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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城市经历了高速建设发展阶段,街区尺度呈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带来众多社会问题。本文借鉴类型形态学的研究方法,归纳和分析不同时期中国城市街区形态的成因以及影响因素,总结出其演变特点和规律。最后,深刻剖析当前形势下中国城市街区在尺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响应“开放小区”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历史街区演变规律尝试提出可行的策略,作为城市设计实践工作的参考。
关键词:街区;尺度;演变阶段
1引言
快速化的城市进程为人们带来便利生活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诸如机动车拥堵、人行交通不便和街道空间缺少活力等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城市规划尺度过大以及封闭式的管理方式。本从实践和学术研究来看,需要提出的问题则是:适宜的街区尺度是什么样的?关于“街区尺度”的讨论,相关学者也表达了对未来街区建设的见解:张永和建议缩小城市空间的尺度,主张进行小规模、小尺度的开发[1]:王建国表示住区开放最核心的问题是关于“尺度”的探讨,并认为150m×150m(新区为250m×250m)是比较合理的街区划分尺度[2];杨保军提出了小街区的开发模式以及结合规范进行尺度调控的举措[3]。中国近几十年的城市建设更多的是在借鉴甚至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缺乏针对实际情况的研究和改进。
本文借鉴类型形态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城市的街区演变进行归纳整理,探寻其成因和发展规律,剖析当今中国城市街区在尺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在结合开放小区的背景下提出可行的策略,作为城市设计实践工作的参考。
2街区尺度演变研究
2.1街区尺度研究层级建立与选取
在类型形态学的理论中,层级系统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结合中国特色布局,本文在宏观层面上,选取城市-街道和街区-地块-房屋作为基本要素,在微观层面选取街区-宅院-道路作为基本要素。
2.2街区尺度历史演进
截至目前,夏、商两朝的城市街区处于考古空白的状态。一般认为周代“营国”制度的建立,“闾里”才作为有据可查的城市单元而出现。
(1)里坊制时期
图1西周王城规划结构示意图
第一阶段,里坊制雏形期—先秦时期。中国在西周初年就形成了一套营国作邑的制度,在《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得比较详细。根据其中记载的王城规划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再结合贺业矩先生所拟的“西周王城规划结构示意图”(图1),可以看出当时的王城每边长九里(周制1里约合320米),城内街道网为由三横三纵主干道及其间次干道组成的棋盘式,将全城分成81个闾里,都为边长为320米左右的方形。
营国制度的影响极为深远,自西周初至明清,三千年多年中城市基本上都是遵循这一传统而规划的,其间固然有所更改和进步,但万变不离其宗。制度中确立的封闭闾里制度,一直沿用到北宋前期。
第二阶段,里坊制确立期—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秦及西汉仍采用传统封闭里制,并加强了管理,开始设吏监门,居民受到严格管制。对这一时期的城市普通闾里考古仍未完成,因此间里的尺度不祥。《庙记》中记载:“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当时一个市一般占地为一“里”,因此推断西汉长安城市间里尺度为边长260步,约合300米见方。东汉时儒家思想被扶为正统,因此作为儒家思想的《周礼•考工记》营国制度,对此期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影响很大,首都洛阳的规划很好体现了营国制度的礼制秩序。由于受秦汉时期改革的影响,洛阳的棋盘式街道网不够规整,但仍采用旧的闾里制,只是可能闾里尺度不一。从洛阳的规划示意图粗略估得典型的闾里尺度近于500×400米。
图2曹魏邺城
东汉末年的曹魏邺城,既重视礼制传统,结构严谨,又注重实际,富于创新,发展了营国制度(图2),对后世城市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该城道路网布局整齐规则,“里”(又称“坊”,原称“闽里”)大小约为250×250米。
北魏洛阳继承了经邺城改进的营国制度并辅助以传统“井田”制来划分城市土地,因此采用了等距的方格网道路系统,将全城用地划分成面积均等的三百余个“里”,包括城市的宫廷区规划也是符合这种“里”的模数单位的,这种全城符合一个方格网模数的方法为后世城市沿用。“里”呈正方形。方三百步,相当于当时的一里,合440米左右。自此,“里”不仅是构成城市和城市管理的基本单元,而且成了城市用地的基本单位。
