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赋对神仙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论汉赋对神仙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杨倩倩

云南民族大学

一个时代的文学总是与当时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密切相关，汉代的文学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社会思想的影响。两汉是神仙思想大发展的时期，汉代文学和社会心理与神仙思想的契合，以及帝王的喜好和方士的推动等等，使得神仙思想在汉代整个社会得到广泛流传，神仙思想与之前相比有很多新发展，形成了很多新特点，对汉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神仙思想的产生

神仙思想起源于先民朴素的自然观和宇宙观，春秋以前世人观念中有神无仙，二者并不属于同一类别。春秋末年，神仙思想初见端倪，依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得何焉？’”。[1]从君臣的对答可以看出齐景公对于“古而无死”的羡慕和向往。其思想深处流露的是对于自身长生和快活自在的企盼，以及对于难以摆脱生老病死的世俗束缚而充满悲剧意识的一种无奈。“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世人的思想观念已由对于古时神灵的敬畏崇拜开始转向了注重现实社会中自身生命的存在价值，同时也可看作是我们的先人在经历了漫长的蒙昧时代而进入理性时代之后，为了解脱和逃避日益增强的生命悲剧意识而不得不再次向神行靠拢的一种心理倾向”。[2]因而表现出了一种从远古神话传说向后世以追求长生不死为宗旨的神仙思想的过渡。

进入战国时代，神仙思想逐渐形成，各种关于长生不死之人的记载陆续出现并且广为流传。《庄子》一书当中就包含很多诸如“神人”“真人”“至人”“大人”一类被闻一多先生认为皆系仙人别名的有关神仙的描述。神仙思想在战国时期初步形成后，神仙方士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并过举行求仙活动、编撰神仙故事等途径在社会上传播神仙思想，赢得了那些渴望长生不死的诸侯君主们的热烈追捧和青睐。伴随着最高统治者一次次的海上求仙活动，受到君主意志肯定的神仙思想在社会上也越来越兴盛并逐渐摆脱了先前零碎的活动方式而趋向组织化。为了弥补自身理论系统贫乏的缺陷，方士们吸收了其他一些流派特别是阴阳五行学说，用其探讨天道玄远、天象预言并解释他们的成仙之术，从而形成了一个以长生不死为号召的神仙方士集团。史学家习惯把这种宣扬神仙方术和传说的方士集团称之为“方仙道”，亦即世人所谓的神仙家。

西汉中期神仙方士为神仙方术走向系统化理论化做着不懈的努力，这主要表现在神仙方术的“方仙道”与“黄老学”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一方面，在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使得由原始道家演变而来的黄老之学失去了先前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转而将重心移到修身养性上，这就为它和方仙道的结合提供了客观的条件。另一方面，对于方仙道来说，“它也迫切需要借助一种哲学理论来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自己”。[3]于是方仙道和黄老之学结合起来，形成了颇具宗教色彩的“黄老道”。“这标志着中国古代的神仙信仰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终于走向了理论化、系统化和宗教化，神仙方术终于上升到了神仙之学”。[4]东汉中叶至末年，黄老道进一步演化，作为早期道家的两大派别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应运而生。至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总结了战国以来的神仙思想，并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成仙理论体系，从而形成了神仙道教。

二、神仙思想与汉代文学

（一）两汉文学的地位

汉代文学是指上起汉代立国，下至东汉末期汉献帝建安元年的文学。这一时期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首先，这一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汉赋。“汉赋在文学史上划时代的贡献在于：从汉赋起，我国文学开始了对于美的有意识的追求，从而使我国文学的自发阶段进到了由自发向自觉过渡的阶段”[5]。其次，是文学散文的出现。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李陵的《答苏武书》等，都是书写个人的悲哀或愤满的作品，是我国抒情散文的良好开端。第三，是诗歌的发展。这一时期，五言诗的兴起和叙事诗的产生和发展颇引人注目。作为文学从自发到自觉地过渡阶段，汉代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除此之外，汉代游仙文学经过先秦的早期发展之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向。

