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646200
摘要:开启现代化国家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对接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加强乡风文化建设,其中,围绕家庭建设的德孝文化融入其中是关键一环。当前,中国乡村面临着原子化、空心化,乡风建设机制缺位的挑战。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树德孝文化新风,发挥村党组织作用,建立保障德孝文化转化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德孝文化、乡村振兴、乡风建设
正文: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持续奋斗,实现党的第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程,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开展兴农教育,对接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党中央对农业农村工作的安排,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关键。但是,当前一些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重经济发展,轻精神文化建设的观念依然严重,成为了制约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在乡风文化建设中,多元文化的冲击之下,传统宗族文化盛行,有背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中华文化相结合方向的危险,稍有不慎,将成为危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毒瘤。如何发挥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建设性作用,为乡村文化的兴盛与繁荣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尤为必要。
一、乡村振兴在乡风文明建设层面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乡村治理,注重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强调共产主义理想与农村乡风的重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战略,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相匹配。而农村乡风建设,的核心,即是德孝文化。中华民族繁衍生息,贯穿其中的历史脉络是对家庭的重视,对德孝文化建设的重视,儒家经典《礼记》中有载,“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既强调了老有所养的要求,又强调了尊亲的内在修养建设。但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乡村德孝文化的建设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
1. 原子化家庭和农村空心化的趋势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受限于生产力水平,大家族聚社而居是中国传统家庭的组织方式。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大量的劳动力,尤其是青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加速推进了城镇化进程,原子化家庭和大量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组成的断裂家庭成为了农村发展的新趋势,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难点。
“原子(atom)”,来自于古希腊哲学德谟克利特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把事物存在的不可分割的微小粒子当作构成世界的始基。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最先把“原子化”这一个概念创造性引入社会学研究中,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这一概念,用来研究现代化展开的过程中所导致的个体之间疏离,个人与社群、社群与社群之间纽带断裂的现象。近年来的,我国一些学者把这一概念引入到我国社会研究当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重点研究市场经济发展、打工潮兴起和信息化发展后打破农村原始共同体的现象。
原子化家庭深刻地改变农村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的组织形式,带来了诸多新兴问题。“其一,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弱化。其二,家庭成员之间沟通和交流的意愿降低。其三,家庭伦理规范逐渐失灵。”[1]导致这些问题的原由,既有现代化高强度的工作充占私人休闲时间,家族成员之间情感联系频次减少,或跨地区分居,共同话语缺失带来的影响;也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影响,导致代际之间价值观的鸿沟(这种鸿沟往往是三代人的),以至于婚姻的纽带作用、约束性行为的能力下降,传统家庭价值失范、道德塑造能力衰落,家庭稳定作为社会稳定核心作用遭遇现代性的挑战。
此外,随着农村劳动人口的大量流失,留守儿童、老人、妇女成为农村人口结构中的主体,逐渐成为制约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消极因素。农村空心化的主要表现为地理空间、人口结构和经济资源的三维空心化[2]。这种结构性变化,使得农村治理、德孝乡风建设和家庭延续机制都不同程度地与过去断裂。
2. 乡风建设的机制缺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观念产生、盛行,体现在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各个环节,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价值观,尤其是其赖以生存的农村地区。当前,在多元文化强力冲击下,部分农村地区出现道德异化、精神文明失范的现象,严重地干扰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成为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向深层推进的重要因素。
当前,集体观念日渐淡漠,个人主义思想抬头;拜金主义盛行,荣辱观发生畸变,[3]是导致农村伦理道德异化的重要原因。农村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工业化的进程加速发展,集体与单个农村生产主体之间的联系减少,个人主义和家族本位主义思想抬头,利已主义、享乐主义得到滋生,荣辱观、是非观开始扭曲,农村攀比之风盛行。近年来,随着农民收入的逐步提高,赌博等现象逐渐泛滥,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现象日益严重,甚至巧立名目开设酒宴,成为了影响农民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传统价值的疏离,也导致了封建迷信思想和宗族观念的沉渣泛起,建庙办会修谱成为了农民收入增加以后的普遍现象。
