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艺术学院 昆明 650500
摘要:乡贤文化是社会所崇尚的道德价值体系的“标准范本”,乡贤们关切家乡、贡献桑梓,唤醒社会道德回归,在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基础公共事务等方面发挥示范作用。与基层组织建设关系藕合,德行是乡贤文化形成的基础,同样也是基层组织建设中对每一个组织成员的要求,基层组织建设需要吸纳乡贤文化的精髓,产生影响,凝聚人心,基层组织建设也要从抓道德基础做起,而这也是由乡贤文化与基层组织建设藕合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关键词:乡贤文化;乡村治理;基层组织;关系探究
近年来对乡贤文化的研究成为热门话题,从乡贤文化构成延伸到乡贤角色影响,从乡贤文化属性延伸到乡贤文化功能,特别基于社会治理视角而如何看待乡贤文化的作用,研究上有很多争议。而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为统领,立足于组织建设而发挥乡贤文化的参与作用,是一个崭新的探究领域。需要厘清的是乡村治理中乡贤文化功能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关系,为实现乡村现代治理,基层党组织建设应摆在什么位置,乡贤文化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从机理上来说二者是互为渗透、共通的藕合关系,乡贤文化对实现乡村现代治理产生支撑作用。
一、德行是实现乡贤文化与基层组织建设关系藕合的基础
文化是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结晶,包括物质形态、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理念,构成文化不同层面的丰富内涵,文化的内核体现于价值观念,对事物的是非、好坏、利益关系取向决定了文化的最根本特征,由文化内核也决定了人的行为倾向。文化有一套自身规范的体系,所形成的对人精神的影响会起到制度约束功能,这是文化存在的价值;无论物态文化层面,还是心态文化层面,文化最终都是为维护社会制度和秩序而服务的。
乡贤文化来自于中国最传统的儒家文化的主流,实质上突出的是一个“贤”字,其本意在于一个人要具备高尚的德性,乐于服务于大众,有甘于奉献的精神境界,自己向善并且教人向善,在处理公共事务时遵从正派与公道,由此而能够凭自身德性人格获得民众尊崇。乡贤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伦理标准,更是一种道德准则,其根基在德治。由德治而崇尚一种“礼”,由“礼”而遵从一种社会秩序,由社会秩序而达到社会制度化,乡贤文化的价值观念最终是要求回到人的德性的原点,通过德治而达到社会善治,其中服务精神是表现形式。传统农业文明的社会秩序的维护,乡贤文化所凝固成的村规乡俗替代了政府的管理体制,以自身道德品行感召乡里,调适矛盾、团结乡民,“文治教化”的功能远比强令型的制度约束效果更好,而从同一地域建立起的乡贤文化,它所传达的人本性、亲善性的文化价值观念[1],更能以生动活鲜的身教,潜移默化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成为行为规范。
每一种文化都是人类生产劳动创造的,也是为社会进步服务的。从构成乡贤文化内核的价值观念看,强化道德感召是自发的并最能达到自觉管理,也是深入人内心心灵而更具有持久性,文化的功能促使人们在遵从社会秩序上具有认同感和人心整合,其本源都是来自于一个“贤”字延伸出的“公”字。能够为大多数人着想和为乡里谋福祉而不寻求实际回报,这样的道德力量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主流价值体系所倡导,而一个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也是要与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相一致和承继,并在实际行动中不断践行这样的价值观。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不断增强其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凝聚人心是关键;而要做到凝聚人心,强化基层党员干部的服务意识尤为重要[2]。矛盾问题在基层,基层的矛盾也最琐碎而复杂,大多都与民众的根本利益相关,基层组织要摆清自身的位置,不是“当官做老爷”,而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把服务意识顶在前面。因此基层党建重在服务接地气,准确了解与反映基层群众的诉求和愿望;突出实效服务好群众,为民办实事、解难题;把群众的利益当作自身的利益,把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扶危帮困、赈灾济急、排难解纷,只有热心为民众服务,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才能在民众中赢得崇高威望,赢得人心。而基层党组织建设就要向“乡贤”看齐,通过增强党支部服务功能立“大德”、树声望,用服务提升德行,用德行赢得认同与对组织的敬重。
二、乡贤文化与基层组织建设藕合的内在逻辑
