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与犯罪学学院
内容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1,“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2,并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本文对我国当代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背景、包含的体系要素、影响和危害因素以及安全保障体系进行了梳理,希冀为我国的国家安全建设提供些许启发和参考。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体系、构建
作者简介:王明生,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与犯罪学学院副教授,公安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一项、公安部课题一项和校级课题三项,主编《公安学基础新论》一书,公开发表相关论文30余篇。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1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与犯罪学学院,邮政编码:100038,电子邮箱:2079003442@qq.com,联系电话:13911590396.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出,我们不仅要注重传统安全,又要关注非传统安全,建立一整套的安全系统,包括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等,这为我国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指明了方向3。在安全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学者更是敏锐地察觉到当下的安全已经不再是仅仅以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为主的国家安全了,它还包括诸如经济、社会、环境、文化、信息、流行疾病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最大区别是,前者以“国家安全”为中心,后者以“人的安全”为中心4。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是当今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的最大特点。
汉语中的“安全”一词可谓历史久远。根据《汉语大词典》的解释, “安”有安全、平安之意,与“危”相对;而“全”有安全、完整之意。5。《现代汉语大词典》里对“安全”的解释是,没有事故或危险6。《现代汉语辞海》中对“安全”的解释是,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7。英文里“安全”的词汇有Security 和Safety,它们的含义是免于恐惧担心和危险等的状态和感觉,即免于怀疑和不确定8。法语中的“安全”有两个词:Securite和surete,前者表示是一种“感觉”,后者表示是一种“状态”9。可见,“安全”既是指一种主观感觉,又指一种客观状态,即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10。
当我们考察各种各样的安全时,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便是为安全勾画出一个由安全对象、安全问题和反思主体构成的安全“谱系”。
从安全受侵害的对象层次看,安全的“谱系”可以描述为:个人(家庭)安全、社区(社团)安全、国家(民族)安全、国际(地区)安全、世界(全球)安全、星球(太空)安全,它们构成这一谱系的纵坐标内容,这其中的每一个安全对象层次中,又包含着诸多的安全内容与要求;从安全所涉及的问题领域看,安全的“谱系”可以描述为: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人类安全等,它们构成这一这一谱系的横坐标,这其中每一类安全问题领域中,又包含不同的安全对象层次;从安全研究或反思的主体看,涉及的类型主要有政府、学术团体、民众舆论等,构成安全谱系的斜坐标。这样,对安全对象层次、安全问题领域以及安全反思的主体加以综合,我们可以建构起安全认识的三维系统坐标,从而形成安全基本认知的“谱系”11。在安全的“谱系”中,诸多的安全问题都直接与国家相关,因而在传统安全的研究中,国家安全一直占据着中心的位置。二战结束后,“国家安全”成为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个使用频率很高、概念内涵极广的重要词汇。
对于“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学术界至今没有统一的界定,有学者宣称“国家安全的概念是社会科学中最模糊而又最充满价值的概念之一”12。西方学者把“国家安全”定义为一国对关乎其利益的各种威胁的“一种感知”以及为消除这种感觉所作的努力。“国家安全”意识形成的基础是国家利益和对这些利益的威胁,其目标是防范外部军事入侵和攻击13。国家安全可以定义为:国家生存免于危险与威胁,或者说国家没有受到外部的侵害与威胁,没有产生内部的混乱与动荡。也可以理解为: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间以及与其他非国家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14。我国学者则从保障内容的角度来把握“国家安全”概念的含义,认为它包括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前者指国家对各种自然灾害的预防和救护,保持有利于人类的生态平衡;后者指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国家的经济、文化、科学发展不受破坏,社会制度、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活方式不受威胁等
15。陆忠伟在他主编的《非传统安全论》中认为,国家安全指的是“一个国家有效应对内外各种损害性、破坏性因素的影响和威胁,维护和保障国家利益的状态和能力”16。
在全球化朝着纵深发展的背景下,“国家安全”的概念进一步扩大,“国际安全”、“世界安全”、“全球安全”、“星球安全”的概念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国际安全”、“世界安全”更多的是从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去理解,多指国家间、地区间、国际组织间的安全。而“全球安全”、“星球安全”则是从“地球村”、“蓝色星球”的全球体系去理解,多指人类整体的安全和整个地球的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17,并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18。其中传统安全主要包括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而非传统安全则包括除了传统安全之外的所有安全。他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要“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安全概念,它的内涵非常丰富,可以归纳为“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五大要素,指的是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社会文化安全和国际安全五大要素,其中,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这五大要素,清晰反映了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关系19。