导致此种现象,主要是乡村振兴建设之中还存在乡风建设重视不够,机制建设缺位的问题。部分基层干部,在乡村振兴之中,强调经济发展,看中经济效率,唯经济论,唯发展论的思想依然存在,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精神文化建设。同时,在农村经济结构中,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使得德风建设的上层建筑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基层党组织建设部分存在建设不力,流于形式主义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厚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引导乡村振兴中乡风文明建设中加强德孝文化建设十分必要。
二、多维并举,德孝文化长效融入乡村振兴
德孝文化,内核是孝,蕴涵为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促进其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必然要求。其意涵既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我完善,努力成长的内在驱动,又有尊老敬贤,亲长爱幼的外在行为世范。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乡村建立长效的德育机制既是乡村振兴的精神文明和智力发展之源,又是其持续发展的制度性保障。
1. 立足传统,引导树立德孝新风尚
家庭是人社会化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家庭历来重视家风的养成,在促进良好的农村新风尚,就要重视家庭的社会基础性作用,重视家风的有效性重塑。一方面,对于现在农村家庭(族)观念淡薄,却屡屡出现修谱建祠的乱象,既要破除将其统统视为封建糟粕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又要避免不能直接解决现实矛盾的“实用主义”观念。家庭新风尚的建设,还应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止于至善。
家庭德孝文化的建设,首先要重塑中国传统文化“家国天下”的情怀。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和政治秩序都围绕着“修齐治平”的信念所形成的“家国同构”差序格局,形成个人、社会、国家的发展路径和利益共同体。随着“原子化家庭”“一胎化家族”的产生和“民主家庭”的思潮不断发展,传统大家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失去了土壤。但是,家庭、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连结却不容易那么斩断,近来农村中兴起的修谱热,一定程度上佐证这一事实。
正确引导这一思潮发展的方向,防止以血缘共同体为纽带的地方宗族势力崛起侵蚀乡村治理,以至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相适应,成为纠正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道德新规范。诸如,将传统族谱、家训中再次融入家国天下一体的和合理念,融入对于大同世界的追求,从而摆脱个人私利、家族利益的绑架,树立起促进新一代家庭发展,凝聚新时代家族力量,真正传承习总书记强调的“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4]进而培育和树立起当代德孝文化进步的新风尚。
2. 挖掘革命家庭文化,深化德孝文化意蕴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形成了渗透中国共产党崇高理想,凝聚共产党员高尚道德和优良品质的革命文化。利用好革命文化中的丰富的优质思想道德资源,从革命文化中挖掘革命家庭文化,传承其蕴含的人文精神、道德观念和思想观念,与传统德孝文化相互促进,创造性转化,使其成为乡村振兴重要的德孝文化来源。
宣传中国共产党人的孝心故事,有效促进德孝文化的革命性转变,是德孝文化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匹配,焕发新生机活力的必然路径。在革命时期,无数共产党员踏上风雨如晦却坚毅前行、艰难求索、舍身奋斗的道路。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革命情怀,渗透着“家国天下”情怀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嬗变,是传统道德与革命性的结合。共产党员罗亦农在辞别母亲革命时,为她做了一根拐杖。这根拐杖在罗亦农牺牲之后,陪她母亲40多年,其中渗透着革命者对其母亲的深情与孝道。习近平总书记童年时,母亲齐心便为他讲述岳母刺字的故事,下乡当知青时,亲自为他织一个针线包,上绣“娘的心”三个字,陪伴了他的知青岁月。2001年春节,齐心在电话里叮嘱身处地方任职的习近平:“只要你把工作做好了,就是对爸爸妈妈最大的孝心。”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其中革命家庭做出巨大贡献,深度挖掘其中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拓展德孝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可以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充足的精神支持。
3. 建立村党组织德孝文化的长效保障机制
改革开放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在基层治理、基层公共事务中形成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的长效性机制。发挥村党组织的坚强战斗堡垒作用,形成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组织配套建设,是德孝文化融入乡村建设的根本保障。防止家庭在村治中演变为政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有效引导向文化共同体建设,促进立足中华传统道德和革命家庭文化的新德孝文化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有赖于村党组织的长效保障。依靠村党组织对于新德孝文化的广泛宣传,切实落实以全民行动、干部带头,重视家庭教育与家庭新风尚建设,促进家庭和睦,亲人之间相亲相爱,既能保证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又能保障老有所养,有效地解决农村发展的后顾之忧。
总之,立足于中国传统德孝文化,促进其与中国革命家庭文化的创造性结合和创新性转化,加强村党组织的建设,是破解“原子化”家庭和乡观建设失范的难题,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之一。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2017年,外文出版社。
[2] 徐学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意义及其路径》,《中州学刊》,2018年第9期。
[3] 牛楠森:《家庭原子化的教育学思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4] 杨春化、姚逸苇:《何谓“农村空心化”——一个结构化的概念分析视角》,《农村经济》,2021年第7期。
本文系“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泸州市乡村振兴与新农教育研究中心项目(项目编号SHSK2020027)”的结题材料
[1] 牛楠森:《家庭原子化的教育学思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117页。
[2] 杨春化、姚逸苇:《何谓“农村空心化”——一个结构化的概念分析视角》,《农村经济》,2021年第7期,第80—85页。
[3] 徐学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意义及其路径》,《中州学刊》,2018年第9期,第72页。
[4] 习近平:《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