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永发(湖北省社会科学院09级硕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7)
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吸收借鉴各大社会思潮的合理之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态势是探索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关键词: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思潮;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态势
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具体一点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实际上,近些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大体情形如下:一是978—1991年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浪潮——从摒弃“两个凡是”到开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实事求是正确路线的回归。二是1992--2002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浪潮——从摆脱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解放思想浪潮;三是2002年至今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浪潮——从围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展开“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解放思想浪潮。这一时期是中国民主政治启动和发展的新时期,它涉及到方方面面,从社会转型到体制变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马克思左倾教条主义到走自己的“中国特色”道路,中华民族在此期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大实践,大复兴。实行这样一场意义深刻的伟大变革,是睿智的中国领导人根据现实国情的需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的迫切要求,审时度势,摸索并开辟出来的一条最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总结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替,改朝换代,是因为旧政权体制不能与社会新需求,新变化保持一致,而现行政权统治者又不愿做出变革以满足新变化带来的需求。以至于在主流意识形态和人们批判的社会思潮矛盾激化到极点时,思想觉悟高的“英雄领袖们”能一呼百应,带领人民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彻底改变旧的体制,重建新的体制以适应新的需要。上世纪9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谷,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也受到怀疑,东欧剧变导致苏联解体,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士气,也使我们在学习苏俄经验的思路中断,没有了学习和借鉴经验的先行对象了,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之路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根据中国的的实际情况,摸着石头过河,虽然在探索过程中犯过错,出现过失误,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回避失误,懂得知错就改,这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值得肯定的是,我们当代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并借鉴了之一点,真正做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变革,其目的是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需要,实际情况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为满足全球化,时代化的新变革,新需要,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也就是被国外普遍认同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这就是当代中国领导人的英明之处。
从改革开放到今天的短短三十年中国所取得的一切举世瞩目的成就来看,这三十年的所达到的业绩和效率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把中国经济发展起来才能救改革前贫穷落后的中国,只有改革开放的根据中国实际情况不断地进行渐进式改革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探索到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总体态势和主要社会思潮的微妙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的关系从总体来说,概括为主流意识形态不断改进和逐渐完善三个层次:上世纪8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一直较为紧张,缺乏协调性;但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开始积极寻求与诸多社会思潮的对话互动,意识形态整合机制也在不断改进和完善,更加富于弹性,应变能力加强;今日中国正在形成一种既保持社会思想观念多样化,又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健康发展的文化与思想建设局面。这种状况也为人们应对社会文化思潮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包括进一步完善意识形态建设机制,创造了可行的制度条件。这些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怎样的关系呢?事实上,它们之间既斗争又合作,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这是因为彼此间都有共同诉求和不同的诉求,求同排异。在这场意识形态的角逐中,主流意识形态借着政权的力量,无可争议地占据着绝对优势,其他三种主要的社会思潮,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自由主义思潮、1990年代中期出现新左派和1990年代后期崛起的新民族主义的力量随着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及人民群众的呼声此消彼涨,“潮”起“潮”落。当然,从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后,特别是四中全会后,两年来,中央方面确实有对以往政策进行合理消除负面影响的纠偏倾向。
(一)主流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思潮
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关系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先大合作,再小摩擦,最后加以限制。这是由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所决定的。
