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古代史官精神及其制度

浅论中国古代史官精神及其制度

安英桥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中国古代史官可谓中国古代历史学家，简单地说，他们的职责就是记录古代君主的言行。作为一种具有“神职色彩”的人员，他们能够在监察方面高于中国古代君主的权力，可以限制中国古代君主的一言一行，并起到很好的督促作用。从长远来看，历史记录可以警告后代，知史为鉴，历史学家记录的内容更多地是纪律性的，他们限制了朝代的政治，并结合了当时的古代文化和政治。从中国古代的悠久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的史官制度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其内容也非常丰富，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因此，加强对历史学家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研究中以中国古代史官为核心，以分析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的历史脉络为基础，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史官精神，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帮助。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精神；文化

一、中国古代史官制度

1、中国古代史官制度之秦代之前

秦朝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完成统一，但这并不是史学家制度的开始。可以看出，中国史学家在整个历史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根据《史记外篇·史官鉴治》的记载，自黄帝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史学家制度，但当时史学家的地位相对单一。直到夏商时期，史学家才进一步分为左史和右史。其中，最著名的是尚书和春秋。直到周代以后，史学家的制度才得到进一步完善，并被划分为更详细的制度。根据周官礼书，史学家分为六类，即太史，孝史，内史，有史，左史和外史。这六种史学家具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太史主要负责六个国家的法规，小的历史负责记录国家的事迹，内部历史用于记录君主的命令，外国历史用于记录四个方面，左历史用于记录记录演讲，正确的历史记录就是记录事迹。在此期间，成立了史学家以记录王子的事迹并将其汇编成册。中国非常著名的《史记》记录了赵秦国史学家的内容，包括君主的举动，作为重要的历史参考资料。

2、中国古代史官制度之秦汉时期

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变化是秦朝，它是中国的第一个统一国。它的史学家主要是太史，直到汉代才被打破。当时，刘邦为了巩固西汉的势力，要求在西嘉庐地区吸取秦灭的教训。历史学家的官职是太史令，主要负责天上官员的事务，并对有关历史进行了研究。西汉的史学家主要负责历史记录和天文恒星。司马迁是著名的古代圣贤，在当时掌握最高历史学家的权力。而且，这个官职在司马家族中已经广泛传播，并已成为司马家族在所有朝代的地位。在汉武帝统治期间，她还在宫廷里建立了妇女史，负责皇帝的日常生活。东汉与西汉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增加了兰台灵石，占星官和史学家也有明确的分工。

3、中国古代史官制度之三国与魏晋南北朝时期

东汉末期是三王的时期。虽然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独立存在，但只有蜀汉有汉朝的影子，但这三个国家都成立了史学家。魏国建立史学作家的地位，主要负责民族史的修改，吴邦建立“右国历史”和“左邦历史”，蜀州建立秩序历史。此外，晋也得到了扩展，并设了相应的史学家职位，例如秘书著作、著作郎等，但这些史学家与原史学家不同：他们主要负责现代和过去的历史记录，并编纂历史书籍。即使在十六国时期，每个国家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历史学家，甚至建立专门起居省用来历史修订，主要记录君主的事件。北魏时期则任命了一位特别官员作为历史学家，由宰相直接管理。

4、中国古代史官制度之唐五代宋辽金元时期

在唐代，史学家制度的建立使史学家制度逐渐规范。贞观年在唐代中期，太宗建立了历史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废除了原作者的位置，并设立起居室，他负责皇帝的日常生活，言行以及五朝以后的宋、辽、金、元三代历史学家的名字改变了，但是他们的位置保持不变，特别是在宋代，随着历史博物馆规模的扩大，历史博物馆的组织数量和地位逐渐增加在朝代中期，原始的史学家系统用于建立史学家以记录大臣和皇帝在辽朝，建立了国家历史学会。 在元代，建立了翰林和国家历史学会。

