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背景下的中国近代乡村变迁

革命背景下的中国近代乡村变迁

崔增峰秦荣花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摘要：自近代以来，共产党在革命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共革命也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研究。中共革命所具有的强烈剧变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乡村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领域亦产生十分明显的变化。文章立足于近代动荡的社会背景下，重点分析中共革命对乡村土地关系、政权交替、文化嬗变与社会秩序的影响，以期较为正确地还原中共革命与近代乡村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变动关系。

关键词：中共革命；土地关系；政权演变；文化嬗变；社会秩序；

一、中共革命与土地关系的变迁

土地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共为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在这一乡村关键问题，通过一系列的土地革命和改革，逐步确立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抗战期间，中共审时度势，及时将土地政策调整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这一农村土地政策具有斗争性和联合性，在抗日民族统一的战线下，中共极力推动“双减”运动的开展，最大限度地密切联系中国社会不同阶级的目标。既要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把农民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同时不彻底和地主决裂，从而建立中共的农村政权和农民的政治优势。以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双减”运动[杨豪.中共革命与社会流动：以1937——1949年的冀中乡村为中心[D].河北大学，2011.]为例,不仅具有鲜明的革命目的,更有灵活多变的策略运作空间，在斗争与妥协的策略互动中突显了革命性的本质。

二、中共革命与乡村的政权演变

革命的本质是一个创造新的统治结构和新政权的过程。革命是一种形式的统治取代另一种形式统治的过程。“在取代过程中，共产党要赋权于新主体，动员新的社会力量。他们同时打破了旧的统治结构。”[黄钥.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现代史论文粹[M].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以陕北乡村为例，中共通过土地革命，把行政管理的权力深入农村，最终实现了对旧政权的摧毁和新政权的建立，同时制定严格的廉政、政纪、军纪，防止党政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腐败[陈志杰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廉政制度建设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11月第11期]。在粉碎旧的权力网络之后，广大民众的政治归属感和民众向心力获得了极大的改进，提高了共产党人领导力量。重塑了利于共产党革命和斗争的广阔空间。

一九四九至文革，乡村权力的演变过程具有显著的外力主导性，革命政权对乡村领导者的考量也因各时期的任务重心不同而发生变化。学者罗衍军在《旧与新：以郓城县乡村社会为中心》指出，村庄政权的领导者在土改与合作化时期大致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罗衍军.旧与新——以郓城县乡村社会为中心（1946——1956）[J].聊城大学学报，2014（02）.]，即旧式村长、保甲长、地主乡绅——以积极分子为主的土改运动领导者——以贫雇农、“老实人”和一些土改领导者为主的村庄新型领导核心——面对新型领导核心被腐化的危险。

三、中共革命与乡村的文化嬗变

自近代以来，受“欧风美雨”的影响，乡村文化从总体上呈现封闭性与开放性叠加的状况，而且自东向西、自南向北、由沿海到内地，自由性越趋强烈，开放性越趋减弱。,基于早期中共自身的不成熟及其面临的政治、军事环境的严峻性,其对乡村文化的研究、改造和应用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涉及内容缺乏整体性、连贯性和均衡性,甚至具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如朱爱岚从对中共边区民间艺人的考察透视革命运动对乡村文化的塑造；[罗衍军.20年来西方的中国近现代化乡村研究透视——以三种英文期刊为中心[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2（05）]洪长泰通过描述中共及其知识分子对以延安盲书匠韩起祥等为代表的民间艺人的改造历程，阐释中共对民间文艺的重塑主要是根植于其政治宣传作用而非文艺本身，指出在中国对民间文艺的改造过程中，政治与艺术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背道相驰。

抗战期间，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与乡村社会改造是抗日个革命根据地的两大主题。“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与革命根据地经济、政治改革的相并举，中共不断地倡导一种新型文化，极大地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壮大与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办扫盲班，识字班，夜校等多种形式帮助农民提高文化层次[薛金燕程舒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6期]，根据地文化宣传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农民。事实上，农村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对广大农民群众不断教育的过程，有利于农民群众思想觉悟的提高，有力地破除了封建迷信思想，促进军民团结,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局势。通过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强化了农村基层政权,贯彻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路线、方针与政策，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积累了宝贵经验。

四、中共革命与乡村的社会秩序

农民与革命、乡村与建设是中共革命历史进程中无法分割的革命话题，也是体现着农民从乡村传统走入现代革命，从被动客体变成革命主体的内在革命逻辑。因此，“农民授权”与强化基层控制是中共革命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两条主线。

“农民授权”[杨东.“授权给农民”——中共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的历史追索与逻辑探究[J].人文杂志，2014.]是中共革命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结论；从乡村革命到乡村权力的重建，是通过重塑乡村秩序、重构乡村社会关系来完成的。抗战时期，乡村选举确保农民的大多数、开展劳模运动以及发挥农民对基础政权的监督，借以确保农民的主体地位。通过诉苦、土改等方式，使得农民阶层冲破地主的压迫，进而获得农民对国家新政权的认可。

五、余论

中共革命对近代乡村的改造是乡村控制权由乡村精英向国家政权转移的过程。在“理性小农”与“道义农民”的纠葛中，国家的内在逻辑是抑制“理性小农”的求富趋向，倡导“道义经济”下“不患寡而患不均”，革命与贫穷的双向背反逻辑成为了前三十年乡村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根源。而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改革正是源自对集体体制下乡村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与批判。

综上可见，政治主导是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秩序的最典型的底色，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共革命的实践亦可可被视为某种传统的“借尸还魂”。在中共与乡村社会互动互惠的基础上,借助复兴或发明社会流动机制,中共革命成功地介入进了乡村社会,并重新塑造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命运。

参考文献

[1]杨豪.中共革命与社会流动：以1937——1949年的冀中乡村为中心[D].河北大学，2011.

[2]黄钥.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现代史论文粹[M].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陈志杰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廉政制度建设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11月第11期

[4]罗衍军.旧与新——以郓城县乡村社会为中心（1946——1956）[J].聊城大学学报，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