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文学史中的汪曾祺

探析文学史中的汪曾祺

杨亚楠

青岛大学文学院

摘要：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他早熟而晚成，创作始于上世纪40年代，解放后从事戏曲工作，进入新时期以后，年过六旬的汪曾祺重新提起笔来，发表了大量独具风格的小说和散文。汪曾祺就像一条被埋在地底下的河流，被发掘出来，逐渐引起学术界的瞩目。本文主要根据汪曾祺在不同文学史中的书写，来探讨他的文学地位和意义。

关键词：汪曾祺、文学史

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作家,他的独特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风格独特，二是时间跨度之久非一般作家所能及。汪曾祺的创作风格颇受乃师沈从文的影响。汪曾祺在报考西南联大时，由于战乱住在一座小庵里，当时他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他在《自报家门》中说：

“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是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实，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影响还体现在人生观念和对生活的态度上。西南联大毕业后，汪曾祺一时找不到出路，一度想过自杀。沈从文多次写信开导他，并帮他联系亲朋谋出路。他在信中反复提醒汪曾祺:要有对生活的执著,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能丧失对生活的积极信心,一个人活在世上“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东西”。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影响可谓是深远的。

汪曾祺在40年代就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解放后主要从事戏曲工作，写过京剧剧本，如《范进中举》、《河伯娶妇》、《洛阳宫》……，还参与了现代京剧《沙家浜》的改编，直到八十年代才真正成名。1980年是汪曾祺创作的丰收年，这一年他先后发表小说《黄油烙饼》、重写小说《异秉》、《受戒》；散文有《与友人谈沈从文》、《果园杂记》……之后汪曾祺的创作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他就像一条被埋在地底下的河流，被发掘出来，逐渐引起学术界的瞩目。

一、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汪曾祺与贾平凹放到了一节里，共同收入到“80年代小说”这一章。80年代确实是汪曾祺名声大噪的时代，将他放在这一章里也是理所应当的，但为什么要把他和贾平凹安排在一起？这看似随意的安排，却有作者的匠心所在。贾平凹是汪曾祺欣赏的为数不多的当代作家之一，汪曾祺曾推荐过两个作家到爱荷华的国际笔会中心，其中之一就有贾平凹，而另一位是林斤澜，可见汪曾祺对贾平凹的看重。贾平凹和汪曾祺在很多方面有相似的地方，都喜欢写字、绘画、对古董野史有浓厚的兴趣。贾平凹早期的商州系列作品颇有汪曾祺的风范。这一点温儒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中也有提及，温儒敏认为汪曾祺的文体风格影响了很多当代青年作家，如阿城，何立伟、贾平凹等，所以把汪曾祺与贾平凹安排在一起是合情合理的。其次，朱栋霖的文章整体比较凝练。他先简要谈了汪曾祺的生平、著作，随后又以《受戒》、《大淖记事》为例介绍了汪氏小说的特点。综合起来看，朱栋霖版的文学史对汪曾祺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虽然凝练，但对初识汪曾祺的人也有一定助益。

二、在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汪曾祺的介绍不过寥寥九百字，可谓简而又简。文中对汪曾祺的创作主要是按年代、地域、艺术基调划分，对汪氏的小说特点也只是概括性的提及了重风俗民情和“散文化”两个方面。或许是囿于文学史宏大的叙述框架，洪子诚对80年代的作家如莫言、贾平凹的书写大都是寥寥数笔。不过，这一缺憾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中得到了弥补。在这部书中，对作家的介绍不再是泛泛而谈，而更多的是结合作品与时代背景具体到文本对作家进行深入分析，可以说比较充分详实。

