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模型与实证分析之间的差距研究

刘易斯模型与实证分析之间的差距研究

陈佳翔

英国曼彻斯大学

1.  刘易斯模型的介绍和概述

Lewis（1954）提出了描述经济发展过程中维持生计部门（Subsistence Sector）和资本主义部门（Capitalist Sector）之间劳动力动态转移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维持生计部门是指经济活动不使用可重复的资本，它被认为具有低的劳动边际产品；在资本积累的早期阶段，该部门的劳动是用维持生计的工资支付的，该工资等于平均劳动产品，但高于劳动的边际产品。资本主义部门是指使用可再生产资本并享有较高边际劳动产品的经济活动；在这种模式中，资本家可以雇用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具有负劳动产品，对自给自足部门的产出没有影响，直到剩余劳动力用尽为止；与此同时，资本家可以积累利润来投资其部门的扩张。

然而，部分学者认为该模型因未明确两个部门工资机制和劳动动态的精确方法，影响了其在实证研究中的严格性（Wang和Pyesse，2013）。

2.  刘易斯模型的局限性与拓展

首先，关于二元论的定义方面，刘易斯在模型中提到的两个部门分别为维持生计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虽然部分学者认为其对现代经济的定义模糊不清，但刘易斯认为该类学者需要更仔细地阅读他的原创文章，因为这两个部门分别为“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不是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更为城市和农村（Leeson，1979年，第199页）。Gollin（2014）认为刘易斯对二元论的看法虽然很难进行精确定义或找到实证数据，但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尽管很难精确定义或确定数据。然而，学者们通常只使用关于城市和农村或工业和农业的数据，而非刘易斯对这两个部门的原始定义。

其次，关于涉及转折点的定义方面。在最初的刘易斯模型中，随着工资上涨将到达转折点；因为维持生计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耗尽，资本家必须提供更高的工资来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虽然刘易斯指出，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略高于维持生计部门，但由于诸如移动成本和心理效应等各种原因，其在定义转折点时并没有具体分析工资差距的影响。

Ranis和Fei（1961）对刘易斯模型进行拓展，通过强调农业作用并给出三个不同阶段来解释工资与维持生计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力转型的第一阶段，维持生计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品为负，该部门的产出没有减少。之后在第二阶段，维持生计部门工资中的劳动边际产量变为正数；因此如果劳动力继续流入资本主义部门，产出将减少；然而，资本家并不承担劳动力压力，因为他们能够提供更高的工资。在第三阶段，维持生计部门的劳动边际产量追及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而不是雇用更多人的工资必须上涨。Wang和Piesse（2013）将这三个阶段的剩余劳动力描述为I型（绝对）剩余劳动力和第2型（相对）剩余劳动力。

在实证研究方面，尽管该种解释使用了直接措施（工资增长和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但劳动的边际产品和维持生计部门的工资的比较已被广泛用于确定是否达到诱导点。虽然这三个指标都反映了刘易斯模型中的转折点，但由于每个指标的核心内容不一定具备相关性，因此并未得出相同的结论。

3.  中国背景下刘易斯模型应用及方法表现

学者们在仅涉及工资增长的相关研究中认为，中国已经通过了刘易斯模型的转折点，如Zhang等（2011）通过对潜在社会因素对甘肃人口工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在2003年以后工资大幅增长时，年度虚拟变量非常显著。同时，学者们对中国剩余劳动力是否存在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如Kwan等（2018）发现农业部门仍有大量工人的工资高于劳动边际产量。

与之相对，部分关于农业部门工资是否等同于劳动边际产量的研究认为中国还没有到达路易斯模型中的转折点。例如，Islam和Yokota（2008）通过对各种生产要素的增加值进行回归构建了农业生产函数，认为我国的工资和劳动边际产量之间仍然存在差距，该情形因区域差异呈现出不同特点，如沿海地区更接近模型中的转折点。

4.研究方法与刘易斯模型本质间的差距

不同的研究结论可能有助于解决第二节中提到的问题。首先，难以取得刘易斯严格界定的维持生计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的相关准确数据虽然这些研究的数据来源相当相似，主要使用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但它们的模型仍然未能传达刘易斯所强调的信息。例如，以农户纯收入计量的农业工资数据，与工资确定的分成规则不一致，不能反映原模型中的“最低生活工资”（Wei和Kwan，2018）。

第二节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转折点的定义。该定义在原有模型中比较模糊，但在一些研究中得到了理论内涵方面的拓展。可以发现，随着观测工资的增长、衡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劳动边际产量与工资比较等因素将会导致具有差异性的结果。例如，中国的户口制度阻碍了人口在不同部门、不同城市之间的随意流动。就刘易斯模型而言，其认为应该废除户口制度以实现更大的经济进步；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如Wang等（2013）认为户口制度在经济衰退时为农民工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社会保障

5.  结论

在与刘易斯模型相关的的实证研究中，大多数学者未能从标准机制角度进一步阐释模型的理论内涵。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刘易斯强调的模式是为了阐明历史经验。因此，我们应该刘易斯模型的重要意义不仅停留在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实证检验，同时应该重视其所带来的重大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