没有演员，也没有观众的冷清的葬礼？或许，只有偶然刮过的秋风还会凭吊黑蝴蝶的盘旋？

突然觉得脸上有些润湿的凉意，抬头，却看到一轮骄阳正艳。

三、礼堂

村子里原是有个礼堂的，在村子的中央，大队部的对面。那里是全村的政治文化中心，所有的会议、活动都在那里搞。当然，那里也是我们玩乐的天堂，没有活动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捉迷藏，一个个红色的大柱子就是我们的藏身之处。或者，学着大人的样子组织会议或演出。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舞台，村里漂亮的哥哥姐姐们经常在舞台上演出，跳舞，唱歌，还演大戏，当然是样板戏。我们经常在夜晚，搬着凳子到礼堂去看演出。有演出的时候，妈妈会早点做饭，吃完饭我和姐姐就赶快到礼堂去占地方，晚了，就只能站在最后，或者门外、窗旁，把脖子抻得生疼也看不清台上的表演。看演出成了听演出。

有一次演《红灯记》，是我大哥演李玉和。大哥当时是村里活跃的文艺分子，经常排练演出。大哥个子不高，但长得很帅，尤其眼睛很大，炯炯有神，嗓子还好，又亮又宽，是绝对的正面人物。那次演出，人很多，我和姐姐只搬了一只三条腿的圆凳子，那是家里唯一的凳子。我们没能占到前面的地方，只好在后面，站到凳子上，使劲伸着脖子抬着头才能看到舞台。我们一人一只脚踩在自己的圆凳上，另一只脚就稍稍借助旁边人的凳子一角，勉强支撑住。刚刚看到李玉和被敌人抓住后严刑拷打时，古老的圆凳突然断了一条腿，我被摔了下去。我们只好带着遗憾回家，一路听着从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大哥那高亢的唱腔。

礼堂还曾带给我另外的记忆。文革时，那里还曾关过人，是后来做了我们校长的王老师。应该是上世纪60年代末，礼堂还曾短时期做过村里的小学校，姐姐刚上学时就在那里。星期天时，我经常跟在姐姐后面到那里去玩。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不再兼做学校的礼堂门口的圆木上坐着一个高高大大的人，总是呆呆看着从地里回家的人们，扛着各式农具走过，眼光偶尔会飘向不远处袅袅升起的炊烟，可稍一闪亮便暗淡下来。有人走过会随意说一句，该回家吃饭了。他苦笑笑说，人家不让回家。其实，他的家就在附近，两三分钟就到。家里人只好每天把饭送到礼堂，在看管的人的监视下吃完，家人再把东西拿回去。而且，还不能交谈、说话，一切都在沉默中完成。

这一场景曾引起了我巨大的好奇心，我每天都忍不住要到礼堂去看上一眼，看那人是否还在，在干什么。我问过爸爸，那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不回家，晚上睡觉怎么办？……爸爸无法跟一个小孩子解释清楚这一切，只是嘱咐我少到那里去玩。我依然每天去礼堂，站在一边，看那人默默吃饭，默默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然后转到礼堂里去。有一天，我竟看到有六七个人围着那人在训斥，不停地喊着低头，低头。那人的头就越来越低。后来，这些人叫嚷着“让他坐飞机”，就把两张桌子摞起来，上面又放上一把凳子，然后命令那人站上去。我看得心惊肉跳，手心都出了汗，生怕那人会掉下来。回到家，跟爸妈说起当天的见闻，爸妈相顾无言，爸爸伸手抚着我的头，说以后别到那儿去，到别处去玩儿吧。可我被钩得更紧了，不顾爸妈的阻止和警告，还是每天偷偷跑到礼堂去。一天，我刚刚跑到礼堂门口，就看到那人正站在两张桌子上，双手背在背后，被一帮人呵斥着“转，转！”，一瞬间，那人像一只俯冲的大鸟，从桌子上掉下来了。我失口叫出声来，也顾不得那帮人的手忙脚乱，急忙跑回家去，上气不接下气报告刚刚发生的事。妈妈把吓得脸色煞白的我搂在怀里，对爸爸说，到底出事了。而爸爸则蹲在一边一口接一口地吸烟，当烟雾模糊了他的表情，爸爸站起来出去了，而我则在妈妈的怀里瑟瑟发抖，迷迷糊糊睡了过去。不知多久，我在迷迷糊糊中听爸爸对妈妈说，听说送到医院去了，可能不会有大事。但后来我知道，所谓大事就是生命危险。他被抢救了过来，却落下了严重的心脏病，听说还有很严重的胃病。当他后来成了我们的老师，并当了我们的校长后，我们常常会看到他的病容，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几年前在礼堂的那些日子。

老师终于不堪长期的病痛，五十来岁就倒下了。我考上大学后，暑假回家去看他，他病在床上，说话没有多少力气，但看到我去还是很高兴，说了很多的话。得知我学了中文，原本憔悴的脸上竟放出光彩，断断续续提起了那段他从不肯回忆的日子。言谈中表示希望我能为他整材料，为曾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向上面反映。我不解，老师难道不是因为平反后才回到学校的吗？怎么问题还没有解决？出来后，师母悄悄告诉我，村里当时并没有留存老师受批判的任何材料，落实政策时，也就没有依据，因而老师的问题就那么不了了之。长期的病痛，加上心情的抑郁，即使从那么艰难的经历中挺过来的老师，也终于坚持不下去了，撒手而去。

再后来，不知道是哪一年，礼堂被拆除了，在原地上盖起了一排新房。因为土地承包后，村里再不用召开全村大会了，文艺演出也没有了，礼堂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和存在的价值，被拆除也就势所必然。每当走到那里，我心中总是怅然若失，忍不住想起1969，那风雨如磐的日子。那曾经的历史就像滚滚尘烟，淹没在更广阔的尘烟中，不再被忆起，也难以看得见。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生活之流汩汩而逝，自动淘洗着一切的污浊，一切的苦难，天蓝地阔，水清月朗。可已经抚平的伤痕，总会以隐隐的痛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历史，曾经的教训，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健康的成长——带着这样有分量的历史前行，脚步才会更加坚实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