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壁画中的丝绸之路文化特质探析

西域壁画中的丝绸之路文化特质探析

黄璜

云南大学文学院650000

摘要：丝绸之路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本文主要从丝绸之路上的壁画切入，通过分析壁画中的人物造型、构图形式、绘画技法、色调运用和题材选择等来透视西域壁画中折射出的开放丰富、交融互渗、多元一体的丝绸之路文化特质。

关键词：丝绸之路壁画文化特质

绪论

“丝绸之路”1877年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线称“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开辟使西方、南亚等地的宗教传入中国，特别是佛教的传入给中原文化以很大冲击。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经过民族化的洗礼，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西域及河西高僧辈出,传教译经、修寺凿窟盛极一时。

敦煌地处玉门关附近，是古中国通往中亚和欧洲的要道，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季羡林先生曾从世界文明史高度阐发: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笔者主要从西域壁画的研究出发，透过壁画特征探析处于丝绸之路这一特殊位置的文化特质。

一．从壁画“异象”看文化的多元一体

众所周知，敦煌壁画多飞天形象。飞天虽出自印度佛教艺术,但经西域画家的创造，随风飘舞的彩带代替了身后的翅膀，人物可舒展出手臂做各种姿势，形象更加生动飘逸。随着中原佛教信仰的兴盛，一些有才华的画家纷纷奔赴西域，带去的中原画风又使西域画家对飞天形象进行了全新描绘。壁画中的人物体态轻盈、神情飘逸，又体现了典型的东方美，呈现出开放融合、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

敦煌壁画里的伎乐飞天糅和了女性的阴柔之美和男性的阳刚之气，人物兼具女性特征和西域野性，画中人物丰乳赤足，清新野逸。以莫高窟112窟的《伎乐图》为例。伎乐天反持琵琶，身体丰腴圆润，衣裙飘带飞走，项饰臂钏甩动，出胯旋身，造型具有流动意味。其形象表现西方净土世界的欢乐场面，融盛唐的雍容大气，佛教的典雅清韵、西域的独特淡雅和当地人民的鲜活灵动于一体。

反弹琵琶是民族融合与文化碰撞的产物，它吸收融合了西域和中亚的文化。通过壁画可看出，人物形象虽保持域外形式，但构图及环境均不受域外影响。艺术家们摆脱佛教戒律和封建社会衣不露体的桎梏，伎乐天身体的主要衣饰不是衫褐，而是飘荡带纹，表现了空灵欢乐的精神境界和雍容华贵的民族风格，展现了那个时代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的民俗文化特色。

三．从题材色调的选择看文化的历史性和时代性

唐朝是儒、道、佛三者在思想领域鼎立的时代。唐代壁画的发展体现了佛教义理与本土哲学文化的接纳，唐代敦煌壁画的演变过程清晰地展现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民族艺术形成的过程和脉络。

唐朝盛世给敦煌壁画带来了绚丽的色彩，盛唐经济发达，生活富足，在敦煌壁画中表现为多用金碧辉煌的颜色。如莫高窟武则天时期的塑像，佛像身着明黄色龙袍，历经千载，色彩仍艳丽夺目。这时期壁画人物服饰装饰意味强，颜色鲜艳浓郁、丰富厚重。随着唐朝国势衰颓，吐蕃时期壁画的色彩褪换成西域色彩，留有深深的外来文化印记。中唐时期敦煌壁画的色彩主要呈现出两种风格的色调：“一种以白壁为地，青、绿为主，色调清新淡雅，另一种以土色为地，朱、赭稍重，色调浑厚温润。”相比唐朝大气明朗的绚丽风采，西域的颜色内敛沉稳。由于地域、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因素，不同地区的人们审美观点不同。西域资源匮乏，自然环境恶劣，风气不如盛唐开放，使得西域的颜色更多的不是张扬，而是隐隐地透出特有的“忧郁”和“低调的华丽”。时代背景的转换、民族的碰撞为后人研究当时的历史情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料。

四．从服饰绘画技法看文化的交流融合

丝绸之路开通后，中西方各民族往来频繁,服装交流的局面因此形成。地处丝路要道的敦煌受外域文化东渐的影响显著，表现在艺术种类、艺术形式和艺术思想上。西来的艺术与中国固有艺术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如敦煌壁画中的人物服饰选择和绘画技法运用。

敦煌壁画中人物服饰有妇人身着透视裙、背单肩包；小儿穿吊带衣，戴小番帽；武则天时期雕塑的大佛身穿裸胸龙袍；飞天图伎乐天身后并无翅膀，而是飘飞的裙裾。许多佛像造型丰腴饱满，线条圆润，佛像多半裸上身，显示出开放包容的风气。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呈现强烈扭转姿式,臀部夸张地向一边耸出,身体形成“三道弯”曲线，第112窟反弹琵琶的伎乐天造型既是如此，其半裸上身翩飞，裙裾摇曳，舞姿大胆生动，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

结语

佛教传入中国后,西域艺术透过佛教艺术在中国开花结果,石窟、造像、壁画等,都充分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敦煌、云岗、龙门等石窟所表现的佛教艺术都有外来文化艺术的风格。这些艺术主要源于印度的佛教艺术,同时也有希腊、罗马艺术的影响。到唐代时,波斯文化亦加入影响中原文化。如敦煌等石窟壁画中出现的“联珠对鸟”、列雁方格兽纹等,以及铜镜中的海棠纹等图案,均源自波斯艺术。

中原文化艺术对西域的影响也显而易见。阎文孺先生在《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及研究库木吐拉和克孜尔石窟的文章中指出，中原文化艺术对龟兹石窟的影响显著。由此可以看到佛教文化史上的特殊现象：本是从西向东渐进的佛教文化艺术在这里出现了回流的趋势。库木吐拉众多纯系汉风的壁画和纹饰，正是这种文化回传的结果。

总之，中原、希腊、印度、阿拉伯以各自的文化为中心向外辐射和传播，聚集和交汇在丝绸之路上。沿途各地又以本地区本民族文化为主导，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取舍、融汇或排斥，形成丝绸之路特有的充满创造性的文化艺术。因汇聚了众多的民族文化、独特的地理文化和历史更迭的宗教文化,加之“丝绸之路”的震荡和辐射,使得这里的文化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耗散、整合的背景上成为多种文化冲突的焦点和融合的中介，在整体上呈现出本土性、多样性、开放性、混合型和兼容性的多元一体化的文化特质。

参考文献

[1]余太山.西域文化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6.

[2]王嵘.论西域文化艺术的开放性[J].文艺研究.1995(5).

[3]刘文良、晏净天.中唐敦煌壁画之“异象”探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3.2.

[4]何银香.敦煌壁画中反弹琵琶的文化内涵[J].

[5]孟佳.吐蕃时期敦煌壁画色彩比较研究[D].西北民族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