第三阶段,里坊制普及期—隋唐时期。隋唐长安仿效北魏洛阳,采用“坊”(唐时惯称“里”为“坊”)为规划用地单位,但长安道路网并非等距布置,而是根据交通的实际需要,产生了中间密集,边缘稀疏的路网结构,因此“坊”的大小不一。根据《长安制》的记载如图3分析,坊的大小主要分四种:沿城市南北中轴线两侧的坊最小,尺度约为520×520米;再往两侧约为650×520米:再往两侧大量的坊为1000×520米;城市北部边缘最大的坊尺度约为800×1100米。这种有意的分级方式在中期封建社会中独具特色。长安的人口毛密度为120人/公顷,合每坊3000人至10000人左右,数量十分惊人。可见,长安的“坊”的规模巨大,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这一是因为坊的划分完全依赖干道网,二是为了便于管理而有意控制坊的数目。值得注意的是:至迟在长安建城时,坊内已经采用十字街或一字街作为坊内道路划分建筑地块,甚至已经形成大小十字街体系。
图3唐长安复原想象图
(2)街巷制时期—宋到元明清
北宋东京城市建设仍依照营国制度,但中叶后城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市坊制”的改革,形成了遍布全城的商业街网络,进一步将矛头直接指向“里坊制”,推倒了坊墙,城市内部形成由街道划分的开敞式“坊巷制”布局。张驭寰先生认为当时的街区有三种大小:100×600米、120x700米、130×150米。
元大都是唐长安之后新建的最大都城,它继承了两宋坊制改革的成果,对后世影响巨大。大都街道很整齐,全城由主次干道网分成50个坊,但仅作为地段名称,没有实意。有研究认为元大都两条胡同之间一般为10户人家的居住用地,则长向合200多米。从大都平面图(图4)中可看出,多数坊内确实有南北向小街,然而稀疏且分布不均,估计10户人家只是最下限,实际中长向为300、400米的街区应该都是常见的。
明代坊巷的部署原则基本继承元大都,没有大的变革,因此街区尺度同元大都相似。清北京沿用明代的基础,城市变化不大。虽然调整了居民分布,并且在内城修建了大量府第,但坊巷制的结构未变。直到今天,从北京旧区仍能看出规则的街道胡同结构,因此街区尺度同元大都也基本一样。
图4元大都复原想象图
(3)单位制时期—解放后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建设的机关、部队、院校、厂矿等单位大院,有些出于安全或保密工作需要,实行封闭式管理。其中也有一些把工作区和家属生活区相互隔离,仅对工作区实行封闭式管理。这一时期建设的纯居住功能小区,尽管占地规模较大,但并未实行封闭式管理。当时为减少外界对小区居民生活的干扰,在规划手法上往往有意把穿过小区的城市支路设计得迂回曲折,使之“通而不畅,顺而不穿”。
(4)混合探索期—80年代后
20世纪80年代初期,深圳最先借鉴境外经验开始对新建住宅小区实行物业管理,在小区周边建造封闭式围墙,进行封闭式管理。1994年4月,原建设部颁布《城市新建住宅小区管理办法》,指出住宅小区应当逐步由物业管理公司统一实施专业化管理。很快,对住宅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的做法推广至全国。1998年我国全面实行住房商品化、私有化后,房地产业呈现快速发展局面,不仅新建住宅小区几乎全部实行封闭式管理,许多老旧小区和单位大院也纷纷建起围墙,委托物业管理公司实行封闭式管理。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部《物业管理条例》,此后封闭式管理成为被我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小区管理模式。于是,这种既不同于欧美的街区模式,又不同于港台地区和新加坡等地小范围封闭式高档公寓(新加坡称“共管公寓”)的具有中国大陆特色的大面积封闭式住宅小区,成为我国住宅小区规划建设和管理的主要形态。
2.3街区尺度演变规律及成因分析
表1中国各时期城市层级演变归纳表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通过对表1中各城市层级的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第一,不同城市建设模式产生不同的街区尺度,例如里坊制时期的街区尺度大于闾里制时期,更大于街巷制时期,而与单位制时期相近,从图5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街区尺度演进的过程;第二,规模较大的城市街区尺度也相对较大,例如唐长安城的面积和街区边长是历代中最高的,而邺城规模小,地块尺度也较小;第三,街区尺度较小的城市,区域形状也更丰富,例如明大都拥有正方形和长方形的街区形状,而长安街区形状更接近正方形;第四,宅院的组织方式会影响街区边长,例如早期以户一闾一族的方式进行组织的街区多为正方形,且四面开门,当宅院的布置方式多样化以后,开始出现长方形的地块,而以三进四合院为主的街区多以固定模数(72m)为短边长;第五,街区尺度越大,相邻的道路也越宽,例如唐代里坊之间的主要干道宽度达到了100—150m,而宋代的街巷只有20—30m,宅院地块之间的道路只有2m左右,现代城市的路网规划则采用了按照不同等级城市交通需求规定道路宽度和地块规模大小的方法。
图5街区尺度演进对比图
3当前中国街区尺度问题分析
近年来,随着城市职能的转变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以人为本”的观念影响城市建设,城市必须走向开放和促进交流。同时,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引发商业空间价值快速提升,关于城市持续活力的研究更促进了土地的功能混合使用。
在城市发展新趋势出现的背景下,街区却没有跟上改变的步伐。在今天的中国城市中,街区最明显与尺度相关的最大特征是:“大”和“封闭”。
“大”街区的主要成因是街道网络中的高选择度道路的发展和建设及圈地式的开放方式。大型的单一项目固然简便而高效地利用了所占据的街区,但这种模式却没有把城市和市民的权益放在首位。这种开发方式形成一个个只顾自己利益的城中之城,却与城市的总体结构脱节,同时其巨大的尺度往往成为城市结构中的梗塞,从而导致城市结构的解体和城市元素的离散。
