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翻译批评思想的伦理性阐释

鲁迅翻译批评思想的伦理性阐释

朱银先

南宁师范大学

摘要：上世纪80年代翻译发生伦理转向后，许多学者逐渐从伦理的角度研究翻译，多数研究聚焦其概念，理论以及转向动机。翻译成为一门独立学科，需要更多学者对翻译各个方面进行综合探讨，包括翻译批评。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鲁迅的翻译思想全面而又深刻。他不仅提出自己的翻译理论，还形成了自己的翻译批评思想。他的翻译批评思想为当代翻译学者提供了较为科学、客观的批评依据。本篇论文梳理归纳鲁迅的翻译批评思想，并在鲁迅思想的启示下，以伦理学的视角研究翻译批评，试图构建翻译批评的伦理。

关键词：鲁迅 翻译批评 伦理

一、引言

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后，一些学者针对翻译规范沦陷、译者主观能动性过度张扬的窘迫局面，开始从伦理的角度研究翻译。在诸如切斯特曼、皮姆和韦努蒂等翻译理论家的努力之下，翻译伦理的研究已经成为译学界的热门课题并已经形成了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翻译批评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也有其自身的研究领域。作为元翻译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翻译批评的伦理规范着翻译批评的实践行为，因此成为了诸多学者的研究对象，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本文将翻译批评研究与伦理学结合，以鲁迅的翻译批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伦理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以此构建翻译批评的伦理。翻译批评伦理的构建对于翻译批评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翻译批评虽至今成为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但由于各语言文化的复杂性，原作没有其唯一正确的目标语翻译标准，因而翻译批评就会陷入理论的束缚或批评者感性的自由发挥之中，而得不到客观公共的批评结果。因此，翻译批评伦理的构建是一种批评规范的构建，旨在丰富对翻译批评的多维度研究，形成对翻译批评的更客观理性的认识。

二、再认识翻译批评伦理

2.1 翻译伦理的内涵

在西方，“伦理”(ethic)一词源自希腊文的“ethos”，意为“本质”、“人格”、“风俗”、“习惯”（王大智，2009：62），后被引申为由人类构建起来的行为准则或规范，现多与"道德准则”、“行为规范”等相联系。汉语中，“伦理”在《辞海》(1989: 578)的释义是：“处理人们相互关系应遵循的道德和准则”。汉语“伦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渐渐与西方的“ethic”取得一致。随着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翻译规范沦陷，文化派高举翻译即改写旗帜，译者主观能动性过度张扬，翻译伦理才重新被发现。翻译作为一项跨语言、跨文化的人类交际活动和行为，自然应该受到是非对错、善恶美丑等伦理观念的左右和支配。

法国当代翻译家、哲学家安托瓦纳·贝尔曼针对西方传统翻译中的“我族中心主义”提出了“翻译伦理”概念。随着翻译学研究视野的拓展，翻译伦理研究受到重视。切斯特曼对翻译伦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他提出翻译伦理的五种模式，即再现、服务、交际、规范、以及承诺的模式（切斯特曼,2001）。皮姆、韦努蒂等都对翻译伦理问题进行过论述。2001年，英国圣杰罗姆出版社出版的“the return to ethics”使翻译的伦理被大家熟知。同年，国内学者吕俊在其专著《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中引用了“翻译伦理学”的概念，倡导将“翻译伦理学”作为翻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研究内容。2006年的专著《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明确提出翻译伦理学是“跨文化交往活动中的道德规范”（吕俊，侯向群，2006：271）。尽管这两部著作未详尽阐述翻译伦理的研究内容，但这一理论转向无疑为我国的翻译伦理研究开辟了思想的道路，揭开了国内翻译伦理研究的序幕。此后，诸多中国学者开始追根溯源“伦理学”的定义，并将其与翻译学结合起来研究，将翻译伦理学看作翻译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并尝试对其进行定义。王大智（2009：62）认为“翻译伦理就是翻译行为事实该如何规律以及翻译行为该如何规范，它既面向翻译行为也面向翻译行为的主体。翻译伦理研究不仅包括翻译的规范性研究，而且还包括对翻译规律或翻译现象的描述性研究。”

2.2 翻译批评伦理的内涵

为了梳理翻译批评伦理的内涵，其一要界定翻译批评的内涵。贝尔曼认为，构建翻译批评理论体系的前提的是把握翻译批评的本质。他认为“批评”固有的否定性阻碍了人们对翻译批评的正确认识。对此，贝尔曼鲜明的提出，“批评是肯定性的，并且这种肯定性是批评的真理所在，任何纯粹否定的批评都不是真正的批评；翻译批评意味着对译作进行细致的分析，分析其根本特征、其赖以产生的方案与视于，分析译者的立场。”（Berman，1995：38）。

