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德文1杨锦彬2廖素群2(通讯作者)
(1韶关市第一人民医院广东韶关512000;2韶关学院广东韶关512005)
【中图分类号】R5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085(2012)25-0094-02
【摘要】目的了解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情绪调节效能感的情况,并探讨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方法采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和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对韶关市区老年人大学的151名中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结果①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状况均处于中上水平,两者及其各因子不存在性别、工作性质、目前居住差异,但在有无子女、健康水平、文化程度、家庭经济、家庭关系存在差异;②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及其各因子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结论中老年人情绪自我效能感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越低,主观幸福感越弱。
【关键词】老年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主观幸福感
1前言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SWB)主要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是社会良性、健康运行的指标。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绪体验两个部分。前者是对生活质量的总体认知和评价,后者是指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包括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能否有效调节自身情绪状态的一种自信程度,它在一定的范围内能缓和情绪的紧张性和维护自我调节机制[1],对注意、记忆、认知、动机等过程的影响,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疾病发作和康复过程,是目前国内外情绪研究中新的热点问题[2,3]。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外的相关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被试群体,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目前已经有报道表明该量表在研究生和大学生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文在此研究基础上,对韶关市区老年大学老年人的适用情况并调查了解老年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调查对韶关市老年人大学的老年人,年龄最小55岁,最大80岁,排除有老年痴呆、严重躯体疾病、精神障碍及其他原因不能完成评定量表者。共发放问卷186份,收回问卷155份,有效问卷151份,有效率约为82%。
2.2调查工具:
文中的人口学因素的调查项目为自主编写,包括性别、年龄、子女、配偶、健康状况自评、受教育程度、工作性质、家庭经济、目前居住情况和家庭关系等项目。
本文所采用的主观幸福感的调查问卷为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7]。MUNSH由24个条目组成,10个条目反映正性和负性情感,其中5个条目反映正性情感(PA),5个条目反映负性情感(NA),14个条目反映正性和负性体验,其中7个条目反映正性体验(PE),另7个条目反映负性体验(NE)。对每项条目均采用3级计分,得分范围为(0-2)分;总分=PA-NA+PE-NE。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判定标准:主观幸福感总分≥36分为高SWB水平,总分≤12分为低SWB水平,介于两者之间为中等水平。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为CapraraG.V.(2008)最新修订的,包括表达积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POS)、调节沮丧/痛苦情绪的自效能感(DES)和调节生气/愤怒情绪的自我效能感(ANG)三个维度[4]。该量表共由12个项目组成,采用5点计分法,得分范围为(0-2)分;总分=POS+DES+ANG。小范围试测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总问卷的α为0.80,假设模型拟合度指标大于0.90,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问卷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发放,请老年人自行填写,对于其他原因不能独自完成问卷者,由调查员按统一方式读出问题,根据老年人的回答客观记录。数据采用SPS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结果
3.1中老年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和主观幸福感的概况分析
韶关市区中老年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平均分为44.75±5.946,处于中上水平状态(量表总分为60)。其三个因子(表达积极情感、管理沮丧/痛苦、管理生气/易怒)的自我效能感平均分见表1,其中“表达积极情感的自我效能感”这个因子得分最高。人口学因素中主要有无子女、文化程度、家庭经济和家庭关系上有显著影响(表2)。其中文化程度越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总分得分越低,但对其各因子未见显著影响。家庭经济很好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总分得分最高,且对其表达正性情绪的影响显著,对其它因子没有显著影响;但经济条件最差的老年人,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得分却不是最低。有子女的老年人的情绪调节效能感总分、表达正性情绪和管理沮丧/痛苦得分均显著较高。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越差,情绪调节效能感及其各因子得分显著较低。
表1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总体得分及各因子的描述统计量(M±SD)