五对关系,指的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这五对关系,准确反映了辩证、全面、系统的国家安全理念,是对传统安全理念的超越20。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是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所在,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21。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国家安全的科学指导思想
总体国家安全观大大丰富了国家安全的内涵,拓宽了国家安全的外延。是指导新时期国家安全工作的纲领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在安全领域的最新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国家安全的整体性、全面性和科学性,它强调国家安全的方方面面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它要求“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体现了党中央对国家安全的问题领域、影响安全因素和维护安全手段的全面认知和部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有效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就必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走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维护中国人民的合法权益。
二、当代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
(一)我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
安全研究的学者认为,传统安全通常包括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两个内容。近代以来,安全问题一直伴随着国家。军事力量和诉诸战争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后”和“最有效的手段”。即使在今天,军事实力仍然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的军事安全就等于国家安全。因此,国家的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是传统安全的主要内容。
(1)军事安全
军事安全是传统安全最主要的内容。所谓军事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以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生存不被武力侵害,如主权不受侵犯、领土不受侵入、政权不受颠覆等22。在现实生活中,军事安全的内涵较为广泛,还包括军事威慑、军备控制、边防、海防、空防、网络防范等非战争方式的国防内容。
军事安全起源于对战争的防止与反抗,是确保主权国家独立的标志。在整个20世纪,无论是传统大国还是一些地区、国家,把军事安全放在国家安全的首位。这种情况直到冷战结束才有了明显的改变。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治国方略从追求军事实力的增强转向了追求经济势力的增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军事力量在实现国家意志、提升国家战略地位、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军事安全的核心是维护国家主权,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和网络社会的飞速发展,“信息主权”将成为国家主权的突出组成部分。“网络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对传统的“国家边界”与“国家主权”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威胁。如果说“领土”、“领海”、“领空”是一个主权国家的“第一领土”、“第二领土”、“第三领土”,那么网络社会正在催生第四领土“网络领域”和“网络地界”。国家主权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领土、领海和领空,还包括了网络空间。随着以网络信息社会和高新技术为代表的“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军事冲突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信息战”、“电子战”、“星球大战”等新的军事革命,作为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安全出现了重大变化。军队除了应对传统战争的威胁之外,还需要应对多个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2)政治安全
如果说军事安全主要是维护国土和国民的安全,那么政治安全主要是政治主权和政权的维护。其地位与军事安全同等重要。
政治安全是指国家在维护政治主权和政权中的政治体系稳定与政治发展有序23。所谓政治体系稳定是指国家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政治意识形态、政党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协调统一,以及这些因素在社会内部矛盾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中,保持原有的基本结构和基本性质不变;而政治发展有序是指在实现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能有效地进行政治动员,并能有效地消除不安定因素、防止政治动乱,保证政治运作的规范性、连续性24。
政治安全的核心是国家政权的维护,这必然涉及政治安全的重要主体——政党。在政党政治的历史条件下,由执政党与其政府所构成的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但是随着网络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国家政权的传统维护方式受到多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政府推出“电子政务”的同时。面临政府的信息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互联网生活将逐渐改变以往的“权力决定信息分配”的模式,出现了“信息决定权力分配”的模式25。另外互联网带来的国际问题网络化、公开化和共时性等特点,形成对国家政治参与、国际社会参与以及处理国际事务形式的重大挑战,政治安全的内容和维护方式也会发生重大的调整和变化。与之相对应,传统的安全观也在发生重大的改变,非传统安全观脱颖而出。
综上,传统安全观,以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为主;非传统安全观,包括了除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之外的其他所有安全,包括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和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
