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礼诗文中的治世之音与文人心态

王安礼诗文中的治世之音与文人心态

王苑

王苑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摘要：在北宋“临川三王”中，尤以王安礼现今所存之文体较为单一，多为制诰、诏令等官方应用文。其创作中体现出的经纶自任的中和之性、崇文治世的鸣盛之音、文祸忧惧的微婉之意以及宣导王泽的博雅之学，正是当时上层文人所追求的雅正典重的审美品位的反映。此种治世之音又与产生于士夫尊显、积极干政与政治迫害、文祸频仍双重社会环境下的文人心态有着桴鼓相应的源流关系。

关键词：王安礼；馆阁；熙丰元祐；文人心态

Abstract:TheWangsofLinchuanisoneofthefamousculturalfamilyinNorthernSongDynasty.?NowadaysalargepartofWangAnli'sarticleshavedisappearedandmostoftheedictarticlesareinofficialapplicationstyle,sotheappearanceofpresentandfeatureisrelativelysingle,too.Evenso,hisliteraturalcreationreflectsthepursuitandaesthetictasteoftheupperstandardofscholarclass,suchastheneutralization,thedisasterapprehension?andtheculturalelegance,whichcloselyrelatedtothehistoryofthisperiodwiththeirfavourableopportunitiesandlivingenvironment.Inaword,theincreasinglyharshpoliticalandecologicaloriginrelationshipcooperatedverywellinlateNorthernSongDynasty.

Keywords:WangAnli；theacademyorinstitute；Xifeng-Yuanyou；thementalityofscholar

王安礼（1034年--1095年），字和甫，抚州临川人，官至尚书左丞。是北宋诗文大家与铁腕宰相王安石的同母弟。虽然他在行辈中文才突出，从而得与其二位兄长王安石、王安国并称“临川三王”，但这种特殊的处境，也注定了他一生的仕履与文华，辉光为其兄长的鼎鼎高名所掩，成为临川王氏这一有宋一代异军突起的衣冠甲族织锦添花的注脚。但即便如此，王安礼既是北宋神宗熙丰朝带有鲜明政治文化寓意的士人代表，又与当时处于政坛风口浪尖之上的王安石有着手足至亲关系，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此一时期的政争裹挟，从而打上了复杂而又鲜明的文化烙印，这也在他的诗文著作中有所体现。

一、王安礼其人及文集流传情况

关于王安礼之生平仕宦交游情况，除《宋史》、《东都事略》所载《王安礼传》为人们提供了较丰富的史料外，宋人田昼的《王安礼行状》、《祭王和甫文》亦属重要文献。但由于党争轩轾而导致了轻率乃至恶意的褒贬矜诛、锻炼周纳，又因为宋朝后期特定“国是”下的政治清洗，大量新党士人被丑化抹杀，故而文献散佚无绪，荒于收掇稽辑，可资鉴者少。后世对王安礼的研究，无论是政事抑或文学，均疏于关注，可谓憾事。

总体来说，王安礼个人的政治文化底色不甚明晰显豁，甚至有些模糊难辨，即便出身于新党门庭，亦不能以简单化的纯色武断目之。而他身处新旧党争近乎白炽化的时期，其与新旧党成员之间的虚与委蛇与周旋交接，其前后政治倾向与处世态度的波动与转变，也难以一言概之。王安礼对新法的态度与所站立场，可概括为温和的改良派，一如他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旷达通脱、不拘不滞。这使他既不同于新党吕惠卿等人的轻躁儇薄、急功近利，又不同于旧党司马光等人的固执一端、毫不通融。即便之于王安石，也是既不求同于兄长，亦不与之截然对立。无论是政治立场还是人生态度，他都是柔润而不失坚挺，这或许正是他从政资质中的性情优长之处。

据楼钥《王魏公文集序》记载：“公之五世孙直显谟阁厚之，编次遗文，属钥为序。”[1]可知《王魏公集》乃由王安礼五世孙王厚之所编次，原为二十卷，最早见于《宋史·艺文志》，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同，明初叶盛《录竹堂书目》亦载有《王魏公集》六册。但明中叶后散佚不存，故诸家书目皆不著录。惟独明《永乐大典》采录其诗文，得以传世。清修《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厘定为八卷。今《四库全书》文澜阁本卷数虽同八卷，但其末卷志铭、祭文分为两卷，不知何故删去第七卷，故今《四库全书》本实为七卷，收在集部三别集类二，卷首有提要清人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七集部题跋注明《王魏公集》八卷(旧抄本)。其后清末江西宜丰人胡思敬，曾肆力搜寻各处藏书，历时十年完成了《豫章丛书》的编刻工作，其中便收有《王魏公集》，补全了四库文澜阁本所缺的第七卷、杂著四十二篇。据祝尚书先生考证，现今所见的八卷本《王魏公集》，规模仍距原集的二十卷有相当的差距，作品散佚严重。据王安礼现存作品来看，制诰、诏令一类官方应用文体占据绝大多数，文章的面貌与特色也较为单一。

