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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昆曲艺术风格的形成是在传统美学观念影响下的产物。昆曲艺术创造者们在摸索昆曲艺术最佳的表达方式的过程中,显然深刻体悟了中国文化所蕴藉的独特的审美意识。本文着重探讨昆曲艺术在审美特征上的具体意涵和表现形式,它兼具古典主义的色彩、浪漫主义色彩、写意主义色彩的多重特质,形成了具有丰富美学内容和表达方式的美学范式。可以说,在中国戏曲史上,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够与之比肩。它有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意蕴的倾向,积淀着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内核。
【关键词】:昆曲审美特征古典浪漫写意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中的瑰宝,昆曲至今仍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浩繁多复的艺术样式中,昆曲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存在在艺术史上散发着灿烂的光辉。经过了六百余年的发展、演变、流转,昆曲至今在我们心头仍然会激起一种美的冲动。在它最辉煌的时候,它曾是举国上下最受欢迎的艺术形式,上到宫廷,再到文人士大夫,下到平民百姓,无一不对昆曲追捧。在它跌倒了最谷底的时候,它仍然不失优雅,用微弱的气息传唱着哀婉动听的歌谣。作为一个成熟的艺术样式,昆曲必然经历了从初起、兴盛、高潮、衰落、复兴的历史进程,在这几百年间,无论是它的兴盛还是衰落都牵动着举国上下的心。只是在人们的视线中,它可能暂时离人们远去,但其实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昆曲从未远去。它是我们民族和历史的记忆,它身上涤荡的是整个民族的气度和灵魂。正因为这样,当我们回望昆曲这一古老的艺术样态时,我们的内心仍然会发生这么大的共鸣。当我们聆听昆曲时,内心回响的是整个民族的兴衰与变迁。我们为它扼腕,为它叹息,为它鼓掌,为它沉湎。这种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大地的艺术,这种与中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艺术,必然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强盛。
由于昆曲独特的音乐的表现力和性格化的特点,使之称为水磨腔。[1]昆曲由于集合了文学、音乐、表演、杂技等多种艺术形态和样式,呈现出独特的、具有中国审美范式的美学特征。具体来说,可以表现为古典主义的色彩、浪漫主义的色彩、写意主义的色彩并存的姿态。可以说,在中国戏曲史上,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够与之比肩。它有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意蕴的倾向,积淀着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内核。
一、古典主义的色彩
昆曲得益于深厚的古典主义文学的传统,呈现出浓厚的古典主义色彩。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一直出现着重文轻艺的倾向。[2]对文学剧本的重视,加剧了戏曲剧本文学化的倾向和色彩。对古典文学的重视,从昆曲的初始就可见一斑。明代戏曲作家梁辰鱼在明代嘉靖年间创作了文学剧本《浣纱记》,它借中国春秋时期吴、越两个诸侯国争霸的故事来表达对封建国家兴盛和衰亡历史规律的深沉思考。[3]并用水磨调第一次把《浣纱记》搬上舞台,使昆山腔与剧情结合得非常自然,舞台演出大获成功。其中许多富有创造性的音乐段落很好地加强了演出效果,昆曲一时成为了社会上流行的音乐。而昆山腔的声腔和演唱方式,也逐渐被大众接受和认可,获得了主流的地位,也称之为“雅部”。
昆曲的文学性是非常之强的,无论是从唱词还是语言形态,昆曲都把文学性做到了极致。从唱词来看,昆曲承袭于古典诗词,昆曲与古典诗词有着共同的文化底蕴,它们同根同源,共同打造了中华文化的诗意化的境界。另一方面,从语言形态上来来,昆曲运用的是古文,与音韵学、古典学一脉相承,在语言的底蕴上来说有不可超越的优势。同时,昆曲使用的是吴语和地方方言,生来就带有一种久远的情调,吴侬软语;含有吴中一带的市井方言,充满传统文艺的生活气息。在创作方面,由于大量的文人加入昆曲创作的队伍,使得昆曲创作呈现出文人化的倾向,也极大的提升了昆曲的文学品位,注入了传统士大夫文人的审美意趣。文人们对昆曲的改造、提升、加工,使得昆曲的“雅化”过程进一步加快,成为正宗的“雅部”。同时也遣词造句,字斟句酌,字字珠玑,这些文人化的举动和精心培育,造就了昆曲高雅的风格,以及清新脱俗的文化品位,彰显着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风范。
二、浪漫主义的色彩
昆曲自始就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飘扬着人文主义的气息。昆曲对人的主体的关注,渗透着明代以后人性解放的要求,以及理学、礼教禁锢压抑下的强烈渴望自由的心灵。在《牡丹亭》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明代汤显祖写的《牡丹亭》是昆曲艺术中的翘楚,上承《西厢》,下乘《红楼》,极尽爱情故事之精美。
