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儒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王艳

上海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

儒教，源于中国。以夏、商、周时期的“五教”和“祭礼”为本源，以“儒家思想”为最高信仰，从南北朝开始称为“儒教”，儒教的中国文化特点鲜明。儒教传入日本，对日本社会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儒教思想甚至成为日本社会部分法律条文、规章制度的制定依据，引导着社会教育、伦理思想的发展，规范着日本人的日常行为，推动着日本社会发展。因此，有必要了解儒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1初期传入

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公元284年），百济人王仁把中国的《论语》和《千字文》带入日本，被视为儒教正式传入日本的标志。另一种观点认为《千字文》作者为南朝时期梁国（公元523年-556年）人周兴嗣，因此，该记载中关于书名或年代的记录有误。据《日本书纪》记载，儒教正式传入日本是从继体天皇七年（公元513年）始于百济的“五经”博士，儒教相关书籍于此时期被传入日本。汉、三国、六朝时期，中国的儒教思想跨越朝鲜半岛持续传入日本。圣德太子制定的从官准则 “十七条宪法”中除第二条外，都源于《五经》、《论语》、《孝经》。当时社会倾向于“内典用佛、外典用儒”，即内在的行为规范教育由佛教指导，而国家、公共事务等外在统治教条则以儒教为依典。儒教传入日本后，被宫廷贵族以及一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推崇，在这个阶层的推动下实施了大化改新（公元645年），奠定了改新大业的正统性和根基。日本形成统一国家，开启《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国史的编纂，特别是以汉文体编纂的《日本书纪》当中的儒教意识形态贯穿全篇，为儒教文化在日本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由此，天皇权威得以确立，国民群众自觉性进一步提高。 

2积极传播

隋唐时期, 日本不断派出大量遣隋使、遣唐使与中国进行交流，他们不再经朝鲜半岛而是直接前往中国，积极吸取中国文化，成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这些隋唐史亲身体验了中国隋唐时期的繁华, 感受到了儒教治国的优势，他们积极地推动了儒教思想在日本的发展。如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大宝律令》基础上制定的《养老律令》，被认为是对隋唐制度的模仿，如其教育制度中在都城建立“大学寮”、在地方设立“国学”的规定，毕业生通过科举，并在国家考试中合格的人作为官吏任用，“大学寮”科目中的《论语》、《孝经》设定为必考科目，《礼记》、《春秋左氏传》、《毛诗》、《周礼》、《周易》、《尚书》等亦被设定为选修科目。此时的日本, 在思想政治、社会制度等各个方面都开始了隋、唐时期的模仿, 儒教思想随之扩大了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并逐渐渗透到日本的本土文化中。如日本社会“武士道精神“、“集团意识”等都带有中国儒教文化的浓厚底蕴。

3发展创新

奈良时代末期至平安时代初期，儒教分裂为“明经道”和“记传道”两派，出现了专门的学者“博士”，潜心学习后可拥有 “博士家”职位，部分经世袭化后，出现了“大江”、“清原”、“菅原”等世家。各家学术风格并非局限于经书的解读方法，而是更倾向于将汉文的阅读方法作为其学问主体。这种阅读方法作为各家的秘密之学，未曾收到外部的学术刺激，也不会有任何进步。各世家均因其天皇侍讲者的特殊地位，时常给宫廷贵族讲经，其权威地位一时无人能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博士家”人才耗尽，学人们的兴趣转移，“明经道”逐渐走向衰弱，以研究历史文学为主的“记传道”兴盛起来。当时的儒教爱好者，纯粹偏向于自身知识教养的提升，未能从哲学或伦理的角度对其进行探索和实践。

平安时代末期、镰仓时代初期，以荣西为首的禅僧，将宋朝的宋学（朱子学）传入了日本。其时恰逢南北朝动乱时期，醍醐天皇对宋学进行了深入学习，宫廷贵族们也争相效仿，对宋学展开研究。北畠亲房发表了著名的《神皇正统记》，从广泛的宋学立场来阐述天皇权威的绝对性，以此维护天皇制度的统治。这里的“宋学”是指经历中国宋代周濂溪、程明川、程伊道的努力，最终由南宋的朱子（公元1130年-1200年）完成的集大成的儒学。“宋学”最初是宋朝士大夫阶层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道德思想。汉唐时期的儒教，尊崇《易经》、《书经》、《诗经》、《春秋》、《礼记》等“五经”学说，主要注重文章的训读方法，对于形而上学的思考非常少。学者们为了纠正这个弱点，与佛教和“老庄”思想对抗，便将佛教中的华严宗和禅宗及“老庄”学说收入其中，赋予《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即“四书”以经典地位，与“五经”相对应，并将其高度形而上学化，提出“格物穷理”主张，以理气二元论为基础，强调世界秩序的永远不变性。宋学后来发展成为德川幕藩体制的支柱，为该体制的确立强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传入日本的“宋学”，经由五山系的禅僧俊芿、圆尔、至虎关师錬，将儒教学说中的“五常”与佛教学说中的“五戒”视为异名同义，虎关师錬的弟子中严圆月、义堂周信等，亦主张“禅儒合一”论。原本“排佛”倾向极强的宋学，在僧堂内部被去除“排佛”论，公然以“禅儒一致”论的形式进行讨论令世人不可思议。“应仁之乱”掀起战国纷争，以京都为发展中心的文化日渐式微，学者、贵族以及僧侣们纷纷逃往地方，向地方的强权势力寻求帮助，由此产生了文化向地方分散的倾向，儒教也由此步入地方的传播普及之路，诞生了地方的“萨南学派”、“海南学派”。带有佛教性的儒教思想，受到诸国大名的重视，他们从中体会到儒教“仁政主义”的必要性，并积极采纳儒教中的政治知识，儒教开始出现独立于佛教的倾向。德川政权结束了持续百年的战国动乱，确立了新体制。为了在政治层面对“士、农、工、商”身分制度进行固化，在经济层面保证农民年贡的征收，儒教作为维持、强化新体制的意识形态得到了重用。儒教为了适应、强化幕藩体制的要求，摒弃了中世纪以来“圣贤之道”的传统趣味，将现实的政治体制道义化，成为了维护政治体制存在的政治道德思想，确立了其统治阶级正统思想的地位，当时日本社会的各种问题, 都以儒教来释义。这与儒教的本质特征有密切关系, 儒教思想有利于统治阶层的统治，与“否定世俗、强调出世主义”的佛教和“神道”老庄思想相比，更适合统治阶层政权的巩固。因此，儒教被当时日本统治阶级推崇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战”后，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及1979年《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的签署，是推动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里程碑。日本的儒教研究者开始加大儒教相关研究。儒教文化不仅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还是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思想基础。儒教中的“经世济民”思想就是一种“和平经济学”的思想，现代日本社会稳定的社会形态是“儒教思想”发展成果的体现。因此，了解“儒教”在日本的传播及发展，让“儒教”中蕴含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走出去，是文化自信的体现，是“亚洲文明共同体”构建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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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品端.日本、朝鲜对朱子学的接受及其特征[J].中华儒学：第一辑.

[3]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4]张立文.中外儒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