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李约瑟难题”：变革思维方式成为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浅析“李约瑟难题”：变革思维方式成为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唐洪翼

成都理工大学法学院 四川成都 610000

摘要：近期我认真研读了世界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撰写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收获良多、感触颇深。全文围绕一个问题，即“中国古代有杰出之科学成就，何以近代科学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以对比分析中欧两种制度，以及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个领域的差异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阐释。我也将从四个方面为大家阐释和解读这篇文章，同时也提出我的个人观点和看法。最后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下“李约瑟难题”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官僚制度 生产方式 创新思维

引言：这个问题是李约瑟博士思考并探索了50年的问题，并且最终撰写完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本巨著。提到李约瑟，他虽然是一位英国人，但是他在中国却享有比较特殊的地位。他被称为是“中国人的老朋友”，被视作中国十大国际友人。通过分析他的个人经历，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原本研究生物化学领域的专家，后来醉心于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并且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开宗明义聚焦两个核心问题

在1990年第12期《自然杂志》再度刊载这篇文章时提到李约瑟博士认为向西方其他科技史家那样一律遵循“内在论”是不能求得合乎逻辑的正确解答的，而必须探寻出东西方社会结构的不同特征才能说明问题。我们解析李约瑟博士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当然是聚焦到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二是为什么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的多？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两段时间跨度：一是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即是从中国的西汉时期到明朝时期，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启了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近两千年的统治。到了明朝时期，棉纺织业中心的松江及其周边区域，出现“以织助耕”的商品化经营。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而且其成熟度是比欧洲包括英国更为成熟的。同时在思想上中国的圣人学问开始“哲学化”，而有新儒家的诞生。二是公元14世纪到18世纪。这个时期整个欧洲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即是14-16世纪催生出思想解放和人性解放的文艺复兴；16世纪打破天主教思想束缚的宗教改革；17-18世纪的提出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启蒙运动，一次次的思想解放运动，自然科学有了蓬勃发展的土壤，提倡实验、推崇实践，现代科学也由此产生。

李约瑟在提出两个问题之后，紧接着就明确了两条个人主张，开宗明义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第一条主张是：“诸如此类的问题的答案首先在于不同文明的社会的、思想的、经济的结构。把中国和欧洲加以比较，对我们的研究尤其有帮助”，这条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李约瑟试图通过对中欧在中世纪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加以分析，并对比自然的、地理的、气候的不同作为重要的作证依据。第二条主张是：“不同文化间的巨大历史差别是能够通过社会学的研究得到说明的，科学突破之所以只发生在欧洲，乃是与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特殊的社会、思想、经济诸条件有关系的”。这条主张中，我们注意到李约瑟通过“社会学”的研究和分析，对于西方提出的“自然人类学”和“种族精神”是持怀疑态度的。

二、对比两种制度阐释“领先”岁月

针对第一个问题，李约瑟具体通过两种社会发展形态进行了对比。一个是奴隶制度，一个是封建制度。

对比奴隶制度，他提出一个疑问：“中国曾经历过与古希腊、古罗马类似的奴隶社会么？”我们的脑海里会跳出一些熟悉的场景和画面：古罗马时期反映奴隶反抗战争的《斯巴达克斯》，地中海上装满奴隶的大帆船，以及遍布在意大利各地的大庄园。反观中国，虽然经历了1595年的奴隶社会，但是奴隶制度的实际形式与任何已知的其他地方都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确实罕有蓄奴制度，不管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蓄奴制度都不曾以西方某些时代有过的方式作为中国整个社会的基础，无大规模蓄奴制度可以说是促成早期中国文化在纯粹和应用科学方面取得较大成功的重要因素。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的思想是相对解放的，辉煌的先秦文明、耀眼的青铜时代、恢弘的百家争鸣足以说明这一点。

对比封建制度，他提出另一个疑问：“中国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究竟有多大的不同？有什么不同？”在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基本剥削方式就是征税和劳役。对比中欧封建制度的三个不同因素，我们会对这种生产方式影响下，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欧洲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一是专制统治的程度不同：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成为国家统治的象征，欧洲专制统治的君主只是世俗的最高统治者，欧洲封建国家属于神权和王权共治。二是无城邦的观念：在中国社会，城镇被有意识地设立为行政管理网上的纽结，城镇的防卫与管理掌握在代表皇帝或诸侯的民政官和军政官手中，而西欧封建主则拥有足够的权力。

三是在中国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一般不使用奴隶，中国的奴隶制度主要是家庭式的。或是说具有“家长制”的性质。

可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维护了中央集权，能够按照国家意志建造宏大的工程，有利于形成许多官营工业，这种官僚封建制度有利于应用技术的发展。无论怎么说，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的领先地位必定与具有“亚细亚官僚制度”特性的社会中缜密的、合理的、有意识的运行机制有关。

三、官僚封建制度背后的“得与失”

针对第二个问题，李约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设问：为什么亚洲的“官僚封建制度”起初有利于自然知识的增长，有利于将其应用于技术从而为人类谋利，但在后来抑制了现代资本主义及现代科学的兴起，而相反欧洲型的封建制度随着自身的衰败和新的商业社会秩序的产生却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的发展。

