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沙坪坝401331)
摘要:抗战初期,张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主持湘政。他站在抗战的大背景下,结合地方具体情况,考虑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萌生了治理湖南的相关思想。基于吏治思想,采取严惩贪污、以法治官、促进勤政的方式,让湖南官场风气为之一新;基于全民抗战思想,采取民训与地方行政改革的政策,让抗日救亡思想深入人心;基于国共合作思想,采取公正对待、言论自由、减少国共摩擦的方式,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减少中国国防自力量的自我消耗。在张治中的进步、开明的湘政思想指导下,湖南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提升了中国抗日力量,为湖南、为国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关键词:抗战时期;张治中;湘政思想
张治中,字文白,国民党高级将领,是我党的亲密朋友。1937年11月被南京政府任命为湖南省主席。在任期间,提出“廉正勇勤”的省训,大刀阔斧进行各项整改。1938年11月,因一场文夕大火被革职留任,后来调离湖南。张治中在湖南的治理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其改革思想,进行的各项大政方针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应该吸取其优良之处并对其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吏治思想
整治公务人员,预防贪污腐败、不作为,从而扭转官场风气,达到公正廉洁。张治中希望以官场风气的改变,引导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抗战初期,湖南贪污腐败严重,官场风气浑浊,做官大多是“完全以做买卖,发洋财的打算”①174。有的公务员、士兵上馆子吃面不给钱,上戏园看戏不买票,“不管在大小地方,公然赌博,公然挟妓,甚且视为正常”②。而在对待工作方面,“可以交的就不负责任的去交,可以推的就不负责任的去推,交不了,推不了的,就不负责任的搁”①172。官场风气已经这样,更何况社会风气。张治中因此认识如果政治如此腐败下去,国家民族必将颓唐老化腐败导致灭亡。于是,他下定决心要肃清这些歪风邪气,培养正气,重整官风民气。此时又是抗战特殊时期,他决心更要完成这一使命。官为民之楷模,因此他决定先从官吏抓起。
(一)以法治官
湖南以前的公务人员、行政人员,官僚上层恃权不守法,官僚下层又因为各种法规破碎不全而漏洞太多,不知守法。所以,治理战时湖南就必须根据湖南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重新完善法律法规、补充条款。“以法治人”的重点是“以法治官”。因此,张治中在1938年1月颁布《严禁公务人员赌博令》。要求国家公务人员要为民众起表率作用,不可赌博。否则一旦被查到,除了立即免除其官职,还将受到严惩。同年3月还发布“禁止公务人员宿娼挟妓”的条令,训斥指责公务员公开嫖娼的普遍现象,认为这些人完全是没心没肺,要严惩不贷。
(二)考察促勤政
张治中为了了解百姓疾苦,也为了督促下属官员勤政、提高行政效率,频繁微服私察或公开“出巡”。1938年2月微服私察了衡山、衡阳、浏阳等七县。期间“吃住民间”倾听百姓呼声,考察各机关与一般公务人员的工作情况。同年6月,又再次出访。到达沅陵、辰溪、芷江等11县。一年时间,两次出巡,到达18个县,足迹遍布湖南。这种行为作风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因此可以发现,张治中吏治思想的核心是严惩贪污,然后配合其它各项措施,最后使湖南官风得到一个大大的改善,也促使社会风气跟着逐渐转变,走向政治清明,社会安定。
二、全民抗战与地方行政改革思想
(一)全民抗战,发动民训
民训思想,就是发动知识青年深入农村去进行民众的组训,以达到了解访日方针,了解抗日形势,进行军事训练,为抗日出钱出力、贡献力量的目的。通俗地讲,就是全民抗战,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要大家都负起责任,让每一个人都尽自己的责任,聚沙成石,聚少成多,为抗日聚集更大力量,全民抗日。在战时,张治中上任湖南,通过各项考察,他深知湖南为抗日准备不足,尤其是社会民众,缺乏抗日救亡的意识,所以他为了唤起民众抗日意识、增强抗日力量发动民训。民训干部必须是有知识、思想先进的人员,以学生为主体的知识青年成为最好不过的群体。因此,1937年12月13日,湖南省成立民训指导处,由指导处成立民训干部训练班,政府召集学生等知识青年,进入民训干部培训班学习,1937年12月,四千受训学生首次进入农村进行民众组训,1938年10月又加入三千师范生。这些学生为宣传抗日,组织抗日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从1938年开始,湖南省各级组织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军事训练,具有全民皆兵、全民抗战的味道,从而推动了全省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出现。民训以两个月为一期,因为培训周期短,所以受训人员就多,覆盖面积就广,推广就快。如宁乡县有40位民训干部,他们只举办了三期民训班后,全县受训人员就达到了2万多。受训后的农民思想境界得到了提升,积极抗战,贡献绵薄之力。张治中在民训的基础上,还成立了民众抗日自卫团,自任团长。张治中对于自卫团十分重视,为此颁布了许多法令规章,让军事参议会参议到各县区指导和督促工作。他还下令把保安处的4400余枪支分发到各县自卫团手中。张治中成立民众抗日自卫团,把民众武装起来的措施,在湘南、湘北地区起到不小作用。
(二)地方行政改革