我国的封闭大街坊(gated—super—block)的形成有计划体制下单位大院这样的历史原因。但近期封闭大街坊的形成更是由于深层次的社会阶层隔离导致的空间隔离。
总体来说,中国目前的城市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复杂性、开放性、兼容性和多样性的特征,这对城市要素之一——街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街区应该灵活地切入城市的系统之中,更积极地参与到城市的运行之中,为形成良好的城市系统添砖加瓦。而封闭的大街区的现状却如同“里坊”给街区套上一个枷锁,这势必需要城市设计及建设各方面的足够重视。
4城市街区尺度演变研究的思考及启示
表21km2范围街区形态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自绘
通过对两个转变时期中具有代表性的唐、宋和现代街区进行1km2范围内的形态对比可以发现:唐代以大街区为组成单位,外有坊墙,每个街区东西南北各有一出入口,商业活动主要在街区外部进行,街区之间部是均匀划分的“宽马路”;宋代以小街区为组成单位,无坊墙阻隔,街区由不同尺度的街巷划分,主要轴线为“宽马路”,次要道路为“窄马路”,街道呈现出较强的层级性和连续性:而现代单位制封闭街区布局方式较多样,街区划分规模不均匀,边界有围墙。内部道路曲直结合,层级性较弱,出入口设置多根据内部功能分区布置,与周边城市道路关系较弱。经过计算,3种街区中北宋东京城能够提供的两侧都为房屋的无围墙街道最长,唐长安城约为前者一半,现代封闭住区最短(表2)。由此可见,相比起唐代,宋代城市由于街巷空间的开放为市民提供了更多的活动空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生动地表现了北宋汴京城丰富的商贸活动;近代的单位制在实行的初期体现出对国家工业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但是近年来为了建造大尺度的封闭街区,城市中原有的街巷和历史建筑遭到拆毁,严重破坏了城市的历史文脉和肌理,而重新规划的城市道路也呈现出尺度大和间距大的特征,围墙成为了城市中最常见的道路“景观”,街道商业活动缺乏,步行体验差,这也为城市交通拥堵和安全问题埋下了伏笔。
城市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需求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不同城市所面临的地理条件和人文条件也都不相同。城市街区的尺度和地块划分模式以及路网形态往往由内部所承担的功能决定,历史上不同尺度的街区一般都会反映出地块的功能特征以及土地划分的要求例如在各种城市用地中,居住用地往往占据最大比例,是城市用地的主要组成部分,大尺度的里坊和小尺度的街巷分别反映了不同时期城市中居住者的自由程度。
伴随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中国城市的整体发展指导价值观已经从前20年的注重数量和效率优先转向注重质量、人本和生态持续的、更为平衡和谐的发展思路。当前国务院出台"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的意见,从加强城市规划管理工作入手,引导城市规划打破封闭小区和单位大院,打破大地块、大路网格局,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此意见出台反映的也是这个城市发展趋势下,外部交通问题与内部社会阶层固化问题。在此问题上,可借鉴任春洋文章[4]中提出:①基于路网连接性提升要求.加密现有路网密度和减小街坊尺度调整。保证路网基本连接性尤其是步行连接性。②总体上,减小现有街道宽度和机动车道宽度标准。提升步行和自行车在街道断面分配中的比重。③鉴于目前街坊共有绿地的内部化现实,更需要重视街道交往空间和外部公共空间品质,以保持城市活力和促进社会交往。同时需要注意“窄马路、密路网”路网布局的街区制也存在其适用性的问题。并不是密路网,开放街区一定适用于所有的街区,环境、安全、健康等要素也需要列入考量范围,如作为网格状街道、开放街区规划典范的巴塞罗那,为营造健康、安全、有活力和传承文化的社区环境,计划在原来居住单元基础上统筹合并更大的超级居住单元[5]。
5结语
通过对街区形态演变的归纳和总结可以发现,要想改善城市的生活条件,需要城市各层级和各元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完善的政策和管理制度作为支持才能够实现。新时期的街区规划与设计应该以史为鉴,从街区内部功能特征出发,同时结合时代趋势,加密现有路网密度,减小街坊尺度,重视街道交往空间,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环境。
参考文献:
[1]张永和,弗兰肯斯坦之人造城的故事[Z].深圳:有方一尚上讲堂.2016—07.
[2]葛方悟.黄竹姿.王建国,谈到开放,最核心的问题应该是关于“尺度”的探讨[J].住区.2016(4):12—13
[3]杨保军.朱子瑜.黄文亮等.“城市•街区•开放”主题沙龙[J].城市建筑,2016(22):6—14.
[4]任春洋.高密度方格路网与街道的演变、价值、形式和适用性分析——兼论大马路大街坊现象[J].城市规划学刊,2008,02
[5]顾天奇,许威,周雨濛.从“开放”到“筑墙”,国外城市街区开放的反思与实践——以巴塞罗那Superilles计划为例[J].时空探微
作者简介:
刘伟(1982-),男,广西百色人,规划师,主要从事规划、总图设计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