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的结构转型与升级思考

袁静

浙大城市学院，浙江杭州 310015

【摘要】现阶段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科技创新不足的短板明显。通过梳理产业的发展历程，顺应世界经济的投资全球化趋势，中国嵌入全球供应链获得快速发展，也面临转型挑战。现有的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产品和服务的品种、质量难以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市场需求，需要解决供需错配的难题。通过分析产业现状，指出工业化和城镇化将继续发展，制造业仍是支柱产业，要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未来的产业发展要立足国家安全，有能力应对国外的科技封锁，用内循环打造经济活力，提高资源供应的稳定性。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促进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用资本助力资源优化配置，开拓新市场，继续推动国际间互利合作。

【关键词】产业 创新 制造 资本

一、产业发展与资本赋能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一个需求与供给不断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被动适应自然到主动改造自然，不断实现价值创造和能力积累。人类大约在一万年前进入农业社会，而工业文明的开启距今不到300年。工业化最初只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始于1760年英国的工业革命，特点是以机械动力取代人力畜力、以大规模工厂取代个体手工作坊生产，这其中蒸汽机、煤、铁和钢起到了重要作用。工业化的本质是产业化与专业化。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通常是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在产业分类中，一般把国民经济分为第一、二、三产业，对应广义的农业、工业、服务业。再进一步细分，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采矿、制造、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建筑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住宿和餐饮、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在产业分类中，制造业是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是加工制造。但工业的范围更广，除了制造还包括矿产和能源开采、建筑等。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是当今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19年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在全球比重已达28%，预计2025年将超40%。

资本推动了财富创造与产业发展。资本在供应链、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呈现不同形态。产业链涵盖产品生产与服务提供的全过程，供应链是产业链物流的动态实现，价值链则是产业链、供应链的价值实现^[1]。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资本叫资金。狭义专指权益资金，广义还包括债务资金。以物质形态存在的资本叫产业资本或生产资本，比如实业投资领域的厂方、设备等固定资产或技术专利、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对于一个做产品或提供服务的实业投资项目，资本循环通常从货币资本开始，历经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再回到货币资本，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实现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现代社会随着分工与协作深化，一个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除了自身利润积累，还可以有外部金融资本输血，能更加促进产业发展。由于融资要与投资在收益与风险上匹配，需要建立多层次的融资平台，以适应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通常企业初创阶段的投资风险很大，要求较高的风险补偿。中国的新兴产业主要融资平台主要是科创板和创业板。实行注册制的科创板更有活力，特别支持科技与制造融合的投资额大、回收期长的“硬科技”项目。观察中国“新经济”的另一个窗口是中概股，这是业务在国内、融资在国外的公司。90年代末的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2000年后的网游，2010年后的电商，2015年后的互联网金融，以及最近这两年的文娱消费、医药健康、新能源车等，都代表了每个行业的新经济。此外，还有场外股权交易市场，包括天使投资、投资孵化器与加速器、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PE等，它们在创业创新企业的早期阶段提供了资金甚至技术的支持。创新无法提前规划，是在一个又一个痛点、难点的驱使下，不断试错、淘汰、取舍，最终形成的一种意料之外的解决方案。大企业或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通常是投赛道。任何一个领域都同时存在多个相互竞争的技术方向。大企业会和很多做研发的小企业保持密切联系，让小企业先去试，看谁能赢。等技术路线明晰，大企业再整合到自己的产品里，实现量产。

二、产业的发展历程

（一）世界经济：从贸易到投资全球化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范围的产业分工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全球供应链。第一阶段的产业间贸易，国家之间的交易对象是不同类型的产品。用比较优势理论解释，就是一国出口本国要素禀赋充裕的产品，进口要素禀赋稀缺的产品，可以从贸易中获益，贸易双方国实现双赢。第二阶段的产业内贸易出现在1960年代，国际贸易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交易同类型产品，例如彼此从对方国家进口轿车、家用电器等。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企业生产可以获得规模效应，二是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得到满足。第三阶段的全球供应链阶段出现在1980年代，信息技术与运输技术的发展带来国际间交易成本持续下降，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成为可能，此时国际贸易的重心从最终产品贸易转移到中间产品贸易。供应链在全球范围进行配置可以进一步提升效率。据统计，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中约有60%来自中间商品和服务贸易。各国根据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产业链中某个环节，例如沙特提供石油，澳大利亚提供铁矿石，阿根廷提供初级农产品，中国提供加工制造，美国提供高科技产品。全球供应链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使得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与生产的联系更加紧密。