(二)我国面临的主要非传统安全威胁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凸现,而且日益呈现出“非军事性”、“跨国性”和“全球性”的特征。如果说传统安全的主要内容是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那么非传统安全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非军事领域”的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跨国犯罪、非法移民难民、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等。这些问题日益呈现出“跨国性”和“全球性”的特征,其解决往往需要国际社会的携手合作与帮助。因此,一般来说,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可以被称为“非军事问题”、“全球性问题”。正如1994年蔡拓先生在他所著的《当代全球问题》中指出的那样:“所谓全球问题,就是指当代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南北关系、战争与和平、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口爆炸、粮食危机、海洋与宇宙开发、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毒品的泛滥、艾滋病的流行、国际人权与民族主义的冲击等等关系人类存亡的严峻问题”26,我国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种类很多,除了传统的、老生常谈的经济安全、金融危机、文化安全等类型之外,近几年又出现了一些新型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有:
1、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是我国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一个重要方面。2009年,我国颁布了《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与监管有了法的依据和保障。但是,食品安全问题仍然是公众最为担忧、政府治理难度最大的事项之一。在日常生活中,“毒饺子”、“毒奶粉”、“地沟油”、“假疫苗”、“假烟假酒”等现象还比较普遍,人们的健康问题异常突出。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曝光,各类新型媒体对“年度十大食品安全事件”给予了集中搜索、广泛关注和解读27。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食品从农田到到餐桌的安全监管与治理还存在很大不足,“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的维护直接考验着我国政府的非传统安全治理能力与公众的道德良心底线。
2、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已成为中国典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我国工业和汽车行业的飞速发展,存在于全国范围的环境污染尤其是大气污染日益严重,尤其在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雾霾现象非常频繁,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针对大气污染和更广泛的水污染、土地酸化等环境污染,中国政府和全国人民迫切需要向“污染”宣战,还给老百姓一个“蓝天白云”和“春暖花开”的清洁而美丽的生产生活环境。李尚勇在《人口困局》一书中指出,中国面临的生存环境主要有:一是全国的安全饮用水高度稀缺。2010年,全国七大流域只有28.7%的流域有安全饮用水资源,六大流域只有15.1%,重点监测湖泊和水库只有30.2%;二是全国的地下水大面积严重污染超乎想象,已经从2000年的37%发展到了2010年的60%,118个城市中约64%的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整个华北平原的地下水有50.7%为劣等水质。三是农业用劣质水灌溉和大量施肥,土壤酸化现象严重;四是近海渔业资源几近枯竭;五是重金属污染形势相当严峻;六是垃圾围城;七是空气污染危机开始爆发,出现“大范围环境危机”现象,有33个城市空气污染达到最高级别。可见,向环境污染宣战是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的必然选择,目前需要一系列体制机制法治来解决,建立统一监管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28。2015年1月1日,我国《环境保护法》的通过实施,强化了对大气污染特别是雾霾的治理和应对。
3、公共卫生安全威胁
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也属于典型的非传统安全范畴。进入21世纪以来,大规模的流行疾病、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全球化发展的推动下也越来越泛滥、越来越严重,全人类因为越来越多的流行疾病等公共卫生危机而真正进入“同患难、共命运”的全球化时代。2003年发端于中国的“非典”事件使世界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深切体会到了中国与世界“同命运、共呼吸、患难与共”的时代。2014年在西非国家爆发并影响全世界的埃博拉疫情,是自1976年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最复杂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至2015年5月11日疫情结束,埃博拉主要疫情国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累计发现疑似及确诊埃博拉病例共26648例,其中11007人死亡29。2012年首次发现于沙特阿拉伯、2015年经人感染传至韩国和中国的中东呼吸综合征也称为受感染国家极为重视的问题。2020年4月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已经造成全球80多万人确诊,16万多人死亡,而且还对全球的经济和社会稳定构成极大的威胁。非典、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和新冠病毒肺炎等跨国性公共卫生挑战一再警示人类,非传统安全的威胁需要多国共同参与应对与治理。在我国国家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中,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方面需要我们大力创新公共卫生治理的理念,加大与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制度化合作,推动实施相关方面的战略合作;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体制和机制,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鼓励地方公共卫生政策的创新,如出入境检验检疫是一项具有涉外性、技术性的行政执法力量,越来越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全球安全乃至全人类安全的重要制度,并在出入境的公共卫生安全防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4、移民安全。
