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嘉瑞抗战文艺思想研究

徐嘉瑞抗战文艺思想研究

吴婉婷1 姬田甜2

（云南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云南昆明， 650555）

【摘要】云南学者徐嘉瑞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文史大家。抗战期间，他通过撰写学术专著和发表诗评等方式，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抗战文艺思想，即重视文学救国的同时，也强调文学的民间性和真实性。通过研究徐嘉瑞抗战文艺思想一窥云南本土抗战文艺发展之全貌。

【关键词】徐嘉瑞；抗战文艺思想；文学救国；关切民间；真实自然

【作者简介】吴婉婷：（1983年3月——），女；博士；汉族；昆明人；云南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姬田甜：（1996年2月——），女，汉族，山西晋中人；云南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理论。

【基金项目】云南艺术学院科研基金项目“云南本土抗战文艺研究”（项目编号2018KYJJ02）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云南学者徐嘉瑞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史大家，1936年至1946年间，他在昆明从事抗日民主运动，先后担任了云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云南文艺工作者抗敌座谈会理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主席等职，是昆明抗战时期重要刊物《文化岗位》的编辑和《战时知识》的主要作者。抗战期间，徐嘉瑞在《文化岗位》《战时知识》《战歌》《南方月刊》《中国诗坛》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和文学评论，创作了话剧《台湾》，出版了学术著作《近古文学概论》《云南农村戏曲史》等，对抗战时期云南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抗战时期的云南本土学者中，徐嘉瑞抗战文艺思想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一方面，他出于知识分子的高度责任感，重视文艺为抗战服务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他基于文学家的天职，也未忽略文艺的审美性，同样强调文艺应具有民间性和真实性。具体来说，徐嘉瑞的抗战文艺思想可做如下分析。

一、以文学救国为抗战文艺思想的核心

抗战全面爆发后，徐嘉瑞尤其关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认为文学要为抗战、为激励民众服务，他对具有实用性的文学作品给予了较高评价。

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破坏是巨大的，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至1945年抗战结束，长达十四年时间是文学家们最具创造力的时光，大部分人却在躲避战火中度过。抗战时期，徐嘉瑞认为文学应宣传抗战救亡，他说“国防、救亡，成了新诗运动的唯一的路标”³，也说：“我们要怎样的唤起广大群众，推动全力向集体的救亡工作努力呢？谁也不会否认文化是最重要武器之一，作为文学一部分的诗歌，以其本身能做到口头流传的优点，更是推动救亡运动的良好工具”⁴。徐嘉瑞此时认为发挥文学功利性作用非但不是缺点，更是优点所在，他说：“以前有人嘲笑我们，说我们主张文学为国防，是新载道派。我们应当回答他们说：‘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主张，正是五四以来文学的优秀的传统’”⁵。徐嘉瑞认为这时期的诗歌既要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现实，也要激发民众抵御外敌的情绪，“中国，现在也正在地狱里面，诗歌工作者也应该反映出这一个现实”⁶，他认为《毁灭》和《夏伯阳》“这两篇作品无论如何不是悲哀的文学，因为它们灌输读者以胜利的信念，并且教育读者怎样去继续斗争，这是战斗的文学”⁷。除诗歌外，徐嘉瑞认为戏剧等艺术样式对民众更具教育作用，“抗战以后，大家都认为通俗文学，是抗战的武器，甚至于说是建国的武器。通俗化运动风靡了全国……成功与否，另是一个问题。但是已经走入了前进的大道，前途是遥远的，并且是光明的”⁸。面对抗战的危急形势，面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徐嘉瑞将自己个人情感和家国情怀融合在一起，主张文学功能在于书写整个国家民族在战乱中的不幸和坚守，激发民众救亡图存的信念。

一般来说，在社会矛盾尖锐时期，文学的实用功能最为人们关注。徐嘉瑞的文艺思想是时代产物，有助于在动荡年代，借助文学作品的感染力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实现建立新文学、抵御外敌、改造社会的目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如果过于强调实用性，会使文学沦为政治和道德的传声筒，从长远角度来看，也会损害文学独立的审美价值。

二、以重视民间为抗战文艺思想的底色

抗战胜利需要全国民众的共同力量，基于此，尊重民间文学和民众创造力成为徐嘉瑞抗战文艺思想的底色，他认为在认可民间文学价值的同时，也应学习民间文学。

第一，徐嘉瑞对民间文学的尊重，体现为重视民间文学家创造力和认可民间文学价值两方面。首先，徐嘉瑞认为古代民间文学的作者是中国文学真正创造者，他说：“在中国诗歌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不是走着大众化的道路。经过一度大众化，文学就起了一重变革，也就产生了一些新的诗形，展开了一个新的篇章。中国文学的创造者，中国文学的权威者，都是下级民众”⁹。同时，徐嘉瑞还特别重视民间女性艺术家的创造力，他以《诗经》为例，说 “《诗经》中的女子的诗，固然很多，如《氓》《谷风》《燕燕》《绿衣》等，或者是《诗序》的附会，或者虽是女子的诗，但没有作者的主名”

