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应用型高校国际化评价指标探究——基于浙江万里学院在校生国际化能力现状的调查

后疫情时代 应用型高校国际化评价指标 探究——基于浙江万里 学院在校生国际化能力现状的 调查

许天伦

（ 浙江万里学院 中德设计与传播学院 ， 浙江宁波 ， 315100）

[摘要]：全球范围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高等教育界对留学等国际化教育的新思考。研究以国际国内主流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为理论依据，以浙江万里学院（省属应用型高校）的国际化现状为研究依据，调查疫情下学生出国意向，学校国际化推进情况等，分析该校国际化发展水平，为应用型高校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出建议。

[关键词]：应用型高校；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指标；问卷调查

中图分类号：G647

1. 问题提出

疫情之前，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红利，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地区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教育国际化进程加速发展。但随着新冠病毒变异株流行和大规模跨区域传播，众多语言类考试取消，我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出入境政策纷纷限制甚至暂停，航班熔断机制产生的巨额的交通费用，隔离时间，隔离成本以及核酸检测都加剧了学生跨国境交流的实际困难^[1]。多项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将步入与新冠疫情长期共存的后疫情时代；如何在后疫情时期，在“两个大局”中，将高校国际化评价指标作适当的调整，满足同学们的国际化学习意愿，提高学生国际化能力，将是高校国际化竞争力的发展方向。

2. 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国际经验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至今，国际上有多个国际组织（经合组织（OECD）下设的高等教育机构管理委员会和“学术合作协会（ACA））、学术团体（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专业质量保障/评估机构（澳大利亚大学质量署）和各大高等教育院校（大阪大学，中山大学等）提出了各自的大学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以上国际通行的高校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代表着国家（政府）、学术（高校）、市场（社会）三种利益方，都涵盖了国际化策略、过程、活动和结果四方面，具体而言，在国际化政策与战略，组织结构与管理，国际化课程教学，国际化研究与学术，师生流动，合作伙伴与联盟等维度上有较高共性^[2]。

我国对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体系也有探讨。陈学飞（1997）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涉及方方面面，包括国际化的教育观念、国际化培养目标、国际化课程、人员的国际化（包括师生）、国际学术交流科研合作和教育资源国际共享^[3]；陈昌贵（2009）等对中国26研究型大学国际化进行了调查，经过研究，并结合中国高等教育的实情，提出了五类共18个指标，包括战略规划与组织机构、人员构成与交流、教学与科学研究、相关条件与设施和成果交流^[4]。

综上，国内外都对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行探讨，从定性或定量的角度建立了不同的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但目前中国学者的研究主体主要为研究型大学，尤其是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前500的大学，或者是“985工程”、“211工程”院校，对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研究略显单薄。结合疫情常态化背景，一些指标如师生国际化交流、国际化课程在实施上遇到困难，需要做到调整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因此，笔者以问卷研究的形式，对疫情下地方应用型高校国际化现状进行分析，对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指标提出新的建议。

3. 调查对象及方法

1. 调查概况

调查时间：2021年7-8月；调查地点：浙江万里学院；调查对象：浙江万里学在校学生（来自全国30个省份）；调查方式：问卷星；调查内容：学生出国意向，学校国际化推进情况及疫情期间对国际化升学的意向和建议。本次共回收了1536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536份。

2. 学生出国意愿及疫情对出国意愿的影响

在针对全体在校学生的问卷调查中，出国意愿强烈，且正在筹备中的仅占8.06%；无出国意愿的占到54.73%；另外有37.21%的同学有出国意愿，但不确定或者因为限制因素而取消。可见疫情对学生的出国计划和意愿有一定影响。究其原因，国外社会不安定因素较多占最高比例79.05%， 43.36%的同学认为网课授课方式降低了留学性价比，出入境限制，家长不同意，签证限制等也影响了出国意愿。

本调研还进一步调查了无出国意愿同学不出国的原因。其中44.02%的同学表示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 35.16%的同学表示从来没有出国留学的意愿和打算，31.92%的同学表示是因为雅思托福等语言关不过。综上，经济问题仍是影响学生出国的首要原因。而如何在后疫情时期，使这一相当比例部分的同学的出国学习意愿得到满足和实现，将是高校国际化思考的转型和发展方向。

图1 学生出国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表2 在国际疫情影响下改变留学计划的原因 [多选]

3. 不同学科学生期望提升的国际化能力

不同学科的学生生期望提升的跨文化能力有所不同，艺术设计类和文传类的同学选择出国交流更倾向于开阔眼界，体验不同文化；理工科类同学则倾向于提高本专业知识；外语类和商科类学生则更侧重提高语言能力，这也较符合各学科特点，与其所学学科存在一定相关性。同时，调研还发现，除了出国留学，同学们期待提升国际化能力的途径主要包括参与跨文化交流的课程或讲座，外教授课和与留学生开展交流。这启示高校在国际化建设时应考虑不同学科特点和学生特点，提供更多更具专业特色，更加符合学生需求的国际化项目。同时要不断加强本土学生的国际化教育，创建更丰富的校园内多元文化学习于交流平台。

表3 不同学科同学期望通过出国留学提升的国际化能力 [多选]

