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化境”论中的“化”与“讹”

钱钟书“化境”论中的“化”与“讹”

高忠帅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钱钟书的“化境”论自提出便受到了中国翻译界的广泛关注。钱钟书先生以其丰富的翻译实践为基础，提出了一套触及翻译关键问题的理论体系，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及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具有实际意义的启示。“化”阐释了翻译的性质与要求；“讹”揭示了翻译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由于“讹”的存在，翻译随之发挥了“媒”与“诱”阐明了翻译的功能与作用，都对翻译实践有着深远的影响。钱钟书先生在论述中强调了“归化”翻译策略的重要性，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特定文化元素对文化传播、文化交流的独特作用，未给予“异化”翻译足够的重视，值得我们继续探究并加以完善。

关键词：钱钟书；“化境”观；“化”与“讹”；“媒”与“诱”

1964年，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化境”翻译理论，并将其视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化境”论自提出开始便受到了翻译界广泛的关注，引发了学者们热烈的讨论。众多学者开始了对“化境”说理论内涵的研究，纵观相关研究，陈大亮（2006）指出，部分学者认为“化境”只能作为考量翻译文本的标准或意译的翻译方法，降低了“化境”的理论价值；有学者对“化境”观进行断章取义的解释，将其等同于西方的解构主义翻译观，严重曲解了钱氏理论的内涵；还有学者无法看清“化境”论具有的丰富内涵，最终导致对其的全盘否定。虽有学者在后来的研究中对钱氏理论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探究，重新审视了其理论价值，但关于钱氏“化境”论的阐释，却仍存在不透彻、不深入的问题。

钱氏“化境”论采众家之所长，形成了触及翻译本质、翻译过程、翻译作用、翻译距离等关键层面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对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钱氏理论并非绝对完美，其过分强调归化翻译，导致翻译的文化交流目的难以实现，是理论的问题所在。鉴于之前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及对钱氏“化境”论的重视，本文将从“化境”论本身出发，对其丰富的理论内涵进行深入、透彻的阐释，并以此为基础，探究该理论如何应用于实践层面，如何指导翻译过程。该研究有助于全面、深刻的了解“化境”论的理论内涵，并有利于填补此前研究中实践层面的空白，为今后的研究建立良好的基础。

一、“化”与“讹”

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钟书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从该论述中不难看出，钱氏将“化”视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认为达到“化境”的翻译才称得上“造诣高”的翻译，是原作的“投胎转世”。钱氏关于“化”的丰富内涵做了详细的阐释。首先，“化”同时包含改变形式和保留内容或思想和风格。钱氏在文中提到“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躯体”即指文本的形式，换躯体意味着译文本相较于原文本形式发生了改变，而“精魂”则指原作的意义和风格，精魂依然，则原作的“风味”得以保留。根据论述，“化”便可以简化为：保存原作的意义和风格以忠实原作；用流畅的目的语以便实现第一点（高佳艳，2017）。第二，“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翻译方法。钱钟书倡导“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方法论（聂友军，2018）。“随心所欲”即译者可根据译入语的语法规则，对原作中无法被目的读者接受的形式进行改变，最终实现翻译的“达”，使译本与译入语语法规则保持一致，实则是对译者地位的肯定与对其能动性的鼓励；但同时也要“不逾矩”，即认清翻译的本质及译者的地位，翻译是原作的内容、思想在另一种语言中的忠实重现，而译者只是代笔，不是夺过作者的笔来，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创作（聂友军，2018）。

显然，“化”字在钱氏翻译观中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而这些内涵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原则及理论基础。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同时扮演好三个角色—原文读者、译文作者、译文评论者（聂友军，2018）。首先，译者应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去阅读原文，力求对原文做出中立的理解，即不添加个人的感情色彩，真正做到从原文作者角度出发去完整的获取原文的内容、思想、风格。其次，译者应成为合格的译文作者，以原作为依托，充分的再现原作的“风味”，将原作的内容或思想和风格真实的、完整的展示出来。最后，译者还应成为译文的评论者。译者在展现原作的内容时，应考虑到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社会经历等因素，从而判断其接受性，并不断修正译文，最终实现“达”的目的。这与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信”要求以原文为基准，“达”为目的，传达原作的“风味”，“雅”旨在以流畅、自然的语言完成翻译。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应考虑到原作中的特定文化因素，即富含历史文化内涵的因素，对其进行合理的保留，以保证翻译的文化交流目的得以实现，这在之后的章节中会继续探讨。

“化”在钱氏理论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但钱氏也认识到了翻译的局限性，在文中他提到“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翻译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本身的中文水平或外文水平等因素，都可能造成漏译或错译（王婉贞，2018）。钱氏将这种现象称为“讹”，并强调其在翻译中是无法避免的。钱氏从两方面阐释了翻译的局限性，即“讹”产生的原因。钱氏提到“翻译总是以原作的哪一国语言为出发点而以译成的这一国语文为到达点。从最初出发以至终竟到达，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这是第一种“讹”，无意识的“讹”。这是由于两种语言产生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两种语言在语言文字、内容形式和理解表达之间注定存在着无法消除的距离，同时，译者本身的语言水平、理解能力、写作功底也会影响其对原文的解读与对译文的处理，最终导致了“讹”的产生。这是由于客观因素造成的“讹”，属于“无意识”范畴内的。第二种“讹”是有意识的“讹”。钱氏在《林纾的翻译》中指出“他在翻译时，碰到他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耐，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从翻译的角度看，这当然也是‘讹’。即使改的很好，毕竟变换了本来面目，何况添改未必一一妥当”。这里的“讹”是由于译者控制不住创作的冲动而产生的试图改变或重写原文而造成的“讹”。译者在这种情况下，属“明知故犯”，针对原文不适当的地方，想“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有意识的“讹”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对原文的否定，就违背了“信”的基本要求。钱氏对于这种“讹”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他认为此法改变了原作，有时添改也并不都十分恰当。钱钟书主张译者“克己”，抑制在翻译中产生的不当冲动，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认真执行翻译的任务（陈大亮，2006）。