近几年,移民问题中的“强迫迁移”日趋严重。强迫迁移的移民有多种原因,大量的无国籍者有的因为躲避本国的战争和动乱而迁移,有的是因为人口贩卖、跨国犯罪等原因造成的。国际移民组织估计,东南亚国家每年至少有20万到23万左右的妇女儿童被贩卖,其中大多数被强迫利用于性服务与劳力。其中澳大利亚是许多犯罪分子从东亚、东南亚、西欧,特别是中国、韩国、泰国,贩卖人口的目的地国。根据相关的移民报告,移民中特别是来自印度、中国、韩国的移民,起初是自愿来到澳洲工作,而后来却陷入饱受剥削的境地。另外,法国也是妇女、儿童贩卖的目的国之一,受害者多来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尼日利亚、塞拉里昂、喀麦隆、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国家。成为无国籍者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因为政治动乱和民族歧视,有的是因为经济原因被贩卖的,也有的是因为跨国婚姻后来离异或者非法移民的子女无法入籍的。另外移民安全问题中的另一种现象是因为躲避本国各类风险而通过投资、求学、转移非法资产等多种途径移民他国的,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根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3年中国的移民掀起了第三次高潮,申请移民的人数达到2200万之多30,而且申请移民的人数不断攀升,其中包含大量的投资移民和富人移民,把中国的财富大量带到国外,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构成极大的危害。
5、恐怖主义威胁。
恐怖主义作为需要用军事手段参与应对的跨国性的多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基本为世界各国所认可。从9·11事件过后,美国把反恐作为本国的头号威胁、头等大事来对待。“2014年,产生于叙利亚、猖獗于伊拉克的“伊斯兰国”迅速成为具有正规军作战能力的非政府、非国家武装集团,采取恐怖、杀戮与军事行动相结合的手段。对美国及其盟国宣战。对于伊拉克政府来说,这种非传统安全意义上的国际反恐组织已经发生质变,转化为传统安全领域的现实威胁”31。2014年Isis的崛起成为全球恐怖主义威胁,国际反恐形势更加严峻。全球反恐安全形势表明,非传统安全威胁是指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相互转化。
当前,我国面临的暴力恐怖风险依然尖锐复杂,反恐怖斗争的任务艰巨繁重。32我们一面遭受着新疆东突、东伊运等极端暴恐分子的卷土重来,另一方面还要遭受海盗及海上恐怖主义的威胁,反恐的道路任重道远。此外,“东突”恐怖主义的国际联系加强,“东伊运”盘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呈现活跃态势。叙利亚内战以来,“东突”恐怖势力不仅有所染指,还试图渗透回国33。而且暴恐分子作案方式多样,暴力程度增强,手段极其残忍,必须依法严惩。2016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以法律的形式对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认定、安全防范、情报信息、应对处置、保障措施、法律责任、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为我国的国内国际反恐提供了法律依据。
6、网络安全威胁。
一旦国家把网络安全纳入自己的军事与国防的战略内容,以特别的网络军事力量展开对抗性活动,网络安全就升格为重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全球范围内,继美国成立了网络空间司令部之后。在
随后俄罗斯、日本、德国、印度等国也都公开成立了各自的“网军”。网络安全推动了对“数据主权”的关注,并由此引发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广泛讨论。相比于领土、司法等主权内容,“数据主权”在内容框定、追朔路径、保障方法、法律依据等方面,都面临着更多难题。因此,网络安全威胁作为多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典型议题,“其呈现了主权难以界定、合法性难以判定、身份难以限定、过程难以追踪、应对难以依靠单一主体的非常规性特征”34。
当前,我国网络安全的形势不容乐观,各种网络犯罪非常突出,网络诈骗、网略色情、网络暴力等活动成为公害。而且网络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军事安全等领域相互交融、相互影响,使得国家安全的边界扩大,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35,安全问题的综合性、联动性、多变性日益凸现,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最复杂、最现实、最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36维护网络安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把握关键环节,注重综合施策,加强保障体系建设。37
7、海疆安全
随着我国的日益强大,我们不断走向海洋和建设“海洋强国”,海疆安全这一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开始凸显。所谓海疆安全,也可以成为“海上安全”或者“海洋安全”,一般是指国家海洋权益不受侵害或不遭遇风险的状态38。根据《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3)》的分类,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海上恐怖主义、海上非法活动(海盗行为)、海洋自然灾害、海洋污染和海洋生态恶化等。我国目前面临的海疆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岛屿归属之争、海域划界争议、海洋资源开发纠纷和海上执法争议问题等39。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并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40。为了深入探讨当代国家安全体系的构建,安全研究学者余潇枫先生在2004年初步构建了国家安全体系、2014年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安全体系。
在当代国家安全体系的构建中,整个国家安全包括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二是影响国家安全的要素;三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要素;四是国家安全的保障体系。在这四个方面,国家安全本身被分为国民安全、国域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12个要素安全41;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被分为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其中社会因素被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则有天灾和人祸两类,其中人祸又分为内忧和外患;国家安全保障体系被分为保障活动和保障机制两个方面,其中保障机制包括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等十分丰富的内容42。要全面把握国家安全问题,必须进一步认识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影响因素、危害因素和保障体系等问题。