在宋代，词臣学士是政事与文章相济并行的高级文官群体，既以文辞美赡而专掌“王言之体”，又因地近职亲而充备宰辅之材，其身份自贵不可言。从作为一种与之相应的职业素养与政治潜质来看，作为“天子私人”的馆职词臣，写一手熟练漂亮的“官样文章”，自然是分内之事、应有之义。这种应用性远高于文学性、代表官方形象与话语权的“王言之体”，自有一套固定、严格的写作成规与套路，不得轻忽逾矩，故自与寻常文章不同。此外，到宋神宗朝王安礼任职馆阁时，面临着着如此一种双重境遇：经过宋初三朝礼遇文士、复兴文教、培养人才等崇文气象的濡染后，馆职词臣的文化素养显著提高；同时又因为熙丰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及王安石新政中科举废黜诗赋等举措，文学渐趋边缘化、政治化，馆职词臣的写作能力普遍平庸低下，如熙宁年间张尚英上疏中所言“近日典掌诰命多不得其人”[2]。所以，制诰文的写作不仅能反映出作者的文采学识、展现其胸襟气度，亦能体现其自身的美学追求与价值取向，故而具有历史、社会与文化认知的功能。

二、王安礼文章中的治世之音与文人心态

楼钥《王魏公文集序》引述田昼所作的《王安礼家传》评价其制诰之文曰：

其称公之文，则曰踔厉骏发，卒归于道。制诰温润丰美，得中和之气；而属辞赡洽，成于口授。上数称之。诰命有可以通行者，俾公为定辞以新之。公在翰林，旧制：尹京者不行词。时高丽修贡，数以奏来上，而所用答诏以十数。有旨：学士等概为之。执政欲人求一通以塞旨，而上乃独用公所草。其后既为丞弼，每下大诏令，与通好夷狄，多属于公。[3]

其语虽似有高拔矜奖之意，但所言之“温润丰美”、“中和之气”、“属辞赡洽”等风格却恰与王安礼现存文章相吻合，体现出的正是上层文人士大夫追求的雅正典重的审美品位，故亦不应为谄谀虚美之辞。且王安礼所起草的制诰、诏令、国书等颇为神宗所叹赏，亦为众文臣所不及。这种温润中和的文风及其柔润的性情，其实有着深厚的社会与时代渊源，是当时一种普遍的士人心态与生命格局在王安礼身上的个体呈现。表面上的治世之音，背后能够挖掘出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

1.经纶自任的中和之性。

在官场上，王安礼守道宗经，其仕途又较为顺利畅达，属于典型的封建循吏与学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三评价王安礼之文：“其中内外制草颇典重可观，叙事之文亦具法度，至若沈季良、元绛诸志铭，尤足补史传之阙，以视安石，虽规模稍隘，而核其体格，固亦约略相似也。”[4]意为安礼与安石文章体格有相似之处，都是在陶染经史儒道，追慕古圣先贤的基础上，为文宗经重道、以崇古说理为优长。但安礼性情中以经纶自任而阔略细谨的特点，具体反映在他的政治态度与为人处世上，与安石、安国两兄皆有不同。可以说临川王氏三兄弟各具脾性，迥不相侔却又互见共生。

