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锦园中学 710016
明代“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宏道有《饮酒》诗曰:
刘伶之酒味太浅,渊明之酒味太深。
非深非浅谪仙家,未饮陶陶先醉心。
这短短四句,言尽了魏晋两位名士的酒行酒态。竹林名士刘伶,东晋诗人陶渊明,都是把酒与生命等量齐观的人。据《晋书·刘伶传》载,刘伶谈及自己说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酒,就是刘伶的另一个名字。酒在,刘伶在;酒无,刘伶绝。刘伶确实是在酒中沉醉着自我的生命,《晋书》本传又说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可见,刘伶对富贵长寿全然不在意,他摒弃礼法世俗,摒弃荣华富贵,摒弃功名利禄,唯酒者不可弃也。不愿为司马氏效劳的刘伶,唯肯在酒中逍遥人生。
刘伶没有阮籍《咏怀》八十二首这样的诗作开五言咏怀组诗之先河,没有嵇康《声无哀乐论》这样的著作创音乐理论之根基,然而他以一篇《酒德颂》也足以传世。《世说新语·文学》篇有曰:“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一篇《酒德颂》,堪称为刘伶与他的时代酒的宣言。“止则操卮持瓢,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俯视万物之扰扰,如江汉之载浮萍”(《酒德颂》),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肆意放荡”、“唯酒是务”的“大人先生”,看到了一个酒神和酒德的化生。这是对酒的颂歌,这是对饮者的颂歌,这是一个以酒之沉醉彰显生命自由的颂歌。世界上任何一项神圣的职业,都有许多虔诚的信徒,如果饮酒也是一项神圣职业的话,,那么刘伶就是古今中外对这一职业最虔诚的信徒。
酒与生命共沉醉。刘伶所在的“竹林七贤”,其他几位也都是喜欢喝酒的酣饮之士。酒既是他们超越现实的羽翼,也是他们用来韬晦避祸的烟幕。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文学团体或政治团体像他们一样醉饮酣畅。此前的“三曹”、“七子”,此后的“四杰”、“三苏”,也都似乎无法与他们的酒量相比及。现在,我们来看看沈约在《七贤论》中对竹林七贤“嗜酒”的透彻论述:
仲容年齿不悬,风力粗可,慕李文风尚,景而行之。彼阮嵇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属。故引满终日,陶瓦尽年。酒之为用,非可独酌,宜须朋侣,然后成欢。刘伶酒性既深,子期优势饮客,山、王二人,悦风而至;相与莫逆,把臂高林。彼得其游,故于野泽衔杯举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也
—《全梁文》卷二十九
酣饮如常,嗜酒成风,是魏晋名士风流放荡的标志。不唯竹林七贤,魏晋时期,名士多饮者,这似乎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世说新语·任诞》篇就记载了许多名士与酒的故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卫君长为温公长史,温公甚善之,每率尔提酒脯就卫,箕踞相对弥日,卫往温许亦尔。
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有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在此,我们看到了一群与酒为伴的率真潇洒的魏晋名士。魏晋之际,与任诞不羁相随而来的便是饮酒游宴。中国古代士人在不得志的时候,常常喜欢借酒来浇心头的垒块。酒能使人神经振奋,能使人壮胆骂人,能使人将胸中愤懑发泄出来,能使人暂且忘掉了心中的烦恼。王蕴说:“酒正使人人自远。”王荟云:“酒正自引人著胜地。”(《世说新语·任诞》)名士们痛饮酣畅,就至少不会在这个纷乱险恶的社会里失真和沦陷。
自曹操高叹一声“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之后,“酒”与中国文学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接续于曹操,魏晋名士酣饮为常,并直接导致了一代“篇篇皆有酒”的“酒才子”陶渊明的诞生。陶渊明对酒钟爱有加,一生嗜酒如命,“偶有佳酒,无夕不欢,顾影独尽,忽而复醉”(陶渊明《饮酒》小序)。在渊明诗作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一个返璞归真、诗意栖居的“五柳先生”形象:“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之九),“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饮酒》之十三),“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之十四),“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饮酒》之二十),“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欢》)。在酒中返回内在的自然,崭露生命的本真,达到内在“纯真”与天地“自然本真”的融为一体,这就是陶渊明酒诗所呈现出的精神境界。可以说,渊明与天地,个体与宇宙,瞬间与永恒在酒醉后顷刻化为一体了,无所谓内外先后之别。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曾曰:“诗人言饮酒不以为讳,自陶公始之也。”诚如吴乔所言,中国酒诗的真正成熟,始自陶渊明。正因如此,后人对陶渊明饮酒独成一家,怀有一种仰慕之情:“篇篇皆有酒,世疑陶渊明。佳趣正在此,俗子哪得知?”(唐庚《与舍弟饮二首》);“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云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苏轼《与陶饮酒二十首》之一);“我爱陶渊明,爱酒不爱官,弹琴但寓意,把酒聊开颜。”(庞铸《漉酒图》)
因有魏晋名士及其集大成者陶渊明为先导,自此而后,中国士人无论喜悦还是烦忧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托杯举斛。他们离别时饮酒,“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他们重逢时饮酒,“偶向新丰市里过,故人樽酒共悲歌”(徐熥《酒店逢李大》);他们开怀时饮酒,“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他们闲暇时饮酒,“思对一壶酒,澹然万事闲”(李白《春日独酌》);他们孤独时饮酒,“我来无伴侣,把酒对南山”(韩愈《把酒》);他们豪情万丈、慷慨激昂时更要饮酒,“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秋瑾《对酒》)。酒,在无以言说的特定场合,确实能够传达着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情绪。
一壶美酒,沉醉一个时代。魏晋时期,士人们似乎早已摒弃了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生态度,与美酒为伴,在酣醉中回归本真的自我。酒与生命共沉醉,是这个时代的宣言。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宣言中,魏晋名士在诗化人生的逍遥旅途上一路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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