（二）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

1.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中国在建国后采取计划经济体制，重点发展重工业，建成了门类相对齐全的工业体系。但重工业无法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就业，中国在1978年80%以上的劳动力在农村。轻工业发展滞后，日常消费品供求缺口大。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农村劳动力被就地改造成工人，生产轻工业产品。1995年乡镇企业产出占到GDP的25%，之后向规模化的民营企业转型。中国进行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加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与地位。

2.从内贸到外贸

一般以2000年作为分界线，之前中国以内贸为主，之后以外贸为主。中国在1978年的外贸依存度仅10%，几乎是个自给自足的国家。改革开放后外贸依存度逐渐上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峰的65%。中国经济与世界交融，源于2000年前后的几个外部事件冲击。一个是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也波及中国。1999年中国为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放开了外贸管制，不需要通过专门的进出口公司，授予国内制造企业外贸的自主权利。另一个事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进一步降低了国际贸易成本。这些政策利好叠加激发了一批有实力的中国企业的进取心，2015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达到历史峰值的13.8%。

3.嵌入全球供应链

西方的跨国企业把供应链中的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形成OEM代工产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允许外资企业到中国建厂生产，中国制造嵌入了全球产业链。这一举措不仅让大量在农村“隐性失业”的劳动力转变为工人，还让中国的土地资源被盘活为资本。 嵌入全球供应链的“中国制造”有更深层的外因和内因。外因是西方跨国公司的生产外包需求。美国在1980年代通过了有利于小公司技术创新的《拜杜法案》，小公司能以较低成本购买技术专利进行产品研发，这使得小公司逐渐成为创新主体。大公司失去了技术壁垒，需要加快创新速度保持领先。大公司为加强应变能力，降低转型成本，有了把产业链中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外包的需求。而就在这个时期，中国有能力承接西方跨国公司生产外包的需求，这是内因。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大力招商，引进外国直接投资。1994年中国实行了“分税制”改革，全国财政收入的中央占比从20%上升到60%，对地方政府的直接影响就是资金短缺。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发展有强烈动机开拓其他资金来源，“土地财政”就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土地财政本质上就是土地资本化。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拍卖土地使用权获得发展资金、用土地担保获得银行贷款，将资金投入开发区建设、吸引外资企业进驻，等经济发展、土地升值后再融资、投资滚动发展。投资有风险，地方政府建设开发区的风险在于，如果招不到足够多足够好的企业进驻，会面临资金无法回收的风险。幸运的是，跨国公司有制造环节外包的需求，大批外资企业进驻中国的开发区，实现了供需匹配。

三、中国产业的发展现状

（一）转型升级的挑战

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中国正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需求结构与生产函数将发生重大变化。 一国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发展路径开始分叉。有的继续发展，像韩国、中国台湾。有的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像巴西、墨西哥。后者在经济学上称为“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跟国家的金融政策失调和创新能力不足有关，最终导致资源错配与生产力下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产业升级、金融发展和制度完善“三位一体”的转型过程^[2]。中国当前需要转型升级，因为现有的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产品和服务的品种、质量难以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在这个背景下，中国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淘汰夕阳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中国能否转型升级成功，要看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解决供需错配的结构性难题。一些跨国公司迁出在华工厂并非坏事，中国需要发展更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

（二）制造业仍是支柱产业

一个趋势是，经济发展会使服务业比重提高，产业结构走向轻化。根据世行公布数据，2019年全球服务业产值为GDP的65%左右，高收入国家更是达到70%，中等收入国家为55%。中国在2015年服务业产值首次超过GDP的50%，2019年为53.9%。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还未结束。工业发达国家的标志是重化工业的发展水平。中国的工业化尚未彻底完成，因为中国在某些最重要的基本化工产品上仍需大量进口、不能自给自足。中长期看，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尚未完成，仍处在一个加快发展的过程中，制造业未来仍是中国的支柱。中国的工业化比发达国家晚了七八十年，美国、德国、日本分别是在1955年、1965年、1972年完成了工业化。尽管已进入服务化社会，美国、德国、日本等世界工业强国仍重视工业和制造业发展。2019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1.1%，德国为19.4%，日本为19.5%，当年的中国是27.2%。保持制造业的比例并没有一刀切的标准，这与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比较优势及发展策略相关。通常制造业在推动一国早期崛起中起到关键作用，在拉动就业岗位上拥有倍增效应，后期对防止“产业空心化”也至关重要。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现阶段基本实现了工业化，预计2035年实现全面工业化，制造业仍是中国的支柱产业。