或许是出于一种天生的性情趋尚，也或许是出于一种后天的练达智慧，王安礼在政治与人际交往中所表现出的心态与行为，既与王安石的“专断”不同，又与王安国的“亮直”有异。翻检文献史料，我们几乎找不到有关他轻肆直率的言论或行为，始终保持着他特有的求实稳健、温敦平和的作风。这其中或有身陷党争倾轧之中，而不得不采取圆滑世故的手段，以求明哲自保的因素。但较之王安石晚年事业付诸东流后幽居山野的英雄末路之悲，王安国终罹谗毁而绝缘青云并盛年而亡的不幸命运，王安礼虽难免经历过几次宦途颠簸，但总体上算是平稳顺畅。这反映在他的诗文风格上，自然与安石、安国有相异之处。其为文不故作惊人之论，语调也不似安石之激昂斩截，文气更无其峻急峭厉，而是叙述严谨明洁、语意婉曲周详、风格典雅稳重，体现出一种贵族化的雍容和穆的风度。选材切近平居仕宦与日常闲暇，思想上守儒宗经，内容、形式上却多为润色鸿业、应制酬答，体制凝重、典丽可观。至于诗歌创作，今通观王安礼现存的43首诗，虽古今众体兼备，但仍旧多以律诗、绝句为主，题材亦多为寄赠咏怀、过访酬答、记游嘉会、庆筵祝寿等，颂美之迹依然明显。盖其身处党争频仍之迹，难免不被牵涉其中，故深谙世路风波之险。其所谓“常以经纶自任”，实际上便是以儒家静定的道德操守、精深的典籍涵养来日渐平息政治襟怀的郁勃狂热，实现心境与修养上的淡薄恬退，故而鸣盛德之形容者亦颇多，而对政失时弊、民生疾苦或淡漠以视之，或温吞以出之，体现出一种雅正的文化品格与颂美的倾向，亦与安石诗中直言谠论、砭弊挞恶的作风迥不相同。

安礼此种诗文观念，并非个例，而实为一种崇儒右文氛围中形成的文学风尚，并可上溯下追，以探其赜。王安礼现存诸文，多为馆阁制作，其中洋溢的盛世、治世的格调意趣，实是宋代整体文化氛围与熙丰——元祐之际特殊的世风动向，共同作用之下，产生出的士人心态的微妙变化。在此，前者是统揽全局的总动力，后者则是具体环境下知人论世的要因。

如《东斋记事》卷一载：

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仁宗召近臣天章阁观书，宴于群玉殿，曰：“今天下无事，故与卿等乐饮”……中坐赐诗，群臣皆和。[5]

帝王的态度影响了世风的变迁，而世风变迁又势必反映在了士心嬗替上。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二记载：

杜祁公两帅长安。其初多任清俭，宴饮简薄，倡妓不许升厅。服饰粗质，袴至以布为之。及再至，事体皆变，筵会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系红裹肚勒帛。长安父老见公通变，皆曰：‘杜侍郎入两地。’旋踵召知天府，入枢密，遂为相焉。[6]

《宋史·杜衍传》记载其：

清介不殖私产，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数十楹，居之裕如也。[7]关于杜衍的生活习性，正史与笔记所载虽差异较大，但我们不能因之而判笔记纯属虚构。联系到王安礼早年在馆阁任职期间的“狎游无度”、狎妓宴饮之举，则不难发现二人之间的共通之处。其实，这实为世风使然，是士人望风而动的实例。王安礼的此种心态与行为亦不过为杜衍的异代回音而已。

2.崇文治世的鸣盛之音。

宋初三朝君主都以好文著称，优礼文儒，大兴文治，馆阁翰苑名士荟萃，盛极一时。群臣唱和，自不免歌功颂德、润色修饰。故而流露在笔端的便也是典雅雍容、温敦平和的“鸣盛之音”，推崇的是以文章教化美颂、宣导王泽的实用功能。早在真宗朝的翰林学士杨亿在其《送人知宣州诗序》中，便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限以社会功用和道德规范的双重标准：

君以治剧之能，奉求瘼之寄，所宜宣布王泽，激扬颂声，采谣俗于下民，辅明主于治世，当使《中和》、《乐职》之什，登荐郊丘；岂但“皋亭”、“陇首”之篇，留连光景而已？[8]

在他看来，诗歌并非仅仅是如梁朝柳恽诗“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一类留连光景之作，更重要的是为了宣扬风化、上情下达、辅主治世，立足点虽在诗歌的社会功用，但已开始萌生了歌功颂德的倾向。其《温州聂从事云堂集序》则从道德规范的方面着眼：

若乃《国风》之作，骚人之辞，风刺之所生，忧思之所积，犹防决川泄流，荡而忘返，弦急柱促，掩抑而不平。今夫聂君之诗，恬愉优柔，无有怨谤，吟咏情性，宣导王泽，其所谓越《风》、《骚》而追二《雅》，若西汉《中和》、《乐职》之作者乎！[9]

