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世纪英格兰女修道衰落原因探究

10 世纪 英格兰女修道衰落原因探究

姚刚

上海政法学院语言文化学院 上海 201701

摘要：虽然很多人认为中世纪早期是对世人不甚明朗的一段时期，这一时期女性的生活也是无关紧要的。中世纪女性的历史，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女性的历史，由于存世文字记载的匮乏而久不为人所知。这种“历史的不可见性”使学者们往往忽视了对女性的研究，而只是对女性的经历给予广泛的概括，意图将这一时期女性的研究归入历史研究的主流。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的众多女性不仅进入了教会任职，还为教会带来了可观的捐赠，正是通过这些方式，她们影响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的宗教发展。因而，只有通过对女性以及她们宗教生活的研究才能使我们全面的了解中世纪英格兰的历史。

关键词：盎格鲁-撒克逊；女修道院；衰落

传统上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女性的历史就是贵族女性与修女们的历史。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多数文献是由男性教士所书写的，而一方面这些教士们所推崇的是封闭的隐修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也想通过自己的笔，记录下那些庇护以及捐助修道院的贵族女性们。因而，他们笔下的女性要么就是虔诚的修女，要么就是那些捐助了教会的贵族女性。受这种带有偏见的文献的影响，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往往利用有关男性历史的文献来研究中世纪的女性。这些文献包括行政文件，教会编年史与房地产契据册等。尽管这些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男性的丰富信息，但是关于女性的生活却鲜有提及。事实上，记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女性的文献，尤其是记载她们宗教生活的文献保留下来的很少。关于诺曼征服前女性宗教团体的文字记载要么毁于自然灾害，要么被官方销毁，无一遗存。与女性宗教团体相关的零星的特许状以及宗教书籍之所以得以幸免是因为它们对某些男修道院具有一定的价值。通常这些文献记载的内容是关于土地授予以及曾经属于女性宗教团体后又归男性宗教团体所有的圣物的。

维京入侵与10世纪修道院复兴之后的这一历史时期对于我们理解盎格鲁-撒克逊晚期修道的女性具有关键的意义。在此之前的女性修道的“黄金时期”，男女修道院与修女院获得了蓬勃发展，从而为女性在学术上，教育上，以及艺术上的发展提供了诸多良机，例如参与重要的神学辩论，影响宗教会议的决议以及传教的机会。而另一方面，在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女性修道场所与女修道院长掌管的男女修道院则大规模地消失了。尽管以往的研究可能夸大了维京入侵前后英格兰女性的宗教生活的兴衰。但是维京入侵的确让教会中曾经强有力的女性领导成为历史，有组织的女性修道团体也日渐减少。史料已经澄清了女性修道在10世纪晚期至11世纪依然流行，但是这种修道生活在形式上与传统的修道生活相比却有了变化。维京入侵的确对女性修道团体造成了物质上和人员上的损失。12世纪早期的一位历史学家记述到当时的修女们远没有盎格鲁-撒克逊早期的圣徒们那样幸运地得以善终：“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谓的）黄金时代——在第一批丹麦匪帮登陆我们的海岸后，在流血与屠杀当中结束了。让我们与之告别吧，那无法挽回的时光。”尽管维京入侵之后修女院的数量减少了，但我们不能草率地以这种有组织的，等级分明的隐修场所的数量多少来衡量精神生活的质量高低。有些女性可能把这种在精神导师指导下，在私下的祷告与冥想当中度过的独居生活看作是自我奉献与虔诚的终极表现。甚至于，身为男性的修道士们可能比女性更加惋惜女性隐修团体的消亡。不幸的是，我们缺少女性看待理想的修道生活的观点与她们对自身所处状况的感受的证据。已有的证据向我们展示的是相当不寻常的一种状况。通过对特许状，遗嘱以及《末日审判书》的考察，我们发现尽管得到官方授权的修女院的数量在减少，支持严格隐修的改革派的热情在减退，但是在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中晚期还是出现某种与教会理想的修道方式完全不同的新的修道方式。在维京入侵与教会改革之后，出现了一段特别的“黄金时代”时期。从宣誓入教的隐修的修女到世俗的女信徒，女性不拘一格地参与到宗教活动当中来，为诺曼征服之后女性的宗教生活创造了条件。