三、相比于洪子诚的简洁，温儒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中将汪曾祺单独划为一章来讲，可见对汪曾祺的重视程度。文章主要针对汪氏小说的艺术特点进行细致的剖析，列举的作品几乎涵盖了汪曾祺的所有小说，同时也分析了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的文体意义，而且分析的很有新意。这本书可以说是对汪曾祺小说研究最为详细的一部，它没有站在一种俯视的角度，而是从文本自身切入，分析到位，总结合理。其次，书中还针对各文学史把汪曾祺归为“寻根文学”的源头提出了质疑。其实在很多文学史书写中，都认为汪曾祺是“寻根文学”的滥觞，如黄子平把汪曾祺的小说放到文学史中来考察，看到了他对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衔接,同时又指出他对新时期寻根文学走向的指引。李陀在《意象的激流》中将汪曾祺称作“一只相当偶然地飞走雁群(寻根派)之前的头雁”。季红真将“文化寻根”思潮最早的潮汛追溯到汪曾祺发表于《新疆文学》一九八二年二月号上的理论宣言《回到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美国研究者张诵圣也认为汪曾祺“开近年寻根文学之风”。“寻根文学”的发动其实有着很深的文化背景，汪曾祺的小说可能从某个侧面启发了作家们从本民族的文化进行反思和寻找，但把他归到“寻根文学”的潮流中未免太过牵强，或许这也是作家本人所始料不及的。

四、最后，谈一下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在这本文学史中，作者主要以《受戒》为例，概括分析了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学现象，大多数文学史都喜欢以《受戒》为例谈汪曾祺，这与《受戒》的最先大获成功不无关系，其实更能突出汪曾祺作品风格的是他改写后发表在《雨花》上的《异秉》。《异秉》的发表虽早于《受戒》，但由于发表的刊物较偏僻，在文学界尚未作出反应时，《北京文学》、《文艺报》已纷纷发文盛赞《受戒》。改写后的《异秉》凝聚了汪曾祺三十多年创作空白期所积蓄的生命力量，充分体现了他的追求：把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成一种带有苦味的嘲谑，对无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小人物多了一些理解和怜悯，彰显了汪曾祺在历尽人生铅华后的淡化地悲哀、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以及对苦难人生深深的人性观照。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在很多文学史中很难找到《异秉》的影子。

在陈思和的文学史中，对汪曾祺小说《受戒》的分析是比较合理公允的，但有一点是令笔者质疑的。他在“民族风土的精神升华”这一章的第一节“乡土小说与市井小说”中谈到汪曾祺，他认为汪的短篇小说是来揭示民间世界的。这里应该简单提一下“民间”这个概念。“民间”一词最早是由陈思和在1994年由分别在《上海文学》和《文艺争鸣》杂志上发表了《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两篇文章中提出来的。陈思和认为“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仅指来自中国民间社会主体农民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具备三个重要特点：一、它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三、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概括起来，分为：“庙堂”、“广场”、和“民间”三个形态。

但是回顾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似乎很难用“民间”这个词来概括。我们在汪曾祺身上总能发现一种传统文人的士大夫气息，他的小说看似随意，拉拉杂杂地写市井风情、民俗谣传，却具有传统文人的雅和把玩性，有一种清新明亮的格调。这与他传统浓郁的士大夫家庭环境以及他自身文弱善良的性格气质有很大的关系。他小说中所描写的对象大多是旧时代的市井小民，但这些各式各样的小人物都静静地按照自己的轨迹生活，在各自庸常的生活中以出色的劳动创造出了一种美的境界，从而使生活充溢着一种生命的欢愉。这些人物的日常生活似乎与农民所固有的文化传统相去甚远。如若说汪曾祺的小说写的是民间的世界，那赵树理写的应该也是民间世界，但两者的“民间”显然不是同一个。其实，汪曾祺骨子里应该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他所描绘的市井风俗里融入了作家自身的经历和独有儒道佛合一的精神气质，与一般的市民小说相比，显示出截然不同的韵味。这种写作非常人所及，一般人是模仿不来的。

另一方面，从“民间”来定位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就超出了文化的范畴，带有一种模糊的政治色彩。既然有“民间”文化的存在，那么就应该有非“民间”的文化。判断一种文化是否属于“民间”文化是站在何种角度进行考量，以哪种文化作为对立面来参照？这显然是“民间”的对立面“官方”。可是纵观汪曾祺的创作，我们很难发现他有刻意针对官方文化而作的文章。虽然他与政治保持距离，远离社会核心地带，不去追赶时髦，不去涉猎自己不明白的现实，也不生硬地解释世界，是因为他只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他知道自己没有伟大的思想要流布世间，所以他本乎心性，源自灵魂，按美的体验来表达自我。所以用“民间”一词来定位汪曾祺确实有失偏颇。

作者简介：杨亚楠，女，1991年，山东德州人，现就读于青岛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全日制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