面对上述问题，李约瑟首先列出了两个比较普遍的观点和看法。一是在中国文明中，决不可能出现一个商业占优势的社会秩序，因为官吏体制的缘故，统治阶级采取重农抑商的手段，来维护和巩固自身的统治，在他们看来商业（或是商会）会威胁帝王和官员的身份和地位，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的商会从未上升到欧洲城邦商业行会的地位。二是中国人一直以务农为主，而不从事畜牧业和海上活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重农抑商思想，一方面使得工商业的发展没有取得独立性，自然经济决定了社会只能维持循环的再生产，而不会进行资本积累的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在古代中国人们靠财富带来的威望相当少，每一个商人之子的愿望都是想成为一位学者，参加科举考试，在官场中步步高升。

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含义的大讨论，早在20世纪初，很多学者就提出了质疑，譬如前苏联的尼基弗罗夫，德国的维特福格，虽然受思想局限或是政治目的的影响，这些观点难免过多的主观因素，但是有两个问题还是值得思考。一是到底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没有认为这种生产方式与世界其他地方按传统区分的社会类型在质上有所不同，或只是在量上有所不同。二是“官僚封建制度”的概念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运用于哥伦布之前的美洲或诸如中古时代的锡兰等其他社会。以上两点实际上是讨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存在问题，就目前的研究而言，我们也确实在其他地方没有找到类似的生产方式有过长期存在的痕迹和证明。但是李约瑟用中国古代“水利社会”的优势反击了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评价。

总体来说，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思想文化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从正向效应分析，中古时代的中国社会非常适合发展前文艺复兴时期水平上的自然科学，传统的中国社会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凝聚力。我们再看看负向效应，一是“无为”的局限性，它不能允许重商心理在文明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不可能将高级工匠的技术与学者提出的数学推演融为一体，它不可能将现代自然科学从达芬奇阶段（经验试错）推进到伽利略阶段（现代科学）。二是数学与实验科学不可能产生和发展。从数学的角度，中国古代没有对自然数学化，并且只把数学当作一门功利性的技巧，而并非一门科学来看，没有深刻地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的经验发现和积累；从实验科学的角度，中国古代对形式逻辑和科学试验处于完全的缺失状态，一直停留在经验上的总结和使用，而无法上升到理论上的提炼和开创。

四、思考五个问题引出“钱学森之问”

结合对李约瑟问题的思考，针对在最开始提出的“中国古代有杰出之科学成就，何以近代科学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我认为至少存在一下五个方面的原因：社会制度、文化差异、经济基础、地理环境和战争诱发。当今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同样存在着与“李约瑟难题”相类似的问题，我们称之为“钱学森之问”。2005年7月，钱学森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后来，这个质问慢慢成为中国教育界的一个问题，即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那么“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从近代到现代，从物到人，均可归结为我国近现代的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问题，进而也是我国创新人才培养问题。

那么要推进创新人才培养，解决李、钱问题，就有必要对思维方式的作用与改进路径进行更加系统和深入的探究。

悟性类比与理性分析之异：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表达总是要“悟”才能领会得通透，同时又善于用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深奥的抽象理论。譬如《道德经》开篇便是：道可道，非常道。能够说出来的道理，就不是亘古永恒的道理。而西方思维擅长于理性和逻辑。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建立了演绎法，培根《新工具论》总结了科技发展的思维方式。

模糊性与精准性之异：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爱,它的特点是重精神,轻物质;重道德,轻技能;重理论,轻实践。西方思维则是在精准中进行，古希腊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以独特的教导方式启迪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实则体现了人文精神，即一切都经自己思考。这样的思维模式才会催生出逻辑思维工具，形成剖析、演绎、归纳的概念，才会为康德的哲学体系、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奠定基础。

有机整体性与机械分析性之异：以医学为例，中医讲求“辨证论治”，治病主要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取决于证的本质，故有元气阴阳之说。西医则重视“辨病论治”，针对人体局部的病症，究其病原，这样的思维理论不停激发科研者对药物、器械和设备的创新发明。

五、结论

传统思维方式是中国现代创新人才培养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变革思维方式成为解决李、钱问题的必由之路。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溯源来看，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教育选拔是三个主流影响；从教育和选拔促进中西思维融会来看，要把培养训练逻辑思维素养作为人才选拔的一个重要导向。德国19世纪唯心论哲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指出：“真正讲来，只有思维才配称为哲学的仪器或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思维方式的成功转型，将推动创新人才不断涌现，也必将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2]罗利建.答钱学森之问[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3]何孟杰.我国创新人才培养与思维方式转型进路——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J].龙岩学院学报，2016(3).

[4]吴文新.中国古代科技方法论与李约瑟难题的求解[J].哈尔滨师专学报1999(3)

[5]赖小琴.“李约瑟难题”为什么成了难解之题[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6（1）

[6]袁泽民、王凤祥.“李约瑟难题”的马克思主义论域：一种比较性探析[J].理论导刊，2014(1)

作者简介：唐洪翼，成都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哲学、生态哲学方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