有证据表明，大量的贵族女性在宗教团体以外过着一种独立的，与传统不同的修道生活。尽管修女院衰败了，男女修道院消失了，世俗男女们捐助教会的模式一直在变化，女性在等级制的教会当中的影响力下降了，但是女性的宗教生活在10世纪晚期到11世纪期间依然保持了活力。这种宗教生活愈发要求避世隐修。10世纪的改革者们与本笃会的教规鼓励人们到专门的女性修道场所去过隐修生活，而到了盎格鲁-撒克逊晚期，修道的女性们则有着更多的选择。

尽管在诺曼征服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为人女，为人妻以及守寡的女性依旧受到吸引加入宗教生活，然而女性在盎格鲁-撒克逊教会当中获得领导地位的机会却日益减少了。10世纪宗教改革的修道院精神，随后王后们对于王室修女院掌控力的提升，维京人入侵并定居英格兰之后教会捐赠模式的不断变化，以及庄园教堂快速兴起并替代本笃会修道院，这些因素都不利于由女修道院长执掌的男女修道院的发展。本笃会教规10世纪的版本(c. 972)明确将英格兰的修女院交由身为庇护人与捐助者的女王来托管。据阿尔复里奇的《埃塞尔乌尔德简介》记载，身为改革派的埃塞尔乌尔德主教“把修女们安置到修女院当中，并把她们委托给艾尔福赛丝王后监管。”这种依据性别来分配修道场所与它们的王室庇护人的做法在10世纪的St Oswald传记当中有着详细的记载——在王室举办的盛大的复活节聚会上修士与修女们与他们各自的庇护人在不同的房间聚会。依赖于王后的影响力与意愿，努纳敏斯特与绍斯敏斯特这样的修道院在其庇护人拖延的情况下就会遭遇财政问题。其他的王室修女院，例如艾尔福赛丝王后庇护下的巴金的修女院，有时会因其庇护人一心想要扩大王室影响力与巩固权力而遭殃。修女们所扮演的教育者，传教者与顾问的角色也日益遭到取代。大多数早期的女性修道场所在10世纪期间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捐赠，而要么是解体了，要么是被世俗教士所接管。到公元1，000年的时候，9所经过本笃教规改革的修女院当中的7所是属于王室的，并且这7所全部位于亨伯河以南。尽管经历了10世纪的宗教复兴，人们对于改革宗教团体充满了热情，但是女性修道场所却不再能够享受到维京入侵前它们所能享受到的慷慨捐赠。

女性修道衰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捐赠模式的变化，这一变化发生在10世纪。期间，男性修道团体比女性团体更加受到男女捐赠者的青睐。在“黄金时代”，修道院的恩主们热衷于捐赠钱物给男女修道院，并为自己的女儿们修建修道院，这种捐赠模式在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发生了变化，人们更加倾向于捐赠给那些男性修道团体，世俗的牧师以及由牧师掌管的私人的庄园教堂。在10和11世纪，世俗的捐赠者们希望能从捐赠当中获得某种精神回报。而最有价值的回报就是举行弥撒仪式，但女性却不能主持这种仪式。当僧侣被授予教职成为惯例，恩主们捐赠男性修道团体的热情愈发高涨了。在10世纪，当各种代祷仪式当中最重要的私人日常弥撒流行开来的时候，这种热情更是增长了。此外，现存的讣告与兄弟会名单表明，恩主们要求死后能够埋葬在他们所捐助的修道院的墓园，寄望于在其过世后，修士修女们的代祷能够告慰其亡灵。里奥弗里克和里奥弗莱德夫妇共同建立了圣尼茨修道院，而另一位里奥弗里克伯爵与伯爵夫人高德吉福共同捐建了考文垂修道院，里奥弗里克伯爵就葬在自己捐建的修道院。像伍斯特的伍尔夫斯坦主教的父母那样的贵族夫妇则把修道院当成了颐养天年的理想场所。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在其《圣伍尔夫斯坦传》当中记述到，在伍斯特修道院，圣伍尔夫斯坦的父亲埃塞斯坦过着修道士的生活，而他的母亲则带上了修女的面纱。尽管在10世纪改革期间，圣奥斯瓦德（St Oswald）为本笃会教士重建了伍斯特修道院，到11世纪中期的时候，这所修道院一定已经为伍尔夫斯坦母亲这样的女性捐助者们修建了某种安身之所。