4. 出国交流项目和途径的选择

调研发现，从出国目的国来看，英国仍是大多数同学的首选，占57.66%，其次是德国（34.41%）、美国（32.21%）和日本（24.28%）。这也与和我校建立合作的院校所在国有一定关系。从出国交流项目来看，出国读研，寒暑假短期游学，本升硕双学位，一学年交换生等均都受到了同学们的青睐。从学生希望的出国途径来看，高达81.69%的同学愿意选择学校的国际合作项目作为出国途径，远高于自主申请择校（37.75%）或者通过留学机构选择（23.72%）。疫情背景下，高校依旧是同学们选择出国的主要平台。说明学校开展的各个留学项目都较为贴合同学的实际学情，与同学们的学业规划重合度较高，并有助于其今后申请世界高水平大学硕士或博士。

4. 省属应用型高校国际化水平指标体系构建的建议

在动荡的全球教育背景下，面对常态化的全球疫情下不断涌现的困难和挑战，应用型高校如何破解提升国际化这一难题，如何在“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发展高校国际化水平，构建科学的高校国际化水平指标体系，推动教育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笔者认为省属应用型高校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改进现有指标体系：

1. 指标体系应考虑学校定位和区位特征

现有的国际化评价体系中，鲜有指标区分了大学类型，如研究型、应用型、高职院校等。不同类型的大学在自身定位，重点职能和优势资源上都大相径庭。同时，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下，国内不同地理位置的高校有各自区位优势和战略地位，肩负着不同的国际化使命^[5]。宁波地处长三角南翼，位于“一带一路”倡议和海上丝绸之战略的连接点，近几年承办了中国——中东欧博览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教育合作高峰论坛。在推动贸易向纵深发展的同时，扩大与中东欧国家的全方位交流合作。以我校浙江万里学院为例，它地处宁波，属于省属应用型高校，与研究性大学相比，更偏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因此，国际化评价体系也应将侧重点放在基础性的考核指标上，如教师与学生的国际流动，国际学生人数占比等，而适当考虑减少一部分学术交流的权重。在制定高校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时，应“因地制宜”，充分考量高校的类型和区位定位，实现高校与其所在城市国际化水平联动提升，互通融合。

2. 指标体系应评估线上国际化课程教学质量

在高校国际化评价体系中，课程教学维度暂时仍停留在线下教学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上。全球范围内流行的新冠疫情带来了线上教学模式的大规模应用和技术革新。“世界教育服务”、英国教育咨询机构（IDP Connect）、 “欧洲教育媒体”等多国机构对国际生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在线课程学习的授课质量和学生满意度。学生普遍对网络课程较为冷淡，主要问题有：motivation（自我激励）、interaction（师生社交）、proficiency（教师信息化程度）、internet（网速）等^[6]。因此，是否为学生提供了高质量的线上教学，是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在国际化课程教学指标类别中应纳入考虑的观测点；如何保障线上国际化教学质量，是各大高校在国际化课程体系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化课程建设要由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注重在地国际化的投入和建设，更加关注学生的实际需求，关注学生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能力的培养，让学生虽然不出国门，但能享受到信息化教学红利，得到普惠性的国际化能力提升和成长。高校应充分利用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建设成果和技术红利，加强互联网在线教育的对外辐射，在教育信息化上也做到“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支撑起国际化教学。

3. 指标体系应加强组织建构及管理体制建设

现有通行的评价体系中，国际化组织结构及职员中一般分为两级管理体系，即学校高层管理者和学校国际办公室（处、部）。考虑到各高校实际的外事工作情况和外事政策执行情况，将各二级学院外事管理员也纳入组织结构及职员会更符合实情。各二级学院外事负责人作为高校外事管理工作的基层组织者，履行着外事管理职能，对高等院校师生国际化交流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因此，建立起高层管理层——学校行政职能部门（国际交流合作部）——二级学院外事管理员三级联动的外事管理制度，为高校国际化提供组织建构上的保障。同时，评价体系在对管理人员外语素质和工作质量进行把控的基础上，要增加疫情下对国际化流动的师生及在地国际生提供的管理和服务的评价。例如对出境前的学生进行行前指导、安全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入境前签证办理指导和饯行、过程性追踪学生留学情况；对来华留学生进行入境前的指导和集中隔离管理，疫情下关心留学生身心健康问题，帮助克服学习、生活、语言方面的困难，为留学生提供国际化的校园环境以及帮助其适应留学城市的生活

^[7]。

参考文献

1. 徐琳,蔡永莲.留学教育之变：后疫情时期高校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思考与对策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21(5):50-55.

2. 王位.全球六种大学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比较及启示[J].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12(4):25-32.

3. 陈学飞.高等教育国际化——从历史到理论到策略[J].教育发展研究,1997(11):59-63.

4. 陈昌贵,曾满超,文东茅等.中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调查及评估指标构建[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9,7(4):116-135.

5. 王位.全球六种大学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比较及启示[J].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12(4):25-32.

6. Altbach，P. G. & de Wit，H. COVID-19：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Revolution That Isn't［EB/OL］.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00312143728370.

7. 段世飞,康云菲.高校国际化水平指标体系构建的国际经验——以5种评估工具与6个维度为视角[J].中国高校科技,2021(5):42-47.

作者简介：许天伦（1994-），女，浙江慈溪人，硕士，浙江万里学院中德设计与传播学院研究实习员，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国际化及外事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