¹⁰。徐嘉瑞考证认为，《诗经》中《载驰》是女子文学中的第一篇，作者可确定是许穆公夫人，她用细腻的笔书写了凄苦的心境，在千年后仍能带给读者感动。徐嘉瑞还看到民间有许多默默无闻的女性艺术家，如宋小娘子、陈小娘子、陆妙静、史惠英等，她们出身卑微但极具艺术天赋。其次，徐嘉瑞认可民间文学的价值，他认为“虽然他们——平民、外夷——作品的光耀，被贵族文学掩盖埋没，很少人知；但是经过的年代越久，才慢慢地放射出最新奇的光焰来”¹¹。徐嘉瑞特别喜爱云南民间文艺，他认为白族的“‘绕三灵’是大理特有的规模宏大的群众艺术”；认为彝族的民歌是“‘炭灰埋炭火，内热外不热’……不是从字面的美丽打动人心，而是从感情的真挚震动人心”¹²；认为云南民间小戏花灯“是从人民生活中产生出来的曲子，是集团的创造，表现民众真心的作品”¹³。

第二，徐嘉瑞尊重民间文学，更主张学习民间文学。抗战时期，徐嘉瑞的多篇文章都提出要学习民间文学语言和文学形式，他在《“九·一八”后中国新诗运动的路标》中说“要用各地的方言、俗文学的形式来写作品”¹⁴；在《大众化的三个问题》中认为“要言语大众化，需要研究大众的言语，除了搜集各地的民间歌谣、唱本、戏剧等加以详细的研究外，还要实际和他们接触，然后才不至于隔膜”¹⁵；在《高兰的朗诵诗》中认为高兰诗歌“使用当地的方言俗语，描写他家乡的风俗习惯、物产、生活，地方的色彩非常浓厚”¹⁶。

抗战时期，徐嘉瑞充分认可在“文艺大众化”运动背景下创作的文学作品。他赞赏赵景深的抗战大鼓词，如《阎海文》《八字桥》《战浦东》《姚子青》《八百英雄》《平型关》等，说它们是“有声有色的民众文学”；他赞赏高兰的诗歌《我的家在黑龙江》，“文字也极度大众化，比朗诵诗集里面所收的更其接近大众，更能够反映地方的现实”¹⁷；他还欣赏聂耳的音乐，认为“他为工农兵作曲，他自己也工农化了”¹⁸，认为聂耳的《大路歌》是为九江劳苦的码头工人创作的音乐。

徐嘉瑞对民间文学的尊重和学习，提升了其文学史的地位，使其从边缘文学逐渐成为主流。

三、以强调真实为抗战文艺思想的特色

徐嘉瑞出于对民间文学的尊重，也充分认识到民间文学天然具备真实自然的审美特性。可见，在强调实用的特殊年代，徐嘉瑞也未忽视文学独立的审美特征，也将真实自然作为自己文艺思想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徐嘉瑞欣赏内容真实、情感自然的文学作品。

1. 从文学作品内容来看，徐嘉瑞认为其真实性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文学作品内容应取材真实。徐嘉瑞认为《诗经》中“‘风’是各国民俗歌谣之诗，在国风中除了恋爱的诗歌，大部分的诗都表现出当时生活的实状和适应于社会所产生的各色各样的思想”¹⁹；他看到汉乐府中的《上留田》《孤儿行》和《病妇行》等诗真实地表现了底层百姓遭受的苦难；他的《云南农村戏曲史》以云南花灯为研究对象，认为花灯戏是对穷苦农民生活的如实反映，如《贾老休妻》“是描写云南嵩明一代的山村的生活。”²⁰其次，文学要能反映它所处时代的真实情况。徐嘉瑞研究西方近代戏剧时，批评那些内容神秘、玄幻的戏剧，他说“什么运命悲剧呀，神秘剧呀，彻头彻尾以恶魔的要素发着昏的浮士德呀，怀疑不安的哈姆雷特风的戏剧呀，早已似秋天的落叶沉埋在历史的地层里去了”²¹。徐嘉瑞认为能反映这个时代的是那些与神秘剧内容相反的西方近代的民众剧，它们“把生活演剧化，即把全部人生变做一个连续的演剧”²²，是对民众生活真的反映，散发着“绝大的魅惑”。在徐嘉瑞看来，文学作品应表达时代的真实，就如圣·勃甫形容福楼拜小说那样，要“处处打着它出现的时代的戳记”。

第二，从文学作品的情感来看，徐嘉瑞主张情感的真实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文学作品要饱含文学家真切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文学作品应展现其中人物的真实情感。

