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视角看明末赐 尚方剑 现象

陈嘉敖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尚方宝剑作为专杀权力代表，多为文学、影视作品渲染，学者进行了大量探讨。明末，赐剑频次、赐剑者人数，专杀权限范围，均较前代出现变化。本文意图从“政治视角”出发，以“权力转移”为切入点，对明末赐剑现象加以研究，以窥整体规律。

关键词：明朝末年;尚方宝剑;便宜行事;权以授下;权力失序

一、引言

尚方剑，由于锻自“尚方署”而得名。尚方剑初名“斩马剑”，用工考究、锋利异常，一剑使骡马毙命。尚方剑赐予，可追溯东汉，明朝尚方剑开始具有专杀特权。

本文从政治视角看明末授尚方剑现象，以皇帝“权以授下”和“权力失序”为切口，以窥明末授尚方剑现象规律。对此，笔者通过前人著述尚未引用的史料出发，从政治视角对明末赐尚方剑现象作研究。

二、权以授下

明朝皇权至高无上，皇帝权不外假，臣下权力低落，尚方剑赐予不频繁。明末，帝国危机突显，皇帝试图将权力授出，赐予“便宜从事”权力，挽救危机，其载体是尚方剑。权力转移在当时主要体现为：重其事权、便宜行事。

（一）重其事权

尚方剑赐予伴随赐剑者爵秩、勋位提升，以防指挥不灵，维护皇帝统治。

经总结，晚明赐剑人爵秩、勋位情况是：

文官爵秩：赐太子太保(太子太傅）或少保（少傅）者（从一品）2人次，有张鹤鸣、朱燮元；赐太子少保或兵部尚书者9人次（正二品），有魏学曾、孙承宗、杨嗣昌、李建泰、张凤翼、熊廷弼、袁崇焕、邢玠、高第。赐兵部侍郎（正三品）者3人次，有杨镐、闵梦得、孙傅庭。

武官爵秩：赐左都督者2人次（正一品）有满桂、毛文龙；赐都督佥事1人次（正二品）：马世龙

综上可得，万历到崇祯，尚方剑赐予伴有官阶、爵秩或勋位提升，正二品授尚方剑（9人次）为常见。尚方剑赠与，通过赐剑者爵秩或勋位的提升彰显尊贵无上。

（二）便宜行事

晚明授予尚方剑的同时会给予被赐剑者便宜行事权，保证令行禁止，提高军队的机动能力和战斗力，争取战争胜利，维护皇帝统治。尚方剑授予便宜行事权行使时，有严格规定。例如，魏学曾曾有“并赐魏学曾尚方剑斩临阵不用命者，以肃军法。¹”的记载。杨镐也曾“赐经略杨镐剑一口……总兵以下不用命者得以军法从事²”袁应泰曾“将帅以下有违节制不用命者，先斩后奏。³”

由此，晚明赐尚方剑早期是督战或便宜诛赏，在杨镐后“得斩总兵以下官”，后赐予尚方剑多赐予“斩大将以下”特权。尚方剑专杀权力范围较为固定。

纵观整个晚明赐剑官员，使用便宜从事权还是相对克制、谨慎的，如卢象昇曾“未尝戮一偏裨”。⁴

三、权力失序

随尚方剑赐予，臣下获得便宜从事权力，但由于皇帝威信下降、官员的越权行为、皇帝自身决策失误等原因会出现各种权力的混乱与失序。

（一）皇帝权威下降后的整体性失序

明代皇帝作为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在王朝末期，由于内外矛盾的不断积累，朝廷的统治力量渐趋暗弱，皇权削弱，随尚方剑授下的权力也在其间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失序。

其典型例证是崇祯朝谏官詹尔选与崇祯帝的一段对话，即“今疑皇上者不少矣。将骄卒惰，尚方不灵，亿万民命，徒供武夫贪冒，则或疑过于右武……帝曰：“朕如此焦劳，天下尚疑朕乎？即尚方剑何尝不赐，彼不能用，何言不灵？”⁵从对话中可看出，当时尚方剑已出现行用不灵的情况。崇祯帝针对“尚方不灵”的现状亦不加辩驳，而只将尚方剑“不灵”的原因归结于臣下个人素质所造成的的“不能用”，王朝将倾时皇权的权力失序现象可见一斑。