将诗歌的旨归定位为“吟咏情性，宣导王泽”。这种论调也颇有谀颂之嫌。但其主旨是不满诗歌中“忧思”、“不平”之音，所以崇二《雅》而抑《风》、《骚》。“宋人诗学强调‘性情之正’，故论诗多取《雅》、《颂》而不取《风》、《骚》，或者取《诗经》而不取《楚辞》。杨亿此语实乃首创之论。”[10]仁宗朝以“提纲振纪”而闻名的谏官余靖将此论申述得更清楚明白：

古今言诗者，二《雅》而降，骚人之作，号为雄杰。仆常患灵均负才矜己，一不得用于时，则忧愁恚憝，不能自裕其意，取讥通人，才虽美而趣不足尚。[11]

宋人大抵是以“性情之偏”来批评屈原。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不载《离骚》，据南宋费衮分析，乃是因为“温公之取人，必考其终始大节”，而屈原则是“行吟恚怼，形于色词，扬己露才，班固讥其怨刺。所著《离骚》，皆幽忧愤叹之作，非一饭忘君之谊，盖不可以训也。”[12]欧阳修虽强调诗文的政治功能，但在以道德性情评诗时，也持同样的看法：“可笑灵均楚泽畔，《离骚》憔悴愁独醒。”类似的评价，还有张元幹《跋苏诏君楚语后》“《风》、《雅》之变，始有《离骚》”[13]、王轾《题洛神赋图诗序》“《风》、《雅》、《颂》为文章之正。至屈原《离骚》，兼文章正变而言之。”这里的“正”，不仅是指文体的规范正统，更是指性情的平和中正。到了作为宋诗典范的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那里，有关“骚雅”的诗学观念也与前代的杨亿、欧阳修大致相通。黄庭坚虽然也以“兴托高远”与“忿世疾邪”作为两种并立的诗学思想系统，分属于“风”、“骚”两种诗美范式，但之间依旧存在着厚薄高下之分。其《胡宗元诗集序》：

夫寒暑相推，草木与荣衰焉。庆荣而吊衰，其鸣皆有为，候虫是也；不得其平则声若雷霆，涧水是也；寂寞无声，以宫商考之，则动而中律，金石丝竹是也。维金石丝竹之声，国风雅颂之言似之；涧水之声，楚人之言似之；至于候虫之声，则末世诗人之言似之。[14]

这段话中很明显地将历代之诗分为三个档次：一种是《国风》、《雅》、《颂》的和谐之声，一种是楚《骚》的不平之鸣，一种是末世诗人喜荣怨哀的缘情之作。由此看来，诗风与世运得以紧密联系，直接可以上溯到六经中《礼记·乐记》的一段文字：“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15]”所以，在皇权力量日益强化、大一统事业逐步巩固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动而中律”之音、雍容雅正之辞，赋诗作文须得性情之正、鸣治世之音、颂圣德之美，就不仅是文人的主动选择，势必也会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与提倡，潜移默化地成为一个时代中文人，尤其是上层文官的审美取向，并作为一种带有官方色彩的价值观固定下来。

3.文祸忧惧的微婉之意。

从以上分析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熙丰、元祐之际，当诗文的政治功能因诗祸频仍、文网森严而趋于幻灭之时，诗文的道德教化功能、官方宣传意识自然就提升至首位。文人当此之时，畏祸及身，只有顺应世风，收敛起渴盼奋飞的羽翼与雄心，淡化了“诗尚谲谏”的批判精神，从而使创作变成了一种得性情之正、合君臣之义、颂承平之治的宣传渠道。如黄庭坚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一文中明确提出对诗的功能的新认识，可谓识时务者：

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诤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之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领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16]

愤世疾邪之情化为忠信笃敬之性，讽谏美刺之道化为温柔敦厚之旨。这段话后来成为了后期江西诗派的创作宗旨。其实，作为宋诗典范意义的江西诗派，其发展历程、演变脉络历时之长久，几乎贯穿了两宋诗坛，并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故其诗学纲领亦不妨视作宋代诗学发展演变层面上的高度概括，具有深刻的代表性。黄庭坚这段著名的论诗文字，标志着宋代诗学整体价值倾向的扭转，那就是由指陈时弊、干预现实转向“约其性情之正”的道德完善与入于朝庙清献的功德颂美。

王安礼长期居于官宦，多以儒家道统经纶自任，且入于馆阁任“天子私人”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性与文化性均异常鲜明的职位，故其本人之思想观念与体现在诗文创作中的个性特色，无疑也会受到此种主流观念的引导。所以，王安礼最终显现于其诗文中的自身面貌，则是有着循儒味与贵族气的士大夫形象。让人不由联系到二程的弟子杨时的两段语录，恰可与黄庭坚的文字相互参照，亦可作为进一步考察王安礼文学创作的视角：