不仅贵族家庭与夫妇，而且个体的女性也会捐赠男性修道团体。希华伯爵的妻子高德吉丝是现存史料当中位于诺森伯利亚唯一的女性修道院捐赠人。作为在林肯郡，诺森伯利亚郡以及约克郡都拥有土地的大地主，她将土地捐赠给位于英格兰最北部的彼得格勒修道院，而这是一所男修道院。在这一时期的英格兰东部地区，至少出现了14起女性捐赠男修道院的情况。受捐的修道院包括彼得格勒修道院，拉姆西修道院，伊利修道院，以及圣埃德蒙的伯里等归正教会。而这些慷慨的女恩主们不再选择捐助或者重建新的修女院。

这一时期世俗牧师（secular canons）依然能够主持弥撒仪式，而且尽管人们热衷于从10世纪中期开始的本笃会的改革与更换掉那些世俗牧师，但是捐助世俗牧师即使不是捐助者们的首选，却也并非令人无法接受。捐助世俗教士在三部法律当中有所规定：《埃塞尔莱德法典》中的两条法律条文，诺森伯兰的教士法和伍尔夫斯坦关于考察被授予神职候选人的小册子。我们同样也掌握关于的其他证据。尽管有种种迹象表明那些位于英格兰北部里彭，诺瑟姆，杜伦和巴蒂尼等地的修道院在11世纪的时候是男性修道场所，但是实际上它们都是。这些是由贵族资助的这一事实在阿弗加郡长及其女儿们的遗嘱当中得到了印证，这些遗嘱当中都提到捐赠小礼物给位于萨德伯里，哈德利以及莫西的。这三位捐助人都对位于尼兰德附近斯托克的“家庭教堂” 表现出了特别的热心，这座教堂埋葬着他们已故的家人。另外一个例子是来自英格兰中西部地区名门望族的一位名为伍尔芙兰的女性，她的丈夫叫做阿恩凯托尔，10世纪晚期的埃塞尔莱德国王赐给她一块位于斯坦福德郡伍尔弗汉普顿的土地用来建造修道院。高德吉丝的丈夫，希瓦尔德伯爵选择葬在他在约克郡的高曼和修建的家庭教堂，而不是葬在约克教堂或者他妻子钟爱的彼得伯勒 教堂。 世俗牧师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快速发展，在城镇里随处可见。权贵们都希望在其身故之后能够葬在城市里的大教堂，考古学家们的确也在这些教堂发掘了陪葬品丰富的墓葬。因而，贵族捐助者们，包括伍尔芙兰与埃塞尔弗莱德这样的贵族女性对捐赠土地给修道院以及修建新的修道场所都表现得特别积极。

参考文献

1. Armstrong, E., “The Lady,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26, N. 104. (Oct. 1911), pp. 818-820.

2. Bandel, B. 1955. “The English Chroniclers’ Attitude Toward Wome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16, No. 1. (Jan.). pp. 113-118.

3. Banner, Lois W., “On Writing Women’s Hist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2, No. 2,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Autumn, 1971), pp. 347-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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