翻译中的“讹”，或是因客观原因，或是因主观原因，都会不可避免的产生，这也对我们的翻译实践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针对无意识的“讹”，及客观原因产生的“讹”，我们平时应注重把握社会、文化、历史等背景知识；同时提高语言水平，对源语及目的语都应有足够的积累和沉淀。只有充分找掌握了原作的背景知识，才能保证对原作的全面、客观、深入的理解，也是合格的翻译产生的基础，有利于最大程度的削弱客观因素对译本质量的消极影响。而针对有意识的“讹”，即在翻译过程中抑制不住的创作冲动，译者应谨慎处理。首先，译者应明确翻译的性质。翻译是以另一种语言重现原作的内容、思想和风格，而非推翻原作后的重新创造。其次，译者应正确认识自己的地位与角色。即使译者具备较高的写作水平，但译者也是代笔，而非原作的执笔者，身份的混淆意味着对译者身份、翻译性质与任务的全盘否定。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完全不允许对原作进行“再创造”，只是这种“再创造”应是以原作为基准，在形式上进行合理的改动，即“不逾矩”，以保证译本的可理解性与可接受性。

二、“媒”与“诱”

钱氏认为“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 于是“媒” 或“诱” 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 在翻译过程中，“讹”虽不可避免，但是不能因此抹杀翻译之于文化传播的作用。钱氏十分重视翻译所具有的“媒”与“诱”的作用，换言之，翻译的引导功能，引导读者深入原作。钱氏指出“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钱氏认为，真正的好译本，应起到桥梁的作用，扮演 “居间者或联络员”的角色，在实现了其引导功能后，译本的任务便已实现。他读林纾的翻译，产生了如是的感受“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公认的事实。他对果敢读者。也一定有过歌德所说的‘媒’的影响，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我自己就是对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从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钱氏理论中的“媒”或“诱”有两层含义：一是读者可能会因为译作而对原作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二是翻译对于文化交流的作用巨大（王婉贞，2018）。诚然，翻译都具备文化交流的功能，但质量好的译文和质量差的译文在功能实现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质量好的译文能充分调动读者的兴趣，引导其跟原作发生关系，进而熟悉源语的文化、历史、社会背景，起到了积极的文化交流作用。但质量差的译文则可能引起读者对译文及原文的不满，甚至降低对原文的评价，阻碍文化交流、文化传播的进程。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各国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同时也给文化交流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翻译在文化交流中扮演者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质量好的译本又是翻译能实现其目的的保障。所以，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务必紧跟时代潮流，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丰富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产出高质量的译文，确保翻译对文化传播的功能得以充分实现，进而促进文化交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三、“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在其著作《译者的隐形》中提到的两个翻译术语，一经提出便引起了翻译界的巨大反响。归化以目的语读者为归宿，采取目的与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要求译者向目的与读者靠拢。钱氏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到“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从钱氏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其强调归化翻译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其“化境”论中的“化”有一部分含义是指“归化”，将外文用自然而流畅的本国文字表达出来。

归化的翻译策略有其独到的优势。以目的语读者为归宿，采用其熟悉且便于接受的表达方式传达原文内容，充分适应目的读者的语言习惯，译本更易于被接受，翻译的功能也更容易实现，真正达到钱氏所谓“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辛磊（2010）曾在他的文章《谈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中运用大量实例论证了归化翻译法的合理性及积极作用，指出“译文自然会比较地道、顺口。读者读起来也容易理解和接受”。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过分强调归化有时会导致过度的“本土化”，即译文太过注重本国语言，使源语文本被迫承受目的语的影响，导致原文本中一些特定的文化因素难以得到传播，阻碍了翻译的文化交流功能。钱氏在论述“化境”论时只强调不能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并未提及重要的文化因素，这也是“化境”论存在的问题。

蕴含丰富含义的文化因素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如儒家文化之于中华文化，再如宗教文化之于西方国家。在规划翻译中，这些文化因素大部分都被目的语读者所熟知的因素所代替，抹杀了文化特征的重要意义，阻碍了翻译的文化交流的目的的实现。因此，在处理这类文化现象时，必要的异化翻译显得尤为关键。异化翻译以源语为归宿，主张保留异国风情，充分考虑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有利于文化特征的传递以及文化差异性的体现，进而使翻译完成文化交流功能，辛磊（2010）在其文章中运用例证证明“使用恰当的异化翻译，不但可以很好的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还可以保留原文的风格特色，更好地进行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为世界文明的多元化做出贡献”。适当的使用异化策略处理带有特定含义的文化因素，有助于实现钱氏所提“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

结语

钱钟书的“化境”论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是中国翻译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钱钟书先生以其丰富的翻译实践为基础，总结出了一套涉及翻译本质、翻译过程、翻译作用等关键问题的翻译理论体系，对英汉翻译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化”的丰富内涵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原则及理论基础，即译者的“三位一体”；翻译中不可避免会出现“讹”的问题，而无意识的“讹”与有意识的“讹”分别对译者的翻译实践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翻译所具有的“媒”或“诱”的功能要求译者产出高质量的译文，实现翻译的引导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根据原文的特征适当选择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使两种理论相辅相成，共同致力于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1]陈大亮. 重新认识钱钟书的“化境”理论[J]. 上海翻译，2006

[2]聂友军. 钱钟书的翻译观念与方法[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8

[3]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A]//七缀集[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王婉贞. 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翻译观[J]. 安徽文学，2018

[5]辛磊. 谈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