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合同法定形式的本质已从"效力性方式"演变为"保护性方式",合同的法定形式已具备多重功能,相对应地必须谨慎调和形式强制与形式自由间的冲突关系.我国一方面打破形式主义的桎梏而改采同意主义,仅在个别情形基于立法政策的考量而实行形式强制;另一方面又考虑到严格适用形式主义规则所产生的不公平结果,而在该法第36条出现一般性的履行治愈方式欠缺的规则;但是,如何解释该条规定,却是一个历来就争论不休的问题.以信赖保护说作为履行治愈的理论基础,并运用诚实信用原则对其适用予以限制无疑是理性的选择.
现代法学
2005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