（二）官僚之间的结构性失序

1.指挥不灵

尚方剑作为部分专断权力的代表被授予官员，赋予了官员便宜行事的权力，但由于将帅个人、战争状况、政治形势等因素的客观存在，有些时候尚方剑依然没办法改变将帅指挥不灵的现状。

熊廷弼在被赐剑初往辽东经略时，其特点反映的尤其明显，其“令佥事韩原善往抚沈阳，惮不肯行。”后又“命佥事阎鸣泰，至虎皮驿恸哭而返。”⁶接连两个命令由于下属将领胆怯而不行于军。

以上将帅均持有尚方剑，照理说其事权极重、皇权加持，军令当畅行无阻，却出现指挥不灵的情况，最终表现为一种官僚之间的结构性失序。

2.越权专杀

尚方剑制于崇祯朝杨嗣昌赐剑后逐步形成了“得杀总兵以下官”的专杀权限，但其专杀也被严格地限制于其范围之内，否则就是对权力的一种僭越。

崇祯朝作为辽东经略的袁崇焕因“时朝议忧毛文龙难驭”⁷想要诛杀总兵毛文龙，袁崇焕“诘文龙违令数事，文龙抗辨。崇焕厉声叱之，命去冠带紫缚，文龙尤倔强。崇焕曰：‘尔有十二斩罪，知之乎？’”后“乃顿首请旨曰：“臣今诛文龙以肃军……”⁸遂取尚方剑斩之帐前。”而需要注意的是袁崇焕和毛文龙都持有尚方剑，晚明时期持剑人越权专杀也仅见于袁崇焕，笔者认为认为该行为构成了“官员内部结构性失序”的表现。越权专杀也构成崇祯帝后处死袁崇焕的原因之一，更是其明末官僚之间结构性失序的典型例证。

（三）皇帝自身决策造成的的外向性失序

在战事中，皇帝作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其意志往往也对战事造成极大的影响，而不恰当的决策亦将造成面向外部势力的一种外向性失序。

例如，万历朝曾赐剑6把，共赐6人，其中胜负情况为胜4败2。天启朝共赐剑11把，共赐9人，胜负情况为胜6败5。崇祯朝赐剑13把，共赐10人，其中胜6败6。

因此从赐剑数量数量而言，自万历朝至崇祯朝，呈递增状态，反映了随着国家内外形势的逐渐吃紧，皇帝不得不将一部分权力外假。其更是不乏二赐，甚至三赐尚方剑的事例。

从其胜负而言，赐剑将帅综合失败率为55.2%，特别南明赐剑后胜利极少（包括局部胜利）。虽不完全以成败论英雄，但将不能胜，赐尚方剑失去了原本意义。

明末时军事方面的节节失利倒逼明末三帝频繁赐剑，意图以刺激官员以及将帅的主观能动性获取战争胜利，但随着尚方剑的频繁授予，其实有效能亦在不断降低，主要表现为其赐剑人数、把数的不断攀升却随之出现胜率逐渐降低的现象。

四、结论

晚明政治生态中，帝国面临内外问题增多。围绕皇帝、官僚，存在权力转移问题。皇帝用“赐尚方剑”的方式给臣下有限权力，以期发挥官员主观能动性取得军事胜利，挽救危机。

权力转移一定时期内促进明朝获得了军事胜利，维护统治。但转移有时因为皇帝权威削弱、皇帝个人决策、官僚互相攻讦等因素，转化为混乱和失序，这是本文所提“失序”状态。

晚明皇帝权力授下的努力和向“失序”状态的转化，无一不显示明王朝统治力量已暗弱，尽管皇帝已使出类似“赐尚方剑”等杀手锏，但依然没挽救败局，明王朝也在农民起义浪潮中被埋葬。

参考文献

1. [2][3]《明实录》[M]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

[4][6][7]张廷玉：《明史》[M]中华书局，1977年

[5]计六奇：《明季北略》[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1

2

3

4

5

6

7

8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