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无。如子瞻诗多于讥玩，殊无恻怛爱君之意；荆公在朝论事多不循理，惟是争气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邪僻之气不设于身体。”

作诗不知风雅之意，可以不作。诗尚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乃为有补。若谏而涉于毁谤，闻者怒之，何补之有？观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伯淳诗，则闻之者自然感动矣。因举伯淳和温公诸人禊饮诗云：“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又泛舟诗云：“只恐风花一片飞。”何其温厚也。

其旨归在于提倡“温厚”，反对“讥诮”，与黄庭坚批评“强谏诤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的观点异貌同心，也与王安礼文章“卒归于道”、“得中和之气”的写作风貌如出一辙。虽然诗文二者体裁有异，各自有各自的创作路径与审美倾向，不可完全等而视之。但二者均为文学范畴中的文体概念，其基本的出发点应是相近的。虽然不排除同一位作者在写诗与作文中的思想态度存在较大悬殊的情况，不过考虑到二者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士大夫最为常用的表情达意的渠道之一，同时作为古代正统的、高雅的文学体裁，与戏曲小说等市民化、通俗化的文学之间存在着较为清晰的界限，无须戏剧小说所必要的艺术虚构，就能最直观地反映着士人的思想情感、观念意识，相通之处颇为明显。故而，虽然王安礼以其制诰章表等应用之文闻名于世，最受世人奖誉与关注，但我们还是拥有较为合理的解释，从世风、士风、文风、诗风等不同角度定位，实现角度之间的灵活转换，来总体认知其诗文创作的主导特色，并结合那一时代的主流风尚，力争做出较为贴近实情的合理归因。

通过考察黄庭坚、杨时二人的诗论，外加王安礼个人的创作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从《诗经》起源的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风雅比兴”概念，其中最为核心的讽谏功用，已渐渐被后世的诗人学者、贵族士大夫替换成了“吟咏性情、涵畅道德之中而歌动”，诗文的批判精神实已抛弃。而这其中，均有对“得而罪之”、“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的戒惧。足见“乌台诗案”在宋代诗人心中留下了多么浓重的阴影。

4.宣导王泽的博雅之学。

尽管面临着“斯道之不行”的处境，士人依旧保持着较为清醒的诗学认知，并未完全回归到个人“吟咏性情，黼藻其身”的狭窄空间，一如宋初士人对于文学正统的坚守。真宗朝，不少馆阁文人就将责难的矛头指向晚唐体的局促琐屑、格卑气弱。张咏《许昌诗集序》云：

文章之兴，惟深于诗者，古所难哉！以其不沿行事之迹，酌行事之得失，疏通物理，宣导下情，直而婉，微而显，一联一句，感悟人心，使仁者劝而不仁者惧，彰是救过，抑又何多？可谓擅造化之心目，发典籍之英华也。洎诗人失正，采诗官废，淫词嫚唱，半成谑谈。后世作者，虽欲立言存教，直以业成无用，故留意者鲜。有如山僧逸民，终老耽玩，搜难抉奇，时得佳句，斯乃正始之音，翻为处士之一艺尔。又若才卑不能起语，思拙困于物象，兴咏违于事情，讽颂生于喜怒，以此较之，果无用也。其中浅劣之尤者，体盗人意，用为己功，衒气扬声，略无愧耻。呜呼！风雅道丧，若是之甚欤。与之相类似的，欧阳修《六一诗话》中记述了一则故事：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辞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

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

可见，苦吟求奇却有句无篇，除却山水风云就不知如何提笔，这种狭窄单薄的取材视野和“搜难抉奇，困于兴象”的寒俭之态，削弱消解了诗歌的教化功用、社会意识与宣扬力度，不能体现盛宋文化的繁荣局面，以鸣盛德之形容。也因其拘囿于单纯德白描写景、学养积淀浅陋，而遭到博学重臣的鄙薄。统观王安礼之文的“温润丰美”、“属辞赡洽”、“典重可观”的风格气度，与他一度任翰林学士的仕宦经历不无关系，而前辈张咏、杨亿、欧阳修，以及后来的黄庭坚、杨时等人的文学观念，恐也应是王氏认同并终身践履的。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主盟文坛的词臣多为诗文兼擅的文章大家，如王禹偁、杨亿、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皆是此类人物。他们无一不是以制诰著称的大手笔，同时又是各领风骚的杰出诗人。陈元锋先生在其《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一书中爬梳出了一条潜藏其中的制诰文章发展脉络：

