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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罗·鲍威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化评论家,长期担任国际理论期刊《边界2》主编。鲍威在《权力中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深刻剖析了人文主义思想对现代文明进程的严重桎梏,指出人文主义普遍追求一种平衡、和谐的体验,致力于实现个体的标准化。基于“存在——神——逻辑”的思维模式,人文主义将抽象的理念、上帝、精神等确立为教育的终极目标,在追寻永恒与超验的前提下,逻辑推理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鲍威;权力中的知识分子
前言:美国著名批评家保罗·鲍威认为,任何一种批评机制都浸淫在由权力政治和霸权话语构建的系统内,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形而上的教育方法直接导致了现实社会中鲜活的生命个体受制于虚幻、抽象的理念世界,拘泥于过往的僵化经验而裹足不前,导致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元素——创造力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因此,只有通过积极构建“后人文主义”,使现代社会挣脱被“空间化”的泥潭,人类文明才能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
一、保罗·鲍威的视角解读
保罗·鲍威长期担任国际理论期刊《边界 2 》的主编,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批评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而孤立存在,势必在统治性文化的威慑下呈现“被标准化”的倾向。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占据支配地位的阶级为了巩固自己在社会文化方面的统治地位,以霸权手段诱导被支配者接受主流社会价值观。确切地讲,就是通过向异族灌输统治性文化理念,强行注入所谓的普遍性真理。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便开始宣扬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拟。进入20世纪后,这种“模拟说”充斥于美国的霸权话语中,是对企图控制“他者”之权力意志的淋漓尽致的体现。不难发现,看似真实的美国话语,实质上是在形而上学体系下对记忆性遗产的特殊复制,是一种在使用过程中被自然化了的霸权话语。一方面,主体文化会悄悄地潜入隶属阶层的大脑,实现对后者意识形态的掌控,并使这种控制在被压迫阶级眼中很难觉察出强迫痕迹。在主体文化有意识的规训和征服下,源于不同的差异对社会统治的潜在威胁在无形中被降至最低程度。为了论证文化批评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密切关联,鲍威还在《权力中的知识分子》中耗费了大量笔墨来证明纯文学性的批评和 殖民化的种种建制具有某种共谋性。
二、《权力中的知识分子》简述
《权力中的知识分子》一书主要是对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几位理论家——尼采、福柯、萨义德、奥尔巴赫等进行了批评性的解读,梳理他们在批评性人文主义话语系统中的地位和建构作用,阐发了知识分子与权力、体制、话语等的复杂关系。这本书第一章内容主要通过对尼采、福柯、萨义德的评级进行;第二章主题为理查兹的思辨工具;第三章讲述埃里希・奥尔巴赫的批判综合;第四章内容为矛盾的人文学者;第五章内容为米歇尔・福柯与权力分析学;第六章讲述当前批评的作用。本书力图编写一篇分析报告,一面展示严谨的人文批评所具有的巨大潜能,一面说明这些潜能的界限,藉此挽救分享民主制的理想。本书指出,在埃里希·奥尔巴赫、马歇尔·霍奇森和爱德华·萨义德这些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手中,批判性人文主义实现了两个影响深远的目标:一、它揭示了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并且,用萨义德的话来说,它让知识分子向权力说出真相;二、更重要的是,它揭示出批判性人文主义思想如何最终走到极限,从而揭示出它自身的反民主基础源于国家,而知识分子则以特殊的方式扎根于权力之中。
三、解构《权力中的知识分子》的权威
鲍威在著作中对孔子、查理兹、奥尔巴赫等思想家进行了批判性解读,深刻剖析了知识分子在权力话语体系中的作用与局限,表示深陷“逻各斯漩涡”的人文主义已不幸沦为输送二元对立观念的工具。作者首先从权力角度解读了庞德笔下孔子的“大师”形象,将其视为人文主义话语结构中典型的修正论者,指出大师和过往的历史之间存在着一条恒久的纽带,通过自己的霸权地位不断向当下传递“过去”的影响。《论语》中的子路、冉有、曾皙、公西华等弟子纷纷表示希望在某一特定领域建立自己的权威,满足“成名”的愿望。但在鲍威眼中,无论是子路“整饬边防,加强军事防御”,还是冉有“改善民生,使一地更富足”,或公西华“奉行礼仪,完善宗庙制度”,本质上都是对孔子“成名论”的变形喻说。年轻学子们试图通过自身努力与前辈抗衡,因为前辈的权威地位恰恰就是青年人在成名道路上难以逾越的障碍。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他们又不约而同地期待获得孔子对自己想法的赞许。知识分子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威和优先地位,通过修正主义行动复制着他们渴望超越的王朝模式。面对弟子的诸多喻说,孔子只是微笑不语,拒绝评论高低。鲍威认为后者试图建立一种“非竞争性的权威”,这是一种避免因具体的喻说占据统治地位而引发恶性竞争甚至暴行的权威。这无疑是人文主义更高层次的体现。孔子提倡的“德”之价值体系避免了低层次的恶性竞争,在改头换面之后一跃成为新的权威,赢得广泛的支持与拥护。但权威的建立是以消灭差异为代价的,任何变体都无法逃脱这一宿命,后文中查理兹、奥尔巴赫等人的思想理论亦不例外。美国后人文主义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威廉·斯潘诺斯曾表示,人文主义并非如其自诩的那样,是一种“无偏见、客观公正”的探究模式,它的话语实践始终围绕着逻各斯中心展开,力图从全景角度使“存在”空间化和框架化。人文主义凭借自身在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合法性,试图按自己的想象重新打造一个原初世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设法同化并限制种种“非正常”的异端思想,使不断涌现的差异在霸权力量的强大威慑下,还原为受其奴役、驱使的对象。尽管诸多有识之士对人文主义的这一弊端严厉谴责,但此类新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从未放弃追求所谓普世性和超历史的真理,并且使高等教育险些成为现代规训制度的服务机器。在与二元逻辑对应的教育体系内,大师或教授俨然就是人类知识的伟大“承载者”,享有无上的荣誉与特权。他们犹如神学时代的圣经阐释者,既是经典书籍的监护人,肩负着维护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使之不受侵犯的责任;又是人类一般知识的传播者。西方教育长期以来深受“回忆性文化”的制约,把对新知识的驯化设定为孜孜以求的目标。受形而上思想制约 的 教授容易以一种绝对的标准来约束年轻人,他们的责任就是将“蒙昧”状态下的学生再次带回人类的原初世界,使其重返迷失的心灵家园。然而,当视野再次转向人文主义教育时,我们赫然发现随着工业社会的迅猛发展,人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沦为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工具,屈从于逻各斯中心主义,对周围的异己之声充耳不闻,企图将拥有蓬勃生命力的“差异”元素扼杀在摇篮之中。
结论:
鲍威认为当下的高等教育趋向于后人文主义化,即师生对话中涉及的知识不再具有普遍性与永久性,仅仅是一种现世真理和差异性知识,并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革命性与颠覆性。曾经与“成熟”处于对立面的“幼稚”或“年轻”将成为拥有蓬勃生命力的“他者”。鲍威对人文主义体系下知识分子、权力和话语三者关系的论证剖析,成功解构了隐藏在人文主义面纱下神秘的金字塔结构与全景监控机制。国内媒体要努力成为中国向国际社会展示真实自我的重要窗口,让世人在表现强势文化的单一音律中,听到来自第三世界不畏霸权的抗争之声。
参考文献:
吴珊珊.迷失在权力中的知识分子——以《沧浪之水》、《认罪书》、《蟠虺》为例[J].太原大学学报,2015,16(02):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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