首先,从构成要素看,文化归结为时代思想、精神的显现,背负着伦理、道德和秩序的责任,乡贤文化承接的是崇德向善、诚信友爱等人类社会优秀道德内蕴,在道德范畴里,宣扬的是社会正能量,通过礼仪、习俗等外在文化形态达到归劝引导作用。而作为承载文化主体的乡贤们来说,自己首先要拥有高洁品性和仪型风范,以德行著称乡里,才能称为“贤”而被人敬重,也才有影响力而为人示范和身教,而这种德性本质上最主要体现为能否维护好大多乡里民众的利益并为他们带来好处。功名身分、学品、学衔和官职是使他们成为乡贤的外在条件,但如果不能在涉及乡里公共事务发挥积极带头作用,也不会成为乡贤而被人们认同与尊重。由此看出,乡贤文化一定要有崇尚高洁品格的社会氛围,并且要有不断净化心灵、修身自我人格的承载主体出现,由积极正向的文化人格的示范和引导,社会发展才会充满正能量,而民众对乡贤文化的认可又进一步强化文化影响的力量。由乡贤文化的构成要素延伸理解,基层组织建设的生命力和活力除了要遵从党的组织规定和原则外,更需要发挥乡村治理的核心领导作用,如同乡贤的身教和示范一样;而基层党组织要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一定要抓好基层组织建设的“人”这个关键因数[3]。民众把组织当作一家人、当作靠山,是看党员队伍身上有没有先进性和纯洁性,能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民众利益敢于冲在前面、乐于奉献;只有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纪律上的高标准、严要求,才能服人感召人,而这样的组织才有战斗力和感召力。因此从乡贤文化视角看,乡贤文化与基层组织建设的关系藕合存在着内在机理的逻辑统一,基层组织建设中的每一个党员在加强党风建设和工作作风建设中,都应该依循乡贤的道德标尺去做,要做一个“乡贤”,还要跳出“乡贤”、高于“乡贤”的品德要求,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不断通过人格净化而成为民众可信赖的人、可依靠的人。
其次,从文化功能上看,对乡贤文化的探讨往往聚焦于乡村治理的视域。不可否认,历代乡村自治和治理的实践,乡贤文化在引导乡村治理的制度建设和制度管理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某种情况下甚至成为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和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一方面,乡贤文化具有整合乡村秩序的功能,通过文化氛围的潜移默化的力量,使民众在价值理念、社会规范上形成高度认可和统一行为,在调整、协调和消解社会矛盾上有助于促进乡村关系的和谐;一方面,乡贤文化具有引导乡村社会发展的功能,乡贤既是一种道德示范,也是一种精英引领,他们所具备的生产经营中的先进经验与理念,能够带动乡村社会发展;无疑有利于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从公共治理理论上认识,乡贤文化不是代表单纯个体自身或政府利益,而是追求乡村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与治理理念有着高度的契合性;而在治理主体参与上,乡贤文化代表着社会民间广泛力量的主体,具有参与的高度自觉和自发性,这与现代多中心治理模式不谋而合,这些都体现了现代公共治理的内核;由此看出,乡贤文化有助于乡村治理是不言而喻的。而从组织建设来看,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职能,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和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基层党组织建设应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要通过文化振兴促进乡村振兴,应抓实建强基层党组织。既要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也要正视乡贤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桥梁”作用。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既不能脱离开农村变化环境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乡贤文化的存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乡贤文化不是排斥,而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其中基层组织建设发挥着主导作用。以乡贤的道德元素、奉献精神注入组织建设新内涵,从增强党性观念和加强党性修养上提升组织影响力,凝聚人心;以组织建设高度引领乡村新风尚,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二者运行机制上有着协同逻辑关系。当前在被卷入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基层组织建设弱化和乡贤文化面对的城镇化、市场化的冲击,使乡村治理面临着种种困境[4],而乡贤文化契合当前乡村治理的实践,就是要在强化基层组织建设的基础上不断促动与乡贤文化的互动关系。乡村治理需要乡贤文化,同样的,基层组织建设也要与乡贤文化协同促进。
参考文献
【1】汤伟.乡贤文化与儒家政教[j].教育文化论坛,2016(3):131-135
【2】毕丛慧.论基层党组织对新乡贤文化的促进[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19(2):19-23
【3】季中扬 胡燕.当代乡村建设中乡贤文化自觉与践行路径[j].党政视野,2016(5):72-73
【4】易丹妮.基层党组织决不能弱化虚化边缘化[j].人民论坛,2019(11):104-105
项目基金:云南艺术学院科研基金项目资助《艺术类大学生中华传统文化认同机制及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8KYJJ29。
作者简介:黄惠(1984—),女,云南普洱人。云南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