首先,在于以“梦”写情的叙事方式。杜丽娘为南安太守的独生女儿。封建官僚杜宝和他的夫人甄氏,为封建礼教濡染,从行动和思想上对女儿都严加管束。作者通过游园入梦,跌入了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境界、闯进了一个甜蜜美满的天地。杜丽娘游园时感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是因为她感到“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婚配。成为虚度青春”。从此可见,她厌弃那些子曰诗云的封建说教,痛恨那些家规家法,憧憬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向往着佳人配才子的际遇,于是感而入梦。杜丽娘对于梦境,不是把它视为一般的幻觉,而是更深一层地将它视为自己理想的现实再现。可见杜丽娘的“梦”,是对封建礼教大胆反抗,也是解放了的个性的自由飞翔。正如杜丽娘的梦境与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尖锐的对立极为形象地表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虽然古代作家以梦入剧者不乏其例,然而《牡丹亭》中的梦更是作为一种理想的寄托来提高文学作品的价值与艺术力量,同时也增强了其中的浪漫主义色彩。
其次,在于对杜丽娘形象的塑造上。汤显祖在《牡丹亭》的“题词”中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显然,汤显祖是把杜丽娘作为“有情人”,并且是达到了“情之至”的“有情人”来塑造的,十分明确地与礼教、理学的排斥、否定“情”即所谓“去人欲”针锋相对的。杜丽娘游园春情萌动,由欲生情。她说:“关关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偷逛后花园,面对蜂飞蝶舞、姹紫嫣红的满园春色,不禁产生无限的伤感。青春的觉醒,使她大胆地发出了质疑;自然人性的回归,使她生理上感受到了情欲不得的焦虑。由欲而生情,要求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得到自由幸福的爱情。可以说,杜丽娘身上是寄予了汤显祖对生命自由和爱情的理想,这样一个至情至性的女子,在与封建礼教和旧势力的斗争中,完成了她对爱情的追逐。她是汤显祖理想的化身,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女性寻而不得的人生坐标,是无数追求爱情幸福、生命自由的个体探讨的生命价值和终极意义。杜丽娘由梦而生情,由情而郁死,由死而痴情,由痴而复生,这样一个痴心不悔、生命不顾的光辉形象,闪烁的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因为只有这样置生死于度外的爱情,这样超越了现实的爱情,才是真正的浪漫主义的杰作。而杜丽娘的人物形象,也永远闪耀着浪漫主义的光辉。
三、写意主义的色彩
昆曲这种艺术形式最大的一个特征可以说就是写意性。写意作为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之一,本身透着含蓄、内敛而重精神,重感悟的中国式的哲学思维。[5]有别于现代话剧和西方话剧的写实性,昆曲根植于传统中国文化的美学基础,呈现出鲜明的写意性。昆曲的写意,可以说是彻底而完备的。无论是从表演、布景、行腔演唱等方面都具有浓厚的写意性。
首先,从表演上来看。昆曲的表演,是一种歌、舞、介、白各种手段互相配合的综合艺术。通过长期舞台实践,逐渐形成了“载歌裁舞”的表演形式。其舞蹈身段大抵可分两种:一种是说话时的辅助姿态和由手势发展起来的着重写意的舞蹈;一种是配合唱词感情的抒情舞蹈。此外,昆腔在念、白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丑角,说的是吴语为主的一些江南方言,生活气息浓厚,而且还往往运用大段类似快板的韵白,对丰富人物形象起了重要的衬托作用。
其次,从布景上来看。昆曲也显示了中国戏曲的一贯传统:简约之美。昆曲的舞台布景,主要依靠演员的歌舞表演来呈现,带来了舞台空间处理的高度灵活性,不仅可以通过演员的出场和退场来改变剧情的发生地点,也可以在演员不走下舞台的条件下,随着演员的动作不断地更换地点。如舞台上可以用一个“圆场”表示地点的变化,表明人物已翻山越岭;在上楼梯时只做出提衣抬腿上楼的动作,楼梯却是没有的;开门和关门,门也被省略了。还有的是部分省略,如人物骑马,马被省略了,却还有马鞭;在行船时,船与水被省略了,却还有船桨。这些充分体现中国戏曲虚实相生、遗形写意的美学特色。
最后,从行腔方式上来看。昆曲界一向有“依字行腔”之说。它是指在腔与词的关系中腔要主动地服从词的字调和语调,使得腔与词的配合能够相得益彰,这也是戏曲唱腔设计中最主要的创作原则之一。[7]昆曲的行腔演唱中,情、声、气三者不可分割,情为主导和内在,声和气被引导,是外在的为情服务。演唱过程中有实唱与虚唱。字腔用实唱(真声多),过腔用虚唱(假声多),这样通过真声与假声的交替使用,产生虚实变化,带来昆曲抑扬顿挫的婉转美。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美学中,世间万物都包含着“阴”和“阳”两个对立的方面和“虚”、“实”之道,这种“阴阳互补”、“虚实相生”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昆曲就是通过虚拟的、象征方式来表现的,并借此引发了观众无限的想象力,促成了写意性的产生。[8]昆曲行腔方式上的变化,带来的不仅是节奏上的变化,更是一种深度的审美意识的体现。这种写意性强的审美体验,造就了昆曲连绵不绝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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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庄永平.京剧唱腔中的腔词关系——对“依字行腔”原则的剖析[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82(2):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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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蒋锋.昆曲音乐与昆曲声腔[J].艺海,2015(10):68-71.
[10]于秀丽.昆曲中的写意[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23):195-195.
[11]于秀丽.昆曲中的写意[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23):195-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