（三）高科技领域是短板

中国商品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已处于中端水平。中国制造在早期是从低端的来料加工起步的，制造企业很多是做OEM的代工厂，OEM的英文是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即“原设备生产商”。比如苹果把手机的制造环节外包给富士康，对苹果公司来说就叫OEM，而富士康就是苹果公司的代工厂。做OEM基本是技术含量低、利润薄的代名词。但经过四十多年的积累，中国制造能力被不断训练，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已处于中端水平、且占有规模优势。中国当前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供应链网络兼具效率与弹性的优势。比如一个打火机都能分解成30多个零件，每个零件都有专门厂家生产，而众多小企业的动态协作又能适应差异化需求。这个供应链网络来自市场自下而上的演化，是中国的独特优势。但这个优势正在被以美国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挑战。美国正在研发的先进制造，重点是如何用自动化解决量产问题。先进制造技术包括开放式设计平台、可编程工业机器人、3D打印等。这些技术会集生产的规模化与灵活性于一身，从而削弱中国制造优势，可能导致制造业迁出中国。如果中国制造不升级，未来世界的工业格局可能把中国架空，使用人工智能、高度自动化生产的公司重回西方，而使用人工生产的公司迁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

四、中国产业的发展方向

（一）国家安全是根基

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增加，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国家安全是中国民众需要的公共产品。为保护安全底线，重点考虑以下方面：1.要考虑如何应对国外的科技封锁。用科技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赋能，并在世界前沿科技占据一席之地，已成为国家战略。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中国要发展高端装备制造，要促进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在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销售服务等全流程和全产业链的综合集成应用，加强智能制造工业控制系统的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建设。2.在全球化退潮阶段用内循环打造经济活力。在当今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中国政府在2021年提出建立内循环、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增强抗风险能力。3.提高生活、生产资料供应的稳定性。为确保农业安全，要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为确保生产资料供应稳定，要降低能源、矿产的对外依存度。

（二）发展是硬道理

1. 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物联网IOT（Internet of Things）是未来，包括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5G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普及，会从横向和纵向实现人物、物物的充分连接，带动3D打印、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智能装备、智能工厂等智能制造正在引领制造方式变革。可穿戴智能产品、智能家电、智能汽车等智能终端产品不断拓展制造业新领域。中国要以积极的姿态，通过科技产品制造参与全球创新。研究发现，一定的创新风险范围内的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会给产业链带来更高利润^[3]。实证分析也表明互联网对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较明显^[4]。总之，信息技术与产业链网络深度融合，使生产更“智能化”、调度过程更高效。这个过程是一个创造增量、盘活存量的过程，对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都是机会。

2. 资本助力产业发展

用金融创新带动中国制造升级，通过产融结合，使中国制造企业参与到科技创新的活动中去。一个基本的思路是，制造企业与科技企业联合，用其制造能力入股科技企业，帮助科技企业建工厂、上产能以实现量产收益，从而提升科技企业上市后的市场估值。通过合作，科技企业用企业未来成长性换取当下的量产能力，而制造企业也能分享科技企业高增长的收益。当今世界，主导创新的是大量中小企业，它们依赖中国的制造技术实现量产，却无法对中国形成垄断。中国制造能力可以作为资本输出，和全世界的科技创新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形成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

3.消费升级与新市场资源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层次最丰富的单一消费市场，并进入消费者驱动的时代。中国的内需市场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驱动力。在丰裕经济与供给过剩年代，释放市场活力要靠创新。消费市场层出不穷的创新正在重塑产业价值链体系。消费升级推动了网络众包、协同设计、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精准供应链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电子商务等一系列创新活动。企业在产品研发阶段必须非常重视用户体验，持续吸收用户反馈，让用户参与产品改进和迭代。中国成熟的供应链基础及信息广播平台给小企业带来新机会，小企业不再需要自建工厂和渠道等基础设施。小企业最重要的能力是敏锐的市场嗅觉，能找准细分市场、满足用户的差异化需求。

4.大国担当

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与规则、标准“软联通”^[5]。中国以积极姿态参与区域合作组织，例如由东盟十国发起建立的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中国的经济发展实力，使得中国已成为亚洲经贸的中心结点。中国对地球环境问题，直面大国责任，致力于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中国宣布2060年实现“碳中和”。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能源结构会重构，需要大力发展核能、风电、太阳能产业。当目标实现，燃油车将被电动车替代，中国的能源产业将从资源属性切换到制造业属性，摆脱能源对外依赖。

参考文献

[1]黄群慧.以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06):38-42.

[2]毛盛志,张一林.金融发展、产业升级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J].金融研究,2020(12):1-19.

[3]马朝良.产业链现代化下的企业协同创新研究[J].技术经济,2019,38(12):42-50.

[4]白丽红,薛秋霞,曹薇.“互联网+”能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吗[J].经济问题,2021(03):86-91.

[5]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J].管理世界,2020,36(12):1-13.

作者简介：袁静（1972- ），女，湖南长沙人，浙大城市学院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发展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