（二）神仙思想促进了游仙文学的长足发展

汉代是游仙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神仙思想的发展及文学创作的繁荣，使得游仙文学在汉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神仙思想在汉代社会的迅速发展，为游仙诗创作提供了许多新鲜、有趣的仙话素材。汉乐府游仙诗是现存最早追求“列仙之趣”的诗歌作品。如汉乐府游仙诗《瑟调曲?陇西行》向人们生动地描绘了想象中的升仙过程与仙界景象；《杂曲歌?辞艳歌》向人们描绘了想象中快乐美好的神仙生活；《平调曲?长歌行》与《清调曲?董逃行》中则是关于寻仙问药过程的浪漫想象。汉乐府游仙诗中所出现的寻仙问药的奇妙幻想以及对于神仙生活、仙境景象的生动描绘，使得汉乐府游仙诗表现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列仙之趣”，在游仙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列仙传》是一部仙话故事集，它将众多仙人集中在一起，采用人物传记形式讲述他们的奇异事迹，构成了一个奇幻多彩的神仙画廊，开启了仙话创作的基本主题模式。

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汉人的拟骚作品最早将游仙与隐居进行了结合，开始出现了游仙隐逸化的倾向。而在汉人的骚体赋中，作家的游仙最终都转向了退隐，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游仙隐逸化”的倾向。如东方朔《七谏?自悲》中的游仙描写：“引八维以自道兮，含沆瀣以长生。居不乐以时思兮，食草木之秋实。饮菌若之朝落兮，构桂木而为室。杂橘抽以为囿兮，列新夷与椒桢”。又如贾谊《惜誓》中的游仙描写：“乃至少原之壄兮，赤松王乔皆在旁。二子拥瑟而调均兮，余因称乎清商。澹然而自乐兮，吸众气而翱翔。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严忌的《哀时命》中，“游仙隐逸化”的倾向就表现得更为明显。汉代的骚体赋中，也有一些借游仙以抒情言志的作品，如扬雄的《太玄赋》、冯衍的《显志赋》和张衡的《思玄赋》等。这些骚体赋在继承屈原开创的“坎壈咏怀”游仙模式的同时，又都将游仙与退隐结合了起来。与拟骚作品相比，这些骚体赋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游仙隐逸化”倾向，这些作品在中国游仙文学发展史上亦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汉代的文学作品，己经奠定了游仙文学的主要类型与基本表现模式，对于后世游仙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汉赋对神仙思想的丰富和创新

神仙思想的兴起对后世文学，尤其是汉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赋承袭了先秦的神仙思想，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扬、丰富和创新。

(一）以“神”、“仙”、“灵”等字眼营造出浓烈的神话氛围

汉代神仙思想非常盛行，生命的短暂和生活的不如意常常会使人们企望成为神仙来摆脱生死。但神仙难成，在心灵的渴求与补偿之下，人们便将“神”、“仙”等字眼加在普通事物的名称前，使原本不具有神性的事物转化成神话素材，营造出浓烈的神话氛围。

如“神龙”（《吊屈原赋》《西京赋》《神龙赋》）、“神龟”（《子虚赋》)、“神雀”（《羽猎赋》）、“神域”（《幽通赋》）、“神木”（《西京赋》《东都赋》）、“仙车”(《西京赋》、“仙士”（《遂初赋》）等。原本随处可见的山、丘、池、树等事物，加上“神”、“仙”这样的字眼后，都变成了有神性的动物，从而营造出了浓烈的神话氛围。

汉赋中还经常出现如“灵鼓”（《子虚赋》）、“灵山”（《难蜀赋》）、“灵宫、灵沼、灵草”（《羽猎赋》）、“灵鸟”（《鹦鹉赋》）、“灵龟、灵岳”（《白鹤赋》）等事物。在这些常见的鼓、山、宫殿、沼泽等事物名称前加上“灵”字，使其具有了非凡的性质，应用于赋中便营造出了浓郁的神话氛围。

（二）以神仙之说为主要的创作题材和精神寄托

汉代普遍盛行的神仙思想，正好给汉赋作家提供了借助神话传说自由驰骋想象的创作灵感和动机，于是赋作家不管是否相信神仙的存在，都纷纷将神仙题材引入他们的文学创作。从而使得汉赋中出现了大量的以神仙之说为主要题材的作品，在这辞赋中，有些作品本身就是纯粹的游仙之作。如桓谭的《仙赋》，张衡的《玄思赋》、《七辩》，冯衍的《显志赋》，班彪的《览海赋》等。除此之外，还有诸多涉及到神话题材的汉赋，如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杨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太玄赋》、《核灵赋》、《逐贫赋》，刘歆《甘泉宫赋》，黄香《九宫赋》，傅毅《洛都赋》，张衡《西京赋》、《东京赋》等。