在主观性感感上,韶关市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分为37.91±7.808,处于较高水平(表1)。不同的性别、工作性质、目前居住等变量对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表2)。是否有配偶主要影响老人的负性情绪体验;有无子女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及其各因子得分。文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的负性情感以及负性情感的体验越少,差异显著(P=0.018);但在正性情感和正性情感的体验上却没有显著差异。在家庭经济越好,主观幸福感得分越高,差异极显著(P=0.000);家庭关系越好,主观幸福感越强,差异极显著(P=0.000)。健康状况良好的老人的幸福感及其各因子的得分均较高,在总分和正性体验中表现出显著差异(表2)。
表2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总体得分及各因子的人口学特征差异分析
**P<0.01*P<0.05
3.2老年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及其各因子与主观幸福感及其各因子作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总分与主观幸福感总分有非常显著的统计学意义,相关系数为0.36,介于0.30-0.60之间,为中度正相关。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中的表达积极情感这一因子与负性情感这一因子无相关性,与主观幸福感其他因子均有较好的正相关性;管理沮丧/痛苦与正性情感无相关性,与主观幸福感其他因子均有较好的相关性;而管理生气/易怒与主观幸福感和正性情绪和正性体验呈显著正相关,与负性情感和负性体验呈显著负相关。
表3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及其各因子的相关分析
注:**P<0.01*P<0.05,Sig(2-taile)
4讨论
4.1韶关市老年人幸福感的分析
韶关市区中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得分处于中上水平,其中正性因子得分明显高于负性因子的得分,这表明本研究的老年人被试群体的主观幸福感以正性情感为主,且不表现出性别差异,这与国内其它相关调查结果相似[5-7]。
人口学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与身体健康、对自身情绪的认识、生活的保障和来自家庭成员的理解有关。文化程度高的老年人一方面可能能够更加理性的看待生活中的一切事物,较好的调节好自身的心理状态,使自己有更多的正性情感体验。另一方面也可能意味着在这一代老年人中经济收入、医疗、养老保险方面比文化程度低的人要有保障的多,因此体验更多的正性体验、正性情绪和主观幸福感[6-7]。家庭经济好的老人比家庭经济差的观幸福感要高,这里的家庭经济好,包括子女经济发展的好或者养老有保障的中老年人。也有研究认为,老年人文化程度对幸福感之间没有显著相关[6]。家庭关系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家庭关系,积极的家庭关系有利于提高中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而消极的家庭关系则会降低主观幸福感。子女和配偶是家庭中的重要成员,有子女关心的老年人幸福感显著高于无子女的老人。本研究中配偶对老人的幸福感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
不同的性别、工作性质、居住状况等变量对幸福感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均没有显著影响(表2)。但有研究表明,老年人再就业有利于提高个人幸福感[8]。
4.2韶关市老年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分析
我国目前尚未见情绪调节自我效能在老年人上的调查。Capara曾利用此量表对意大利、美国、玻利维亚等国家的公民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在各国均具有较好的因子结构和较高的信度[5]。文书峰等人于2009年首次引进Capara编制量表,并对中国的研究生群体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9]。本研究采用中文版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以老年大学的中老年人为被试,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该量表在老年群体中具有较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说明中文版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也适应于老年群体。
中老年人的性别、以前的工作性质及居住地对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及各因子均没有显著影响。而大学生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各维度上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9]。与主观幸福感相似,文化程度和不同的家庭经济与家庭关系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老年人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受教育程度较多人可能更具“理性”,能够更好的认识到自身的情绪状态。而家庭经济较好的老年人的心态积极,善于表达正性情感。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理解提高老年人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其中子女的关怀对老年人的情绪调节各个因子都有重要作用,但配偶对此并未见有显著影响。
4.3中老年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一般自我效能感也可以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积极情感体验有利于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10]。目前研究认为一般自我效能感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不只是直接对情绪调节产生影响,而且还通过个体所采用情绪调节策略间接地对情绪调节能力产生影响。因此,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此扮演桥梁角色。本研究表明,老年人情绪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存在正相关,二者的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越低,主观幸福感越弱。
老年人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步入老年后,生理机能的明显衰退带来的各种或大或小的病痛,而另外有些老年人可能经历更大的变故,如配偶或者老友的离故。因此,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其情绪调节能力对主观感觉显得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同时影响其情绪调节能力和主观幸福感。因此需要从多个角度去关注老年人的情绪问题,并帮助其提高自我情绪调节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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