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迷于杜甫的美国现代诗人——王红公

痴迷于杜甫的美国现代诗人——王红公

王潇潇

美国现代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思（KennethRexroth），中文名王红公，是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军人物，有“垮掉派教父”之称。他在15岁时读到了劳伦斯·比尼翁的著作《远东绘画》,从此迷恋上东方文化，包括中国古诗、戏剧、书法、绘画、以及道家思想等。

一、王红公的杜甫情结。

王红公十分推崇杜甫，认为杜甫是最伟大的非史诗、非戏剧性诗人，没有任何伟大的诗人能像杜甫那样持久。王红公说，“我让自己沉浸在杜甫的诗歌中长达30年之久，他使我变成了一个更完美的男人、一个更会感知的生命体、一名更优秀的诗人。杜甫的诗歌回答了一个困扰着很多美学家和批评家的问题，‘诗歌有何用处？’，他的诗所阐释的正是艺术的最高目的。”王红公认为，杜甫的诗歌表现了一种亲切而直接无隐的语调，杜甫能作为一个全面交流的人，直接地展现自己，而西方诗人很少使用这种方式。当然，王红公眼中的杜甫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作为一名奉行无政府主义的西方人，他对杜甫奉儒守官、忠君忠朝的思想并不赞同。他认为杜甫过分看重自己的官职，太过于自怨自怜，对于儒家经典有一种顽固不化的信仰，因此杜诗中充满了思乡愁绪和对权力荣誉的感伤。

但对王红公来说，这些缺点是瑕不掩瑜的，反而会使杜甫更具人性化、更加贴近大众。他认为杜甫像荷马一样充满着智慧和人性的光辉。“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像杜甫那样完全世俗化。与荷马相比，他来自于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健全的文明。他不需要去谈论上帝、自然力量的抽象性和人类激情。而只需关注人类的忠诚、宽容、怜悯、以及对世界的救赎。对于我来说，他是我在二十世纪乱世中生存的唯一信仰。”1可以说，王红公对于杜甫是一种近似于神圣的崇敬。

二、王红公英译的杜甫诗。

王红公共翻译了36首杜诗，35首收录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诗歌一百首》中，另一首收在1970年出版的《爱与流年：另一百首中国诗》中。他所选择的36首杜诗，大都不是杜诗中的名篇，这种翻译选择也与杜甫在译者心中的形象定位有关。这36首杜诗按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类：有关大自然的隐逸诗；因景生情的感怀诗；友谊诗；游宴诗。根据内容的不同，其译诗也会呈现不同的特点。所译的大自然隐逸诗往往简单、自然、直接；感怀诗往往会摒弃掉原诗中的政治背景，加入自己的人生体验；友谊诗感情深刻真挚，加入主客对话；游宴诗则会呈现出一副更接近西方读者期待视野的游宴场面。总体上，王红公的译诗给杜诗带来了一些新特点：简单自然、动作明快、色彩浓烈、具有很强的画面感。但因为这些新特点的存在，也使译诗丧失了一些原有的魅力，比如杜诗特有的悲思感怀、忧国忧民、对社会政治的无奈和思乡愁绪等。王红公的译诗影响了一批美国现代诗人，使很多年轻人开始接触中国古诗。在《中国诗歌一百首》出版之前，美国读者普遍认为李白是中国古代最出色的诗人，而这本书却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译入语读者的看法，使杜甫被更多的美国读者接受。在诗人史蒂芬·伯格于1969年编写的美国当代诗选《赤裸的诗：近来开放形式的美国诗》中，共收录了十九位美国诗人的作品，王红公的16首诗作也被收录于其中，而英译的杜诗就有7首。威斯布鲁克在一篇专栏中曾写到，《中国诗歌一百首》在出版之后“迅速在大学生和追求浪漫的人群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它成为情侣之间在情人节互赠的礼物，他们在赠送此书时经常带着一种热恋中的神情。这些诗歌本身像夏日的玫瑰一样简单易碎，并且令人十分愉快，尽管它们来自于一种遥远而古老的文化，但它们很轻易的就跨越了时空的隔阂，抓住了现代读者的耳朵。”2王红公在进行翻译时，既与原作者杜甫进行跨越时空的情感上的交流，又充分考虑到了读者的接受能力。既要化身为唐代诗人杜甫，去感知原诗，同时也要从一名美国现代诗人的视角出发，去重新审视杜诗的韵味和含义。

王红公对中国古诗的译作、模仿中国古诗的诗作，都在美国文坛取得了巨大成功。他自己的创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国古诗的影响，带有许多中国意象和元素，其中杜甫的影响无疑居于重要地位。王红公曾说过：“中国诗歌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客观的评价中国诗和日本诗，中国诗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好的非史诗非戏剧性诗歌。只有很少的早期希腊诗人，例如萨福，能和杜甫相提并论。杜甫无疑是最伟大的非史诗非戏剧性诗人，是一个内心充满着宽容和同情的生命体。他让我成为了一位更优秀的人，虽然那本并不是一个诗人的作用。”

三、杜甫情结的文化探源。

王红公所推崇的杜甫，是被译者自身价值判断所净化过的杜甫形象。他剔除了杜甫身上的政治性和封建思想，更为关注作为一位中国古代诗人的杜甫，其身上的简单、自然、以及对人类和自然界万物的爱与关怀。一名美国现代诗人，却偏偏选择了杜甫这一遥远的东方古国的诗人作为自己的精神偶像，如果深入探寻其杜甫情结，必会发现很多文化上的根源。二战后的美国社会，传统的西方价值体系逐渐消解，人们的宗教思想开始动摇，文化优越感也随之消失。而这时，遥远的东方文化却恰好满足了他们内心需求。与此同时，中国古诗被大量翻译到美国文坛，其简单自然的特质恰恰符合了当时西方人所追求的文化理念。王红公译诗中所表达的简单、自然、仁爱、豁达的心境，虽然这些并不是杜诗的本质精髓，但却符合了西方读者对东方文化的期待视野。虽然其译诗与原诗有很大差异，但正是因为这种更符合西方文化的删改，才使其译作被美国读者广为接受。译者通过对原诗的翻译与改写，向西方读者重塑了一个杜甫形象。这是一个在西方现代语境下，更符合西方读者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的中国古诗人。

1KennethRexroth：ClassicsRevisited,1968,p.130.KennethRexrothArchive

2RobertWestbrook:“OneHundredMorePoemsfromtheChinese”,weeklycolumn,bookbravo.com,2002.

参考文献：

[1]KennethRexroth:OneHundredPoemsfromtheChinese,NewDirections,1956.

[2]钟玲著：《美国诗与中国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3]赵毅衡著：《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4]刘岩著：《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