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弹幕的伦理问题探究

直播弹幕的伦理问题探究

王雅欣

王雅欣

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四川绵阳621000

摘要：弹幕直播是近年来网络中出现的一种新传播模式，它将弹幕的使用与网络直播相结合，吸引了大量的粉丝，行业的热度可谓“史无前例”。但技术的迷思也引发了破坏审美、颠覆主流文化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新媒体时代下对直播弹幕文化伦理问题的反思是必要的。

关键词：弹幕；直播；伦理

立足于移动端的迅猛发展，泛娱乐产业的相关网络直播一跃成为互联网时代最火热的“风口”之一。直播入口的热度在2016年年初刚起，而源自日本御宅文化的弹幕又将网络直播推向高潮。网络直播平台既是弹幕得以传播的重要媒介，也是弹幕自身所赖以生存的唯一空间。[1]网络直播通过弹幕这种新形式，让观众身临其境感更加强烈，正戳中生活在现代社会孤独感之下的青年的痛点，也满足了用户自我表现的需要。但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到“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种滑稽戏”，弹幕带给人们娱乐狂欢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冷静看待隐藏在狂欢下技术依赖和工具理性思维的伦理困境

一、对审美独立性的破解

麦克卢汉曾说过:“新技术对于人的注意力来说，犹如催眠曲。新技术形态，关闭了判断和感知的大门。”[2]在弹幕如“枪林弹雨”般的狂轰乱炸之下，受众不仅失去独立欣赏画面的空间与自由，在边观看边交流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不可能全身心投入到观看体验中，使受众的体验更为浅显化、碎片化，而审美是需要受众独立完成的活动，长此以往，对于观众审美情感生成也有很大的干扰与破坏。比如我们经常会发现大片弹幕的内容都是重复的，类似“保持队形”，这时候受众获得的是集体狂欢的愉悦，不自觉被调动了情绪，被其他人的评论和观点所裹挟。英国学者汤普森（JohnB.Thompson）曾指出：“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事件或人们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可见性不再直接与对共同场所的分享相联系，因此事件或个人能够获得一种公众性，这种公众性不受他们能被许多人直接看到或听到所限制……依靠大众传播的技术媒体，现代社会的私人领域—特别是私人家庭环境—已成为传媒化公开性的主要场所。”[3]弹幕看似让用户拥有了主动权，实际上却是被娱乐和消遣紧紧裹挟，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界限越来越不明确，私人审美不断向公共审美空间入侵，阻碍了公共审美意识的建立，最终将造成审美情感的异化。

二、造成网络身份区隔

米德(GeorgeH.Mead)说：“我们所看到的进入到心灵之中的内容，只不过是社会互动的某种发展和产物。”弹幕的突然爆红并非毫无道理，它的匿名性和流动性，让受众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满足了受众对于互动交流和寻求认同感的情感渴望。直播时，用户发出的弹幕在那一瞬间是可以让包括主播在内的所有观看屏幕的人共同接受和交流的，体现了直播弹幕这种新模式的高度参与性。

但是，直播弹幕在创造出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同时，也很容易产生疏离感和排斥感，观看直播的用户之间的一些“共性”，也恰恰成为造成网络身份区隔的重要条件。“语言是中性的，像电线传导电流一样，只是一种中介。”显而易见，对于具有评论功能的弹幕而言，语言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4]所以，一些对直播内容事先并不了解的受众，哪怕弹幕都是些常见的汉字，也会出现难以理解含义的情况。这是因为达到一定规模的直播，一般都已经聚集起了固定的核心受众群，他们会形成属于自己的语言系统，比如缩略、用典或者带有明显二次元特征的文字符号等等。这样一来，自然造成对直播内容不熟悉的非核心受众的理解困难。所以，一方面，网络直播借助弹幕给了观众前所未有的交互体验，另一方面，这种筛选同类的做法，除了将核心受众筛选出来，也形成了给了弹幕直播的推广始终在一个小众圈子里打转的困境。

三、对网络生态的破坏

史蒂芬·森提出的大众传播游戏理论认为存在一种不具备信息传播特质的传播，其本质是给人带来快乐。弹幕即属于此类。[5]作为一种“带来快乐的传播”，直播弹幕的进入门槛几乎为零，加上网络空间的虚拟化、匿名和时空的区隔，用户往往随心所欲地发表弹幕，因此，弹幕中也经常充斥着大量的低俗语言，并对社会主流文化造成深刻的冲击和影响。

弹幕的使用可以使任何一个网友参与内容的生成和再造。弹幕内容的生成使受众也成为视频构建的一分子，使视频内容的生成变成一个半开放的空间，随意传播自己的理念与价值观，影响其他受众的态度。[6]但是一些用户发弹幕只是为了宣泄、吐槽甚至是谩骂，而且也不会对自己的发言负责，种种交杂而成的价值观就在潜移默化中造就。这种亚文化还逐渐向着主流文化渗透和演变。一个个使用弹幕寻求狂欢的个体，不仅解构了传统文化和伦理，还对网络生态造成严重损害。如果对于言论进行严格监管，就会使弹幕文化失去原本的魅力，但是缺乏管理又不利于网络环境的健康发展及社会道德建设。网络言论监管问题将会长期困扰直播弹幕。但总体来说，加强管理还是大势所趋。

这是一个聒噪的时代，赫胥黎所担心的“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成为现实，文化沦为一场滑稽戏，文化精神枯萎。[在感官蒙受的轰炸之中，我们确实需要一些间歇地带，需要明确的停顿与安宁。[直播大战正酣，如何对弹幕进行从而更好地实现其表意功能，如何实现弹幕世界的理性沟通，发挥更多正能量的作用，值得未来更多的深思和探讨。

参考文献：

陈新儒,陈卓.直播弹幕:网络粉都文化的双重符号悖论[J].新闻界，2018（03）：68-74.

蒋艳艳，蒋估成.新媒体影响下后现代传媒环境的道德重建[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2):30-33.

陈新儒,陈卓.直播弹幕:网络粉都文化的双重符号悖论[J].新闻界，2018（03）：68-74.

付晶晶.新媒体时代的弹幕文化现象分析[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02):9-16+89.

谢梅，何炬，冯宇乐.大众传播游戏理论视角下的弹幕视频研究[J].新闻界，2014(2):37-40.

周玉基.弹幕视频的伦理反思[J].当代电视,2016(01):12-14.

波兹曼．娱乐至死［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18．

徐丹丹．自媒体时代审美心理［Ｄ］．江苏：扬州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