从阶级利益上看,二者本应是完全对立的,因为一个主张社会主义,一个主张资本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在9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二者有着明显的合拍迹象,也就是先进行大合作,特别是在具体的经济领域。这是因为主流意识形态在经济改革方面吸取了大量自由主义的观点,特别是经济领域里面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如搞私有化,如搞教育与医疗领域的全面产业化等等。自由主义是这一改革方向的重要思想源泉。而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私有化和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权是完全冲突的,但在中国两者就结合起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就得从大局看,从长远看,即使社会主义依然存在剥削,但也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现在要忍辱负重,要换一种心态看,即现在的剥削只是社会转型和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综合国力提升阶段不得不做出的牺牲,是为了以后不再剥削,这是中国初级阶段国情所决定的必须做出忍辱负重的大合作姿态,前提是只要保持政权稳定的情况下,政府也在努力在最低的限度内,使这些正承受着改革代价的人们能够活下去。总的看来是,如果中国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发展了经济,提升了综合国力后,会做出明显调整,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就会面临着比较尴尬的地位,迟早会加强对自由主义思潮倾向的私有化加以限制。因为发展经济的需要,现在必须先合作。因此,自由主义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在90年代首先是先利用后限制的暂时合作关系。这种关系集中在经济领域。而这种同盟又不是神圣同盟,彼此间呈现着若即若离的“豪猪”现象,谁也离不开谁,又不能靠得太近。然而,涉及政治权力的时候,就远;涉及经济利益时,就近。总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关系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先大合作,再小摩擦,最后加以限制。这是由主张社会主义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主张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完全对立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
(二)主流意识形态与“新左派”思潮
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新左派”思潮的关系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先小摩擦,再大合拍,最后加以限制。任何社会思潮的发展都有其局限性,“新左派”思想还显得有些稚嫩。新左派的理论是没有定型的,没有什么体系层次和具体地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不成熟的。实际上,左派也是同意改革开放的,只是因为反对过分的私有化改革而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出现小摩擦,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新左派”思潮的小摩擦在于其对市场经济关系建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公正、不合理现象的严厉批判。“新左派”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各种社会问题和不良现象的尖锐批评者,其矛盾指向市场经济中的不公正,指向“社会转型”的冷酷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公众对市场经济及新社会问题感受体验的加深,似乎“新左派”的批评更合乎情理、更接近事实。
由于中国急剧的社会变迁、加速的社会分化,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了,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了。“新左派”是目前中国成长性最好的社会思潮。其未来发展空间较好,正好和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点转移到社会公平大合拍。“新左派”的分析、批判和主张,也得到了越来越多思想共鸣与回应。“新左派”不仅在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中与自由主义争夺听众,面对众多的社会问题,主流意识形态自十六大以来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并迅速地反应在社会政策领域。十六大以来的新趋向,使“新左派”与主流意识形态在重大理论问题上有了明显的大合拍。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全会主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注重社会均衡思想指导社会发展,注重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公平分配,强调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协调性,符合“新左派”的基本理念。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观念和设想。而这与“新左派”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在理念上非常协调。
“新左派”思潮在政治上对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与主流意识形态理解出现矛盾,这恰恰使主流意识形态很尴尬的要加以对他的限制,以防走偏激的革命变革道路。所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新左派”思潮的关系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先小摩擦,再大合拍,最后加以限制。
(三)主流意识形态与新民族主义思潮
新民族主义思潮总体上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叉融合,即少许摩擦和大体契合。并且日益成长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民族主义,其实更象人们常说的保守改良派.民族主义认为“安内必先攘外”。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体现表达了一种焦虑,对国家、对民族命运的焦虑。在动荡的国际格局中,在易变的“转型”期,这种焦虑的存在是很正常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十分珍惜国家民族的统一和团结。这一点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是相吻合的。90年代初期的民族主义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并无多少交集,仅是作为一种有利于论证政权合理性的社会思潮而得到默许。民间思潮在关乎民族主义信念根基的重要观念上与官方立场基本契合了。
但民族主义思潮和主流话语还是保持一种张力和距离。在建国后的30年间,民族主义情绪浸透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官方与民间的表达是一体的。
民族主义思潮与官方意识形态合作的最大的可能基点是“稳定”,也就是说二者都强调稳定。民族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反对经济改革,而是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高于一切,要加强权威控制,完善法制,一致对外,解决外部问题是首要的,外部问题解决了,内部矛盾也就化解了。因为民族主义认为,国内的问题主要还是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造成的,对外不妥协不屈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从而化解国内矛盾,保持国家社会的稳定。而稳定是当前中国当局各级政府最为关心的问题,甚至是在以稳定为中心,而已经不称呼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而中国共产党更高地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更加突出自己的民族性,更加强调自己作为全民族政治代表的合法身份,与民间的流动着的民族主义思潮及其在理念上对全球化条件国际关系、利益格局和政治诉求的解说形成了默契。
而民族主义思潮却认为,中国的问题都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导致的,所以必须对美国说“不”。这些是小摩擦。只要不走极端民族主义,只要不妨碍中国的开放和融入主流国际社会的进程和全球化战略,还是会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容忍与认可。
综上所述,十多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功,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形象包括国际形象迅速提升。随着中央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实施,以及2008年国内发生的一系列振奋人心的重大事件,使得中华民族复兴及其民族凝聚力空前提高,使得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占据主动。中国社会依然处于迅速的发展变动之中,自由主义、新民族主义、“新左派”三大思潮也将随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态势进退起伏。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吸收借鉴各大社会思潮的合理精华部分,探索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中国特色的的社会主义道路。
注:此文章为湖北省政府和湖北省社科院圈批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