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之《国风·周南·桃夭》赏析

《诗经》之《国风·周南·桃夭》赏析

龚洪宇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成都东软学院，四川省成都市611844）

摘要：《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自汉以来，就被奉为我国的文化经典。它简明凝炼的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原始地记述了我们的先民们生活的历史。笔者仅抓住《诗经》的一鳞半爪，即通过对《桃夭》一诗的赏析，从一个角度透视《诗经》所蕴藏的文艺美学思想，从而探究民族文明史和思想艺术史。

关键词：《诗经》、《桃夭》

《桃夭》原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许渊冲先生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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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渊冲先生2014年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古诗词的英译版本，一般只能翻译出诗歌原本的意思，很难译出韵律和美感，许先生然也！

这是一首祝贺年轻姑娘出嫁的诗，据《周礼》云：“仲春，令会男女。”周代一般在春光明媚桃花盛开的时候姑娘出嫁，故诗人以桃花起兴，为新娘唱了一首赞歌。旧说如《毛序》等以为与后妃君王有关，为今人所不取。《桃夭》篇的写法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则作者颇为用心。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是表示对婚后的祝愿，桃花开后，自然结果。诗人说它的果子结得又肥又大，此乃象征着新娘早生贵子。第三章以桃叶的茂盛祝愿新娘家庭兴旺发达。以桃树枝头的累累硕果和桃树枝叶的茂密成荫，来象征新嫁娘婚后生活的美满幸福，真是最美的比喻，最好的颂辞。“比兴”手法是《诗经》最典型的艺术表达方式。以外物表达内心的感情，体现诗歌形象思维的特质。而且，比喻和起兴特别生活化。朱熹《诗集传》认为每一章都是用的“兴”，固然有理，细玩诗意，确是兴中有比，比兴兼用。全诗三章，每章都先以桃起兴，继以花、果、叶兼作比喻，极有层次：由花开到结果，再由果落到叶盛。所喻诗意也渐次变化，与桃花的生长相适应，自然浑成，融为一体。

此篇语言极为优美，又极为精炼。不仅巧妙地将“室家”变化为各种倒文和同义词，而且反覆用一“宜”字。一个“宜”字，揭示了新嫁娘与家人和睦相处的美好品德，也写出了她的美好品德给新建的家庭注入新鲜的血液，带来和谐欢乐的气氛。这个“宜”字，掷地有声，落字如金。

表现婚姻爱情生活的诗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艺术成就也颇高，这些作品主要集中在“国风”之中，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精彩动人的篇章。《诗经》中反映结婚和夫妻家庭生活的诗，虽不如情诗丰富，但也很有特色。《周南·桃夭》，诗人由柔嫩的桃枝、鲜艳耀眼的桃花，联想到新娘的年轻美貌，并祝愿她出嫁后要善于处理与家人的关系。先秦人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为夫妻。《关雎》这首反映男女爱情的民歌被编纂在《诗经》的首篇，其深刻的用意之一就是：处理好男女情感问题是学会做人的第一课。男女情感是一把双刃剑，刻意的回避，诸如“存天理，灭人欲”，是有违人性、非人道的；但有意的放纵又是对社会规范的潜在威胁，它需要正确的疏导。《关雎》所歌颂的，正是这种“发乎情，止乎礼”的情感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的的爱情，体现着生命之真、中庸之德和中和之美，是做人的教育。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头几篇大都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它关系到家庭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艳如桃花，还不够美吗？还不够！“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孔子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人都有爱的本能欲望，选择和确定爱的对象，并把自己爱的感情全部倾注到对象中去，这时就产生了爱情。爱，就是精神之美。桃花运，来源于这首诗歌。赞美新娘，新婚大吉！吟诵桃花诗，春意满心间。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参考文献

[1]赵仙泉,《诗经》之《国风·周南·桃夭》赏析[J].公关世界,20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