许钧借助比较文学家、文学批评史家雷纳·韦勒克对“批评”一词的理解与界定，区分了广义的翻译批评和狭义的翻译批评。“从广义上讲，翻译批评是‘理解翻译与评价翻译’；从狭义上讲，翻译批评是对翻译活动的理性反思与评价，既包括对翻译现象、翻译文本的具体评价，也包括对翻译本质、过程、技巧、手段、作用、影响的评析“（许钧，2012：197）

其二要界定翻译批评伦理的学科范围。彭萍深入地阐述了翻译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包括翻译理论研究伦理学，翻译活动伦理学，翻译批评伦理学和翻译教学伦理学（彭萍，2012:2），明确提出将翻译批评伦理学作为翻译伦理研究的一个分支。杨洁，曾利莎尝试对翻译伦理研究的范畴做出拓展，建议将翻译批评伦理拓展为理论批评伦理和实践批评伦理两个范畴（杨洁，曾利莎，2010：76），并分别从伦理学的角度阐述了翻译理论批评和实践批评的标准和规范的建立。

如上文对伦理学以及翻译批评的内涵的解析，如果说翻译批评是一种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伦理是一种人类思想对终极价值的祈向，那么翻译批评的伦理可以说是对价值判断的更高层次的判断。也就是说，批评者对翻译活动进行评价，而批评的伦理就是对翻译家的评价进行约束，而不放任其凭借主观意愿，随心所欲的开展批评。

三、鲁迅翻译批评思想的伦理性阐释

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翻译思想家。他不仅有大量的翻译实践，也从自身翻译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丰富翻译理论。其中鲁迅的翻译批评思想是其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认为，批评者应当承担起翻译批评的责任。译者是翻译的主体，承担了分析理解源语文本，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原文思想等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的工作。因此译者很可能因为其主观能动而改动原文思想，或不能主动思考得失，总结不足。这时批评者就应承担起其责任，对译作给予具体的指导，肯定其优点，对其不足指出给出分析与评价，并给出相应建议。学者郝俊杰在其文章《论翻译批评的多维性及其伦理构建》（2016）一文中根据翻译批评的多维性提出了翻译批评伦理构建的设想，即从主体维度、客体维度、方法维度、功能维度和人际维度五个维度探讨翻译批评伦理的构建。主体维度探讨翻译批评的主体伦理，对批评的主体提出几点要求；客体维度探讨翻译批评的客体伦理，要求对不同的客体做到尊重的态度；方法维度研究进行翻译批评的方法伦理，要求翻译方法要有科学性和艺术性；功能维度探讨翻译批评的正向的社会功能；人际维度研究翻译批评中有关人际行为的伦理，期盼一种求同存异、与人为善的学术氛围。笔者将借鉴这一模式，深度挖掘鲁迅的翻译批评思想。研究发现鲁迅的翻译批评体现了主体维度，方法维度、功能维度以及人际维度四个方面的思想，他的翻译批评思想对我们今天构建翻译批评伦理的构建具有较强的启发性。

3.1 “惩恶扬善”的批评伦理——功能维度

批评者的职责不但是批评坏的译文，还要褒奖好的译文。批评坏的译文有助于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打击译者粗制滥造的不良作风，鼓励其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褒奖好的译文则发扬译者好的作风，肯定译者为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树立的标杆。这一伦理有助于发挥翻译批评正向的社会功能。

惩恶扬善的翻译批评又引发了翻译批评的另一个关键为题：何为“好的翻译”，何为“坏的翻译”。正如廖七一（2020：79）所说，什么是正确的翻译，什么是可接受的翻译会因视角的不同而区别甚大。原作者、译者、读者和出版商等不同的批评主体有其不同的批评视角和标准，或因他们对理论的不同理解也会产生不同的批评版本。“翻译质量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或多或少合适的翻译”（Pichen,1989:91）。鲁迅的译学观中，不仅有硬译的一面，也还有“丰神”和“可读性”的一面（赵秀明，2009：169），这也体现了其翻译思想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翻译批评的开展依赖于翻译质量的标准，若翻译质量没有绝对的标准，那么翻译批评也就是一种创造性和开放性的精神活动，但这不能说明翻译批评无法可依，不能否定翻译批评的客观性，不否定翻译批评可以失去伦理制约。因此许多学者也建议对批评行为的规范应回归到伦理层面，不能任其随心所欲的开展批评。