汉赋中的神仙思想、神仙境界多是道家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作家个人思想情感的反映。汉代作家对道家思想的热衷，其主要原因在于：“道家思想是中国士人心中一扇隐秘的后门，从那里可以逃往人精神的清醇之地，逃往心灵的荫蔽救护之所”。[6]有学者统计“《全汉赋》中郑玄以前的作家计72家，作品计193篇，而其中明显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作品有17篇，涉及作家10人”。[7]在这种心境的影响下，汉赋作家多流露出对神仙境界的向往和归隐避世之趣。如扬雄的《太玄赋》云：“纳傿禄于江淮兮，揖松乔于华岳。升昆仑以散发兮，踞弱水而濯足。朝发轫于流沙兮，夕翱翔于碣石。忽万里而一顿兮，过列仙以托宿。役青要以承戈兮，舞冯夷以作乐……”。冯衍的《显志赋》曰：“盖隐约而得道兮，羌穷悟而入术；离尘垢之窈冥兮，配乔、松之妙节。惟吾志之所庶兮，固与俗其不同；既俶傥而高引兮，愿观其从容”。这些赋作体现了求仙和隐逸思想的合流，表现了大一统政局中士人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困境。面对政治上的不得志，赋作家自然而然地将神仙思想作为化解他们心灵上苦闷和焦虑的一剂良药。以游仙境界寄托其自由精神，寻求精神的理想归宿。

(三）夸张虚幻的表现方式形成汉赋的“巨丽”之美

《文心雕龙?夸饰》云：“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盛。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焦明具获。及扬雄《甘泉》、酌其馀波。语诡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巅坠于鬼神。至《东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验理则理无不验，穷饰则饰由未穷也”。[8]虽然刘勰对汉赋中这些“虚辞滥说”颇有微词，但从侧面反映了汉赋所具有的夸张虚幻的表现形式，而汉赋也正是由此所形成的铺张扬厉、饱览万象、阔大恢弘的“巨丽”之美，才使其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占据着汉代文坛的主要地位，而赋中的这些“虚辞滥说”，也正是汉赋艺术特质与审美魅力之所在。刘勰在批评之余也说汉赋中这些虚构夸张的描写起到了“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9]的审美效果。

借助神仙传说进行夸饰描写，在以帝王宫苑为描写对象的汉赋当中最为突出，赋中的仙人、仙境全都变成了汉家天子宫苑中的点缀物。如《上林赋》中对君王行宫的描写：“青龙蚴蟉于东箱，象舆婉僤于西清，灵圄燕于闲馆，偓佺之伦暴于南荣”。在这里，“青龙”是为神仙驾车的马，“象舆”是传说一种象征太平祥瑞的车，在此处所指的是神仙所乘的车，“灵圄”是神仙的统称，“偓佺”是仙人名。司马相如让神仙传说中的仙人出现在帝王宫苑中，目的就是要夸饰上林苑的规模宏大，雄伟壮观。扬雄《甘泉赋》中对甘泉宫建筑的描写：“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珑。炕浮柱之飞榱兮，神莫莫而扶倾……般倕弃其剞劂兮，王尔投其钩绳。虽方征侨与偓佺兮，犹彷佛其若梦”。即便是鲁班、共工和王尔这些能工巧匠面对甘泉宫这样美轮美奂，高大雄伟的宫殿也会叹为观止，丢掉手中的工具；就算是像“征侨”和“偓佺”这样的仙人，也会感觉身处甘泉宫殿中如同梦境，扬雄也是借助神仙传说，来对甘泉宫进行夸饰描写。

李泽厚先生曾经说过，汉人心目中的神仙世界，“不是与现实苦难相对峙的难及的彼岸，而是好像就存在于现实人间相距不远的此岸之中”。[10]作家不但将仙人、仙境变成了帝王宫苑里的点缀品，而且连天地众神也都加入了帝王出游的仪仗队。汉赋作家借助神仙传说，巧构幻境，以虚写实，艺术地再现了大汉帝国包举宇内、征服一切、无往而不胜的赫赫声威，形成了汉赋特有的铺张扬厉、包揽万象、阔大恢弘的“巨丽”之美，丰富和发展了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对后世的赋体文学和游仙文学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注释：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3][4]田桂民.早期中国神仙信仰的形成与演化[J].南开学报.2003年第6期.

[5]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M].（增订本）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6]于迎春.秦汉士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魏应远.从汉赋看两汉的道家思想[J].南京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

[8][9]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0]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杨倩倩（1994.04—）：女，22岁，汉族，籍贯安徽省淮南市，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2015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