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汉经学昌明时代,文学的发展既受到来自经学的广泛濡染和牵制,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努力挣脱着经学的无上权威,潜滋暗长中演绎出文学自身演变的轨迹和风采。本文主要从汉代情爱赋切入,通过检视情爱书写在汉赋中的具体风貌,来剖析文学中的情爱书写对于经学思想的依附和突围。一、情爱书写的压抑和重生在赋中最早描写男女情爱的,当推宋玉《高唐赋》《神女赋》及《登徒子好色赋》。宋赋中“美而艳”的神女形象、梦幻艳遇的表现手法,为后世开启无数法门。西汉最早的情爱赋,从现存看应是司马相如的《美女赋》。此后情爱赋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直持续到东汉后期都处于缺席状态。分析这种缺席现象势必要和当时的社会思想环境联系起来。《美女赋》大约作于景帝时期司马相如游梁孝王之时,此时正处于各种文化学术思想的整合阶段。从“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发问中隐约看出,儒学虽尚未取得定于一尊的统治地位,但其礼乐教化的优势已经展露。作者之所以描写美人的淑质艳光、投怀送抱,只是以“见其可欲”的铺陈,表现自己坐怀不乱的德操,为自己所面临的“好色”毁谤和仕宦危机进行抗辩。从写作缘起的交代中可见,当时“好色”已被认为是一种“败德”“伤善”的行为。作为臣下的作者必须借着抗拒美色、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