首先，从文学作品中饱含作家的真切情感而言，徐嘉瑞认为作家应通过作品表现自己真实的喜怒哀乐。徐嘉瑞的文艺研究以《诗经》为重点，看到其中诗歌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情感性，是包蕴了丰富情感的代表作。徐嘉瑞看到《诗经》分为风、雅、颂，是由不同作者创作而成，他认为不同作者的情感体验不同，创作主体无论是底层平民，还是文人艺术家都必须在作品中灌注自己丰富的、真切的情感体验，“三百篇既是集录所成的，而不是一个人或一个时代的作品，所以其中所蕴蓄的情感，也因之不同。他包括的有对国家社会的哀怨，对于家庭朋友间的思念，以及男女两性间的爱恋。总之，一切情感，在三百篇中都有其代表作品。而他们相同的是：他们所写的情感，无论是悲苦或是欢乐，都是真挚热烈而迫欲流露出来的”²³，徐嘉瑞认为在《诗经》不同内容的作品中，表达情感的“抒情诗是最值得我们传诵的”。此外，徐嘉瑞还分析了《诗经》表达情感的方法，认为赋比兴的表现手法避免了情感的强烈、直接、外露，表现出含蓄节制的情感，“它能把极强烈的情感，极婉转的表现出来，真是所谓怨而不怒，一点火气没有，但也没有一句话不潜隐着无限感人的情绪”

²⁴。同样的情感表达，较之含蓄委婉，徐嘉瑞更欣赏真挚坦率的表达方式。徐嘉瑞在《中古文学概论》中将六朝时期的南、北方文学对比，更欣赏北方文学用直率的方式表达情感，如《地驱乐歌》《捉搦歌》《折杨柳歌辞》等诗。徐嘉瑞认为北方民间文学的作者多是少数民族，没有汉族的文化程度高，他们保留的情感的生机也更充分，北方文学作者在情感的自由表达上更胜一筹，他们“豪爽真实，破决藩篱，恰和南人委婉屈伏，以礼自持的，遥遥相对”²⁵。

其次，徐嘉瑞认为文学作品也应展现其中人物的真实情感。徐嘉瑞常利用闲暇时光观看云南民间戏曲，认为民间花灯小戏最能充分展现剧中人物的感情。徐嘉瑞看到花灯戏反映农村生活，剧中情感和生活密切相关，生活内容不同，戏中人物情感也各不相同。徐嘉瑞在《云南农村戏曲史》的第三章“旧灯剧的内容”中把花灯戏中人物情感分析出来，如《贾老休妻》中，贾老的唱词是：“又说你是个妙瓜瓜，当初爹讨你，爹把眼睛瞎，唉！气坏了咱。手是大钉耙，脚是乌鸡爪，几根根黄头发，挽个鬏鬏，只有火把果大。人说你是母天蓬，才把凡来下，巧丹青难把你的尊容画”²⁶，这样的唱词一方面表现了男子嫌弃结发之妻想纳妾的自命不凡的心情，另一方面更反衬出云南农村女性在婚姻处于弱势，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凄苦情感；如《小放羊》姐弟的唱词是“大雪飘飘路全无，这一阵气得难行路，肚中饥饿犹自可，横身寒冷难行路，急急走来不怠慢，行一步来走在狼虎山”，剧中把因为亲娘去世而遭受后娘虐待的姐弟悲苦至极的心情唱了出来；还如《包二接姐姐》这出喜剧，表现了云南农村的农民经过一年劳作后，在新年到来时喜悦的情感。由于花灯戏中人物的感情生动、丰富，直接源自生活，经过演员的表演，容易唤起观众的情感，即使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也能产生情感共鸣，“她们从这里面看见她们自己的影子，读出她们自己的境遇，听见她们自己悲苦的声音”²⁷，在徐嘉瑞看来花灯小戏哪怕俚俗，也是成功的艺术创作。对于花灯戏中人物的情感，徐嘉瑞还提出要辩证地看待，“乡村的戏曲，大体是健康的，仍然是离不了他们的生活，所以又渐反于旧，但是封建迷信的东西，也还不少”²⁸。

结语

徐嘉瑞的抗战文艺思想兼具实用性和审美性的双重特征，既促进了云南文学艺术在抗战时期融入时代主流，也体现出个人学术研究的独立思考和深厚学养。值得注意的还有，徐嘉瑞在从事理论研究的同时，也不断地进行文学创作，以新诗和戏剧创作实践文学救国的理念。

参考文献：

[1] 吴婉婷：（1983年3月——），女；博士；汉族；昆明人；云南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2] 姬田甜：（1996年2月——），女，汉族，山西晋中人；云南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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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20][26][27][28]徐嘉瑞著，马曜主编、徐演执行主编.云南农村戏曲史，徐嘉瑞全集（卷四）[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45、9、43、42——43、37、10.

[10] 徐嘉瑞著，马曜主编、徐演执行主编.诗经选读，徐嘉瑞全集（卷一）[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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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徐嘉瑞著，马曜主编、徐演执行主编.姚安白彝族史诗《梅葛》的研究，徐嘉瑞全集（卷二）[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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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徐嘉瑞著，马曜主编、徐演执行主编.从一个伟大的革命时期看聂耳，徐嘉瑞全集（卷二），[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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