王禹偁、杨亿的制诰文章大体经历了由“贞元、元和风格”向“樊南四六”体的转变，而当北宋中叶欧阳修主持文坛时，与他继踵进入翰苑的司马光、王安石等词臣均对五代、宋初以来的四六诏诰表示了公开的抵触或批评，转而崇尚“平淡典要”的“三代两汉之风”。

这让我们不由思考诗风嬗变与文风迁移之间的关系。欧阳修称梅尧臣：“辞非一体，至于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徐度《却扫编》卷中亦称陈师道：“其学甚博而精，尤好经术，非如唐之诸子，作诗之外他无所知也。”

从王禹偁等人的典雅，经杨亿、刘筠等人的典赡，再到欧阳修等人的典要，词臣文章直追三代两汉，而不再笼统地与贞元、元和混为一谈。欧阳修《答王内翰范舍人》：“白麻诏令追三代，青史文章自一家。”梅尧臣《依韵和胡舍人见唁》：“西垣阁老号文雅，辞体兼能两汉文。”均以三代两汉标榜两制词命。这大概亦与有宋一代文治炳焕，君臣皆以德自尊、以道自隆，欲成一代彬彬之盛的政治文化气魄，反映在作为“王言之体”的制诰与“吟咏性情”的诗歌上，都展现出一派“宣导王泽”、醇厚温雅的黄钟大吕之音，直欲逾三唐而跨两汉，终窥三代之遗风。

余英时先生更是进一步明确定位，认为宋为“后三代”所表达的基本判断，并非基于“汉、唐作为大一统王朝的特征，如国力强盛、疆域开拓之类”，而是建立在“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的基础上。而与此文治相应的，是宋代涌现出的大批集文章、政事、学术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馆阁翰苑作为国家储材要地，更是云蒸霞蔚、群彦毕集。故而为文主文坛风尚、立身为“学者宗师”的馆阁词臣，自会随时代发展，不断转换着诗文典范的选择，并以之引领一代文风的因革。

曾巩《辞中书舍人状》云：“唐之文章尝盛矣。当时之士，若常衮、杨炎、元稹之属，号能为训辞。今其文尚存，亦未有远过人者。”欧阳修《谢公（绛）墓志铭》亦称：“三代以来，文章盛者称西汉，公于制诰，尤得其体，世所谓常、杨、元、白，不足多也。”《与荆南乐秀才书》：“今时之士大夫所为，彬彬有两汉之风矣。[27]”此种文风审美的转变，不仅反映在对元白制诰之文兴趣的削减上，同时“元轻白俗”的诗美特色，连同宋初“得于容易”的白体、“困于兴象”的晚唐体，一并降格。作为词臣的王安礼在其《为爱》一诗中，态度便已很明显：

为爱诗家景，分题昼幕褰。寒生洞庭石，翠滴华峰莲。刷羽天门过，潜鳞海窟眠。未饶元白辈，争购百金传。

其不喜元白之浅易之意可明。其中颈联似乎隐约透出韩愈、孟郊诗的幽奇峭拔、雄放古奥，其中也暗中透露出诗坛风尚的潜递暗换。据《东轩笔录》记载的沈括、吕惠卿等新党馆阁文人对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各有褒贬的论争，即可见一斑。

在这种承平之世与崇文气象的濡染之下，馆阁词臣在典掌诰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倡导和实践着文章与诗歌的变革，因而使北宋诗文两种文体大体上呈现出同步转轨、风气交会的发展态势，也显现出宋诗发展历程中重新变、尚破体、主学问的“宋调”特色，并最终在馆职词臣手中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学者之诗。

清末魏元旷在四库文澜阁本《王魏公集》校记跋语中道：典制之作，其文体质凝重，亦复和易宽博，具大臣之度。诗亦胸次超然，风骨遒上，不似荆公以拗折取胜，亦犹曲阜（曾肇）之于子固（曾巩），力虽不逮固，不愧一代作者，可颉颃于伯仲间。

而其中的“和易宽博”、“大臣之度”、“胸次超然”、“风骨遒上”，恰便是盛宋文化与治世气象综合作用下的士人心态、生命格局，在王安礼身上的个体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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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苑，女，（1989年-），山东济南人，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学与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