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八次会师（上）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八次会师（上）

杨军红

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全国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他们是各自走上长征之路的，但又是密切配合的，都是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军三大主力和各抗日先遣队从不同地方突围长征，共有八次会师。会师壮大了队伍，激励了斗志，加速了长征胜利进程，最终实现了红军会师陕北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关键词长征红军会师八次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长征精神与贵州革命老区发展研究（15JJD770033）;贵州省2016年社科规划项目：抗战初期青年知识分子赴延安研究（16GZYB02）；贵州大学重大科研项目：长征文化研究（GDZT201606）阶段性成果。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十分重要的事件，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红军长征中的八次会师壮大了队伍，鼓舞了士气，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使长征最终取得了胜利。

一、红七军团与红十军重溪会师

1934年7月7日，红一方面军第七军团约六千人，奉命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自瑞金向闽浙赣进军，此时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败，七军团实际上担负着牵制敌人，策应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战略任务。第七军团出发不久，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革军委即发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号召“一切反日的民众都应该帮助我们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团结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周围，加入我们的抗日先遣队，武装起来，直接同进攻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盗匪们作战。”[1]这是中央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给予红七军团的重要支持，同时进一步宣传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宗旨目标，扩大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激发了沿途群众加入红军队伍，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勇气。

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领导下，红七军团攻打福州，损失严重，后冲破敌人六路围攻，历尽艰辛转移至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到达德兴的重溪与方志敏领导的新红十军会师。两军奉命组成红十军团，方志敏为军团政治委员会主席。1935年1月，军团主力在江西婺源地区被十倍敌人围困，方志敏在突出重围情况下，又毅然返回营救被围困红军，不幸被捕。此次战斗历时七天，仅8百余人突围。红十军团北上行动虽遭失败，但以北上抗日的坚决行动和大力宣传，推动了沿途群众抗日反蒋斗争；十军团六个多月行军5600余里，艰苦转战于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广大区域，震动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域，牵制了20多万国民党军队，策应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

二、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木黄会师

1934年7月23日，中央军委命令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以策应中央红军作战。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又一支先遣队，在任弼时带领下进军湖南。对此中央指出，红六军团在湘中的积极行动，将迫使湘敌“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署，这将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以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2]按中央指示，8月7日任弼时率军团主力9758人开始长征，不久红军第六军团正式成立，由任弼时、肖克、王震组成军政委员会，为西征最高领导机关，任弼时任主席。鉴于敌情变化，红六军团先后放弃建立湘中游击区、阳明山游击根据地计划，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在全县以南界首渡过湘江。途中接到中央军委指令，要求六军团与贺龙的红三军在湘西或湘西北配合作战，背靠贵州，建立巩固根据地，以牵制更多敌人于湘西北，直接配合即将长征的红一方面军行动。接到指令的第二天，全军即向西急进，在进军到瓮安的猴场时又接到中央军委指示，要求六军团迅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于是军团主力转战于湘桂黔三省，期间陷于被动，遭受重大伤亡。10月24日，六军团余部三千余人到达印江木黄，与贺龙、关向应同志领导的红三军会师，会师前夕，红三军奉命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中央决定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统一红二、六军团的指挥；成立了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时同志兼任书记，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夏曦、张子意等同志为委员。针对会师后新形势，任弼时、贺龙等同志不失时机向中央提出建议，两军团主力回师湘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牵制调动湖南湖北两省敌人，以策应中央红军向西转移，得到中央批准。此后，二六军团成为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和坚强有力的武装，巩固发展了湘鄂川黔根据地，有力策应了红一方面军战略转移。

三、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永平会师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后，为集中留守力量打击敌人，鄂豫皖省委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为军长兼政委。1934年8月，周恩来派程子华到鄂豫皖传达指示，要求红二十五军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吴焕先、徐海东等即带领全军2900余人，突围到河南光山花山寨，并召开会议，决定立即率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最初目标是桐柏山区和豫西伏牛山区；为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扩大党和红军影响，部队对外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11月16日，二十五军从根据地出发越过平汉路，向西北方向挺进，先后到达伏牛山、陕西南部地区，胜利完成第一次战略转移任务，不久即在陕西东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交界的地区建立起鄂豫陕游击根据地。

为适应战略转移后新形势，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1935年6月底，红二十五军翻越秦岭、终南山，到达西安南边子午镇一带，期间得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北上的消息。省委即于7月15日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配合主力红军北上行动，是当前最为紧迫的战斗任务……红二十五军立即北上，与陕北红军汇成一个力量，创建新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3]随即全军近4000人从子午镇出发向甘肃挺进，打下两当，直扑天水，强渡渭水，攻取泰安，挺进通渭，截断西兰公路交通，挺进静宁以北兴隆镇，等待红一、四方面军到来。二十五军配合中央长征的迅猛攻势，极大震动了国民党统治集团，蒋介石连发五道命令，妄图以优势兵力，先迅速解决红二十五军，然后集中兵力消灭主力红军，对二十五军大举展开围堵。为牵制国民党、迎接红军主力北上，二十五军由此承受了空前的压力。在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紧要关头，红二十五军当即调整行动方向，改向陕北进军，与陕北红军会合。9月18日，到达延川县永平镇，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并成立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约七千人。不久发起甘泉的劳山战役，全部歼灭东北军110师，击毙师长贺立诚，此时据三大红军主力会师陕北不到半个月。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有力配合了一、四方面军的北上，事实上成为整个红军的开路先锋。崂山战役的胜利，为迎接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到来扫清了道路；进一步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使这里作为党中央和红军万里长征的落脚点。

四、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左倾错误领导，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经湘江血战，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仅余下3万人左右，残酷的现实引发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质疑或不满，促成中共对红军行军战略方向上的几次大调整：通道转兵，转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黎平会议，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4]遂向遵义进军。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举行猴场会议，提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5]攻取遵义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召开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决议》指出“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6]。后因国民党军四面包抄，中央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计划，拟从泸州附近渡江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作战。为此中央特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通报了行动计划，“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计划，四方面军“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7]此电向红四方面军提出了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的要求，而当时的情况是四川军阀刘湘对红四方面军六路围攻失败后，采取了北守南攻策略，从重庆到泸州部署重兵沿江封锁，严防中央红军过江。得知刘湘兵力部署情况后，中央不得不放弃从泸州渡江计划，决定以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争取由黔西向东发展。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提出要在云贵川三省“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8]，为达此目的和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求红军必须采取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经过两个多月的机动作战，红军已取得较大主动，中央军委又进一步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明确指出，“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9]并就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根据地作出安排部署。随即红军巧渡金沙江，把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远远抛在金沙江南岸，取得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渡过金沙江后，中央红军以惊人速度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并于6月12日到达懋功县达维村，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双方兵力达十余万，为打开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此时正值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进一步出卖华北权益的重要关头，新的抗日反蒋高潮即将到来，集中全国力量抗击日本侵略成为全国人民强烈呼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日益不得人心，这就为红军创造了有利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48;356.

[3]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59.

[4][5][6][7][8][9]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79:150;151;160;171;174;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