5、中国古代史官制度之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也是我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时期，这点能够在史官这一层面上体现，明代的史官职位是翰林院负责，负责编撰国史天文、礼乐、地理以及兵制等内容，以及皇帝相关言行举止。明朝设置了起居注，同样时翰林院负责此项工作，但此项制度并没有得到延续。清代同样是延续了翰林院制度，主要是修编国史，实录馆负责编撰历史，起居衙门负责君主日常起居事物。

二、中国古代史官精神

1、敢于直书，实事求是

随着史学家地位的提高，他们的工作逐渐变得更为客观，并充分发挥历史的作用。史学家对王权的拘束力突出了“敢于直书,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除了那个时代的史学家的政治权力意识外，它还强调了“道家自立”的思想。“仁”的精神是史学家地位逐渐提高的结果，大量史学家冒着生命危险将史实直接写在中国历史上，历史学家团队和历史学家组织对君主的权力形成了无形的约束力监督用以规范皇帝的言行。历史学家的精神在历史学家的地位逐渐得到提升这一过程中逐步体现。逐渐发展成为客观的评价和记录，最终随着朝代的衰落而衰落。但是，这一切都突出了史学家的精神。例如，在《贞观政要》中明确记载，公元 628 年期间，唐太宗对侍臣说道: “我在每天上早朝的时候，都要考虑自己说的话是不是切实关系到百姓的利益，所以，不敢多说。”这时候负责起居事的杜正伦讲道，君主说的话都要记载左史之中，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都对您的话进行详细记录，如果您的话是从百姓角度出发，就会积累圣德，这才要求皇上说话的时候三思。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直接赏赐百余匹绸缎，这正是史权对君权约束功能的例证。

2、扬善惩恶，不惧强权

中国古代史学家的记录包含了当时王朝的各个方面，使历史学家和君主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但是史学家的位置是王权的需要，也是遵守王权的记录员的需要，每一代的史学家都有很强的客观意识，通过客观地记录君主的言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君主，对君主政治产生了长期影响。其中，有一个“君举必书”的制度，它在中国古代史学家中受到赞扬和批评，他们敢于客观地记录君主的一切。尽管在秦以前史学家相对比较害怕君主，但是在汉晋以后，史学家的地位在不断提高，所记录的历史内容与现实更加吻合，也规定了君主不能观看史学家的记载。

三、中国古代史官意义

纵观历史的长河，很多古代君主似乎已然意识到自己将会名垂青史，因此就要避免遗臭万年，非常注重个人的言行举止，尽量留下千古美名，并主动要求史官对自己进行监督。特别是历史中有很多冒死直书的史官，他们的存在进一步加强了对君主的约束。《贞观政要》中描绘出唐太宗与侍臣说道“我每天起床后的每一句言行都在考虑是不是关乎了平民百姓利益。”这也是唐太宗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皇帝的主要因素，并且留下了更多美名，百姓对其也是非常拥护，这正是说明了史官制度对君王约束的功能。我国古代史官作为历史文化的记载者和传承者，利用史实的记录，通过历史明鉴告诫后人，并发挥出“史”的惩戒作用，对当朝政治形成约束，使得政治和文化有效的结合。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具有较强的历史性质，其内涵十分丰富，这对于后人知史、明史、鉴史、研史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四、结语

古语有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自古以来对历史的记录和传承都非常重视，也正因此我国形成了一套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记录方式——即以国家为主体建立类似行政管理制度的史官制度，历朝的史学家在我国古代政治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非常独特且重要的角色。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的历史发展，以及对应的史官精神，希望由此来发现和探索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以及现实意义。中国古代几千年历史文化中，史学家在历史文化长河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并在长期演化中逐渐成为了历史记载专门机构。长久以来，史官都对君王的言行举止有很大的约束作用，通过点评时政、惩恶扬善，让君王说话、做事都有所顾忌，史官虽说带有神职色彩，但毕竟也是血肉之人，正是有了史官精神才有了如今这么多可歌可泣的篇章，从当今社会生活分析，史官精神也恰恰是当代社会所欠缺的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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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英桥（1991.8—），男，汉族，北京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