3.2 “至真至善”的批评伦理——方法维度

翻译批评的标准多样化，若要批评者的批评具备说服力，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鲁迅全集:第10集,1982:125）。要客观公正的指出译文好在哪里，坏在哪里，而不是简单判断好坏而不具体说明。批评者若要有头有尾对译作进行评价，要求他自身拥有一套完备且好坏分明的批评体系。这一套批评体系要么从批评者日积月累的批评实践中总结而来，要么从他自身从事翻译实践的活动中提炼而来。正如杨洁和曾丽莎所说，一位批评者首先是译者才可能是批评者（杨洁&曾利沙,2010:74）。这一套批评体系也是批评者对译作进行评价的标准。如上所说，评价的标准既是多元的，那就不存在唯一的评价标准的说法。但即使如此，一位批评者的评价标准也应是有理有据，完整统一，而不是双重或多重标准。正所谓：“遇其所是而爱之，则抱之，遇其所非而恨之，则反之。”这就要求批评者必须秉持公正客观，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翻译批评。如此便做到“至真”。遇到坏的翻译，批评者也理应就译本进行讨论，而不上升到译者如此便做到“至善”。

3.3 不赞成不敢说，不屑说——人际维度

鲁迅不赞成不敢说的批评作风（鲁迅全集:第4集,1982:296）。鲁迅这里提出的针对批评者的批评作风表明鲁迅希望凡批评者，都应该在批评中做到不偏不倚。无论是翻译名家的作品还是普通翻译者的作品，在进行翻译批评的过程中，都理应一视同仁，采取同一套翻译批评的标准，而不区别对待，这是任何一名批评者都应该保持的作风。一方面，对于已有成就的批评者来说，不应有不屑说的作风。这类批评者不仅要批评名家的译著，更要批评劣译、滥译，这样才能达到更有效的警醒作用，也就更有利于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初涉翻译批评的批评者，不能有不敢说的作风。这类批评者要敢于批评名译，并在批评名译时不应有一味称赞，阿谀奉承的不良作风。如是，每一位批评者都应用一定的批评标准批评每一篇译文、每一部译著，在批评中不断精益求精，提高批评道德，端正批评作风，立足于翻译批评事业的长远健康发展。

3.4 批评者自身的素质——主体维度

鲁迅认为，批评者“如做评论，一定是严肃正确的批评者”。并且是“勇敢而记住艺术的批评”（鲁迅全集:第23集,1982:193）。他把文品高度提高到人品的高度一同看待。因此鲁迅希望批评者能够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素质和学识修养。随心所欲的批评和缺乏说服力的批评是人品的缺失。这也是批评者必须提高修养的伦理所在。

翻译的伦理转向把翻译看作是人与人之间交际的一项社会活动，翻译涉及译者，读者，出版社等各方的交际。因此，影响翻译的因素越来越多，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也越来越复杂。这就要求翻译家不仅要熟悉翻译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难题，也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基本素质以及积累批评经验。批评者要具备与时俱进的思想，而不局限于用一套过时的批评论评论当代的译作。同时，批评者要善于解剖自身，看看本身有无评论别人的利器。这便是关于批评者自身的人品修养。反之，批评者如果缺乏应有的品格，那么评论很有可能沦为奉承的批评或恶意的批评，从而走向两个极端。谄媚式的“乱捧”和吹毛求疵的“乱骂”都会暴露批评者的丑恶与无知，都会使批评者丧失批评的为威力。如鲁迅所说,“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鲁迅全集:第23集,1982:193）。

四、结语

鲁迅在多年的翻译活动中形成了其独有的翻译及翻译批评思想。郝俊杰提出的翻译批评伦理构建的模式为我们研究翻译批评伦理提供了科学的参考。本文借助这一伦理构建模式，深刻研究阐述了鲁迅的翻译批评思想，发现鲁迅的思想有丰富的伦理价值。他秉持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在对待译文方面，既批评坏的译文，还要褒奖好的译文，以此来促进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批评者还应详细指明译文如何体现了好坏，保持严肃认真的态度。在人际方面，鲁迅不赞成不屑于批评劣译的作风，也不赞成一味称赞，阿谀奉承的不良作风，只有敢于批评敢于发表才能促进翻译事业的长足发展，营造出和谐的学术氛围。鲁迅对翻译的主体提出要求。要求批评者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素质和学识修养，这样的批评者提出的批评才是有参考价值的批评。鲁迅的翻译批评思想为我们研究翻译批评伦理的构建提供了学术价值。本文从伦理的角度阐述鲁迅的翻译批评思想，望能够丰富翻译批评伦理研究，引起更多学者对批评伦理的关注。

作者简介：朱银先 ，1996.5，女 ，四川泸县人， 南宁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 ，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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