在开展民训的同时,张治中坚持对地方行政机构改革。张治中通过对各地方行政机构和一般公务人员的明察暗访,发现地方行政体系相对落后,不适于战时的对地方的管理。他特别“重视知识,尊重人才”,积极网罗人才,大胆的启用知识青年并委以重任。1938年4月开办了“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培训地方行政机构需要的干部。根据人员的文化程度的高低、专业性质、性别的不同,经过培训后,分配到各县做县长、督导员、技术指导员、政治训练员、乡镇长、保长等等。据统计,地方行政干部学校从1938年4月1日起,培训了5万人次,训练出县长75人,督导员500人,政治训练员1000人,技术指导员450人,乡镇长2000人,保长40000人,妇女训练员500人。到1938年8月,全省75个县,从县长到保长都完成了人事更换,五万余知识分子加入地方行政体系,为湖南地方行政体系更换了新鲜血液。
三、国共合作思想
抗日战争开始,中共和国民党也进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一方面张治中坚守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遗志,始终站在民族角度,始终都赞成民族统一,党派团结;另一方面,也是对蒋介石的忠诚以及对国家政策的贯彻执行,张治中在主政湖南期间,积极推行国共合作方针,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思想在湖南得到一个很好的宣传普及,给了共产党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也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更多地力量。张治中在湖南曾提出“我们应该和共产党在工作中竞赛,不应该压制共产党”③的口号,针对国共合作采取的许多政策,也使得湖南成为当时国共合作最有成效的省份之一。
(一)真诚合作,公正对待
张治中初任湖南省主席的时候,就提出过“廉正勇勤”的省训,其中“正”就是指要以“至公至正,不偏不倚”①142的态度平等对待抗日党派。他主湘期间,对共产党的基调是采取友好合作,对省训中的“正”字,切切实实的执行。1937年12月,徐特立、王凌波等同志来到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和新四军驻湘办事处,张治中对徐特立等人尊敬有加,交往密切,专门为其举办宴请,还聘请徐特立为“湖南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常委,同意共产党人吕振羽为省政府参议,甚至共产党员江渭水清为了开展游击活动的需要,跑到张治中跟前借钱三千块,张治中都立即答应!张治中对共产党人委托的事情有求必应,真心相助。1938年春,张治中答应徐特立的请求,陆续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的原工农红军抗日先遣军21师参谋长乔培信等30多位同志和其它共产党员、进步人士。正因为张治中的这些做法与国民党顽固势力极力打击共产党完全相反,便得到了共产党以及人民的高度赞扬。共产党八路军驻湘通讯初正是在这一便利之下,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二)思想开放,鼓励言论
张治中主政湖南期间,湖南人民的言论自由十分开放,此时的湖南也成为抗战时期人民言论最为自由的省份之一。张治中“绝不怕人民说话,只怕人民不说话”①196,对湖南的各种进步报刊采取支持、保护的政策,从而当时的进步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
如《观察日报》、《大众日报》、《抗战日报》、《湖南妇女》周刊等。而外省出版的报刊书籍,如共产党开办的《解放》、《群众》、《新华日报》等在湖南也十分畅销。甚至当时一些批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文章,共产党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也都被发表了出来,马列主义的书籍也可以公开销售。这写都说明湖南人民不仅踊跃发声,还积极接受外省最新新闻与思想,关心时政,关心国家大事。共产党的思想也在这段“黄金时期”得到快速宣传,党员数量也快速增加,在1938年7月到10月,湖南的党员就由500多人增加到3000多人,足足增加了6倍多,此时许多党组织也出于公开或者半公开的状态。而这所有成就最终都源于张治中思想开放、鼓励言论的政策。
(三)打击反动势力,减少国共摩擦
张治中鉴于一些国民党顽固势力、反动集团不严格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相关政策,便“对国民党特派员赖连所领导的党部不十分合作”,还驱逐了以易君左为首的反动分子,解散了反动的民心社,并将因为诬陷、枪决中共干部的浏阳县县长革职查办。张治中在对待中共摩擦方面,比如对长沙、衡阳、安化等地发生的逮捕中共党员,茶陵、安仁等地发生的暗杀和逮捕中共党员的事件,“总是采取制止事态扩大和调查解决的办法”④。为了避免摩擦,张治中甚至还向蒋介石建议:“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以减少无畏摩擦,加强两党团结,以利于抗战大业。”①673。整个时期,张治中都在保全共产党人,减少国共摩擦与矛盾,并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周旋着,这一切都是基于民族抗战大业,也有利于抗战。
总的来说,张治中在湖南主政期间的指导思想是开明、进步的,其颁布的各项大政方针也是相当符合国情、省情的。其为湖南的发展,国共的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护,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他进步思想下的局限性,比如政策执行起来的不彻底,遭到国民党顽固势力阻碍后的无奈,对待一些具体问题没能采取稳妥的计划与部署。最后导致进步的思想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正确的方针得不到具体的贯彻落实,所做出的努力效果就被削弱不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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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洋(1992—),男,重庆市铜梁区人,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