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
在当代国家安全的众多构成要素中,国民安全、国域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可以被称作国家安全的“原生要素”,即国家一经诞生就出现的要素;而主权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则是国家安全的“派生要素”,即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要素。43而且,国家安全的构成除了上述12个一级要素之外,还有一些处于一级要素之下的二级要素、三级要素等。如由“国土安全”演进而来的“国域安全”,既包括“国土安全”下的“领陆安全、领水安全、领空安全”等传统的二级要素,还包括“国土安全”原来没有的国家“太空安全、网络空间安全、电磁空间安全”等新的二级要素。从整体上看,国域安全下的二级要素既包括领陆安全、领海安全、领空安全等传统要素,也包括太空安全、网络空间安全、电磁空间安全等非传统要素44。另外,我们经常提到的核安全、水安全、粮食安全、食品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气候安全等也都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因此,国家安全涉及的构成要素是非常丰富的,领域是很宽广的。几乎所有上述因素都包含在我们国家安全的要素中。由此可见,我国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
2、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
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有很多。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在自然因素方面,主权国家的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数量、自然资源、气候条件等因素会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程度上影响国家安全的方方面面。在社会因素方面,国家安全既会受到世界格局、国际秩序、邻国关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大政方针、国民素质、民族宗教和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有时是积极的,有时是消极的;有时是直接的影响,有时是间接的影响;有时影响较大,有时影响较小
45。在我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包括美国霸权、大国与邻国关系等;影响国家安全的内部因素包括国家制度、外交政策、民族素质、民族宗教矛盾等。国家安全无小事,我们国家必须高度重视、谨慎处理这些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要素。
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
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包括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那么从消极方面来看,如果消极因素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直接危害到国家安全,从而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46。
从总体上看,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47,自然因素即“天灾”,主要指洪涝、干旱、地震、虫灾、瘟疫等因素;而人为的破坏则是“人祸”,包括“内忧”和“外患”两个方面,内部战乱、分裂势力、恐怖活动及突出的宗教极端势力等因素都是“内忧”,而军事入侵、政治颠覆、文化渗透、国际恐怖主义等因素则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外患”。那么,在我国,影响国家安全的社会因素也可以从国外和国内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其中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对我国的“和平演变”和“西化”、“分化”乃至“武装颠覆”。疫情发生后,美国勾结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对中国的无理索赔就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影响国家安全的内部因素主要是指“三股势力”、恐怖活动和“台独”、“疆独”“藏独”、“港独”势力对国家统一和主权的破坏,而且这些因素呈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勾结态势,形势异常严峻。对此,我们全体军民必须严阵以待,不能掉以轻心。
国家安全保障体系是由那些以保障和强化国家安全、提高国家安全能力为客观基础的各种思想、观念、制度、法律、组织、机构、措施、活动等构成的社会体系。从大的方面来看,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保障活动和保障机制两个方面48。国家安全保障活动也可简称“国家安全活动”,是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目的的各种社会行为的统称,这些活动既包括公开的政治、军事、治安、外交等方面的活动,也包括隐蔽性的间谍情报活动;既包括战争、镇压、监禁、流放、驱逐、谍战等各种“硬手段”,也包括发展经济、宣传教育、开展公关、变革创新、外交往来等各种“软手段”49。
为了使这些不同的国家安全活动和手段更有效,各国陆续建立了各种专门的国家安全机构,其中主要有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情报、反谍、保密、保卫、外交等机关。为了使这些不同的国家安全活动和手段更有效,各国陆续建立了各种专门的国家安全机构,其中主要有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情报、反谍、保密、保卫、外交等机关。这些有形的专门机构和非专门机构,可以说是保障国家安全的“硬件”。此外,各个国家还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形成或制定了各种各样的以维护或保障国家安全为目的的制度、法律、法规、政策、理论、观念、战略等,这些可以说是保障国家安全的“软件”。这些支持国家安全保障活动的“硬件”和“软件”的统一,就形成了国家安全保障机制。50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的国家安全保障机制相对健全,“硬件”部门的设置起到了很好维护国家安全的支柱作用。但是我们的相关“软件”建设还比较滞后,尤其是相关的法律法规、战略观念方面亟待完善和提高。
总之,当代中国的国家安全的体系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必须用“总体国家安全观”来认识和处理我们的国家安全问题。做到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强调“客观因素”,又重视“主观条件”等。这样一个内容和要素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国家安全体系可以帮助人们从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国家安全影响因素、国家安全危害因素和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四个方面深入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甚至可以通过不同形式推进“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发展、完善,从而有利于全面保障我国的国家安全。
