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林与于连的人生悲剧性分析

高加林与于连的人生悲剧性分析

舒婧陈立围

舒婧陈立围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四川成都611731

摘要：本文从事业和爱情两个角度来梳理高加林和于连人生悲剧的相似之处，并从社会、性格和人性三方面来探寻造成他们人生悲剧的原因。

关键词：高加林于连人生悲剧相似

路遥的《人生》与司汤达的《红与黑》都是现实主义作品，通过对高加林和于连的生活悲剧的叙述，展现了二者形象的现实主义深度。在梦想与现实交织中的人生中，在短暂而曲折的人生旅程中，高加林和于连搅乱了许多人的生活，自己的生活也被搅乱得一塌糊涂。当高加林背着铺盖卷，孤独地又回到生养他的农村时，当于连被法庭宣判死刑的时候，我们说他们上演了两出悲剧。

一、不同的人生，相似的悲剧

《人生》中的高加林与《红与黑》中于连，形象丰满，性格复杂，不同的环境下却有着惊人相似的际遇。高加林的生活经历了五次转折，由被挤掉到荣任，再由荣任到被挤掉，经历了事业的三部曲。于连的一生也分为五个阶段，从地位低下到飞黄腾达，再到沦为阶下囚，同样也遭受了事业上的起起浮浮。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和与黄亚萍的所谓爱情，而于连和德·雷纳尔夫人的“心坎里的爱情”和与玛蒂尔德小姐的“脑袋里的爱情”，两者都是出自感情的爱和出自理智的爱，异曲同工。高加林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奋斗，屡次碰壁，不停地挣扎，最终觉醒；而于连在与生活的激烈搏击中，失败了。他们是孤独的奋斗者，是爱情悲剧的主角。

二、悲剧的成因

（一）社会矛盾的解读

高加林身处在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运动时期，整个农村正经历着一种新的变革。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城乡之间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影响和渗透越来越深重。农村生活的人与人之间，城乡之间，城市内部的各条战线之间等，各种交叉错综复杂，也就造成了整个社会矛盾的交叉。

高加林正是置身于这样的交叉地带，他是这个时代下应运而生的新生儿，他带有旧的胎记，又是一个新的人物，其追求和追求的不可能实现，正是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必然会有的现象。高加林对封建习俗的挑战，对新事物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社会发展的潮流一致的，但是社会矛盾的存在却阻碍了他的发展。他的升降沉浮，他的荣辱进退，受着太多潜在的力量的支配和左右。由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差别和社会发展要求的冲突的存在，即使是才华出众的高加林，也不能不受到这一客观原则的制约。

同样的，可以说是社会造成了于连的悲剧。司汤达明确地指出《红与黑》要认真写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间压在法国人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1830年前夕的法国社会是丑恶的，犹如一口“泥塘”。随着1814年波旁王朝的复辟，贵族和僧侣卷土重来，在法国历史上掀起了一个黑暗的统治时期。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门第观念强烈，社会风气腐败，金钱关系深深地毒害着人们的意识。在这口“泥塘”里，人们只能是“泥泞难行”。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于连这个平民青年，勃勃雄心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狂热崇拜拿破仑的于连，幻想着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拼出一番事业来。然而社会的黑暗控制着他，上层阶级压制他，使他的事业道路大起大落，爱情也成为他事业的开路石。人生道路上起浮不定的于连最终也被黑暗腐朽的社会绞杀，成为社会的牺牲品。于连的追求，他的奋斗，他的失败，概括当时社会下青年们的命运。他的悲剧揭露了强大的黑暗势力对人民的压制和腐败的社会风气对青年的侵蚀，具有极大的典型意义。

（二）冲突性格的分析

黑格尔认为“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忠实于自己。”高加林和于连就是两个多种矛盾性格统一于一身的人物形象。正是高加林身上“个人进取意识和传统道德的冲突”和于连身上“平民反抗意识和个人进取的野心”复杂结合的矛盾性格决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

高加林是个“圆形人物”，即具有多面性特点的人物。他是农民的儿子，却不蔑视农民，但他又不想成为农民；他热爱自己的故土，但却梦想着离开故土，过更舒适的生活；他鄙视以权谋私，仗权欺凌，但却迷失在追求权力的道路上；他崇尚爱情，但在现实面前抛弃了爱情；他心存高远，但是却步入歧途，孤独潦倒。这些十分矛盾的性格汇聚其一身，的确使人眼花缭乱。在这些矛盾性格对立中，后者在高加林的身上更为凸显，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

于连也是一个具有双重矛盾性格的人：他是具有自由思想的民主主义者，但却一路追求为满足个人的政治野心；他仇恨统治阶级，但却为了野心向统治阶级妥协；他痛恨社会的尔虞我诈，但又以虚伪作为个人奋斗的武器；他自诩“高洁”，声称“我出身低微，但是我并不卑贱”；他追求真正的爱情，但把爱情变成征服社会的工具；他一面向上爬，但是他又一面心怀愤懑。在于连的性格矛盾冲突中，同样是后者更为明显地展现在他的身上。

（三）人类本性的探索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归结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对于高加林和于连来说，卑微的出生和贫穷的生活是阻碍，是耻辱，所以他们要奋起，要改变，要摆脱过去，要重新获得新生，满足他们的生理，安全，爱和自尊的需要，最终实现自我。

于是高加林和于连抛弃了曾热爱的一切，违背良知和道德，为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荀子曾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他们为了满足自我而向社会不断地索取，但是需要的满足却又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高加林和于连身上表现出来的自我实现的结果只能是自我膨胀，自我设想，自我安慰而已。

《人生》中的高加林和《红与黑》中的于连是两个典型的现实主义人物形象。在他们身上自卑与自尊，真诚与虚荣，反抗与动摇等对立因素不断地碰撞着。高加林和于连是“极其平常的悲剧者”，他们的遭遇表现了真实的现实社会生活，阐释了社会与人的相互制约与影响，揭示了人的矛盾性格，揭露了人的本性等，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因素造就了他们的人生悲剧。

参考文献：

[1]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2]黑格尔,《美学》[M].商务印书馆,1994

[3]路遥,《人生》[M].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