1 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页。
2 参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3 参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
4 余萧枫主编:《非传统安全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第二版。第31页。
5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三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6页。
6 陈一跋、聂鸿音主编:《当代汉语词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7 《当代汉语辞海》,人民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8页。
8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unabridged),G.&C.Merriam Company,1976,p.2053.
9 Bill McSweeney, Security, Identity and Interes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p.16-17.
10 Bill McSweeney, Security, Identity and Interes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p.27.
11 余萧枫主编:《非传统安全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第二版。第35页。
12 David A. Baldwin Helen V. Milner, Economics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Henry Bienen(ed.),Power,Ecomical and Security, Boulder, CO:Westview Press,1992,p.29.
13 Luis Lauredo , New Approach to Hemisphere Security , january 31.2001,U.S. Department of State , http: //www.state.gov/p/wha/rls//rm/2001/575.htm.
14 余萧枫主编:《非传统安全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第二版。第36页。
15 金朱德:《国防经济论》,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16 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17 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页。
18 参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19 参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20 参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21 参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22 余萧枫主编:《非传统安全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第二版。第37页。
23 余萧枫主编:《非传统安全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第二版。第39页。
24 余萧枫主编:《非传统安全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第二版。第39页。
25 余萧枫主编:《非传统安全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第二版。第39页。
26 蔡拓等著:《当代全球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27 参见《盘点近年来被曝光的十大食品安全事件》,2015年5月10日。
28 参见李尚勇的《人口困局》
29 参见《利比里亚埃博拉疫情宣告结束 被指具有里程碑意义》,2015年5月10日。
30 参见《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年5月10日。
31 刘江永:《从国际战略视角解读可持续安全真谛》,载《国际观察》,2014年第6期,第1页。
32 参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页。
33 参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9页。
34 廖丹子:《“多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网络安全挑战与治理》,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3期,第25页。
35 参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7页。
36 参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7页。
37 参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2页。
38 余潇枫主编:《非传统安全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
39 余潇枫主编:《非传统安全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5页。
40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参见新华网,2015年5月15日。
41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参见新华网,2015年5月15日。
42 参见刘跃进:《为国家安全立学——国家安全学科的探索历史及若干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3 余潇枫主编:《非传统安全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7页。
44 余潇枫主编:《非传统安全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7页。
45 余潇枫主编:《非传统安全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8页。
46 余潇枫主编:《非传统安全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8页。
47 余潇枫主编:《非传统安全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8页。
48 余潇枫主编:《非传统安全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9页。
49 余潇枫主编:《非传统安全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