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时代技术时代的中国教育学

论信息时代技术时代的中国教育学

陈雯

青岛西海岸新区音乐学校

摘要：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启了重大的时代转型，教育领域也在发生着全面深刻的变革，技术正在倒逼教学改革、课程改革甚至整个教育体制改革，教育实践的勃兴也衬托出教育理论的滞后。在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中，中国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建构、研究方法等呈现出一种面向未来的应然状态。如何重建基于信息技术变革的教育理论体系，成为当代教育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命题。教育学者要立足于中国本土实践，通过跨学科视角的理论反思与对话，将有思想的技术和有技术的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破除教育各分支学科的藩篱与界限，共同建构起符合信息化时代特征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学话语体系，勾勒中国教育学的未来发展图景。

关键字：信息技术时代；教育学；教育技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三大产业发展，加速了计算机技术更新换代，“信息战”愈演愈烈，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信息技术时代”。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带来了继语言、文字、造纸、印刷术与电话电报等现代通讯技术之后的第五次人类信息技术革命，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依托，信息技术带来了人类知识、文化及教育形态的变革。

理论的生成与建构必然与新的时代背景、新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教育学理论的发展也“与时代有着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1]。在信息技术引发深刻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教育学的理论建设面临反思和重建的重大机遇。通过跨学科视角的理论反思与对话，勾勒教育技术学的未来发展图景，探寻教育技术学与教育学学科之间相互作用、交互生成的复杂机制，重建基于信息技术变革的教育学理论体系，让教育学理论的发展跟上高速发展、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变迁步伐，实现教育学理论与信息技术的同步发展和共生共长，成为当代教育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命题。

当代中国的教育学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努力，逐步确立起学科独立性和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受到了信息技术的影响的大背景下，中国教育学学科未来既充满机遇，又面临挑战。面对人类知识的变化和文化、教育形式的变化，教育学的任务是研究教育现象，促进教育发展理论工作者掌握新生力量。

一、教育学理论发展的时代依赖性

从教育学理论的历史进程来看，从夸美纽斯到赫尔巴特，教育学逐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教育学体系也在随后的历史前进中不断拓展与走向成熟。教育学的成熟之路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纵观西方近现代教育学理论的演进，我们可以发现“每当世纪交替的时候，人们对教育学理论发展的关注似乎比平时更加强烈：17世纪末，英国哲学家洛克发表的《教育漫话》，几乎塑造了传统英国人的全部性格；19世纪之初，康德对教育的思考及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的问世，建构了整个19世纪的教育模式；刚跨入20世纪的门槛，美国教育家杜威倡导的一种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学理论，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2] 可见，时代更迭与社会变迁是教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的外部动力，它催促着思想家们提出符合时代所需要的教育学理论，从而满足时代需要与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

借助对技术应用于教育发展史的梳理，可以较为清晰地发现技术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教育的技术发展史可以划分为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网络传播五个阶段[3]。根据信息呈现的基本方式，把信息传播及其技术应用的发展历史分为口语传播、文字和印刷术传播、信息技术传播三个阶段。

在口语传播时期，文字尚未出现，信息的呈现方式主要是口头语言。教育通过传说、故事、谚语、神话、吟唱、对话等方式，传递着社会规范、道德观念和价值共识，促成了社会整合和人的社会化。在口语传播时期，年轻一代的记忆力、模仿力、想象力成为重要的学习能力，“言传身教、重复练习、表演想象”成为这一时期的教育核心和秘密。

在文字和印刷术传播时期，信息的呈现方式主要是文字。文字产生之后，人类经验的记录、保存与传播有了新的工具和载体。人类社会积累下来的经验、知识、道理和思想通过记录在龟甲、兽骨、竹简、泥板、纸草、纸张上的文字符号得以保存和传播，对社会发展、文化繁荣、文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促进了学校的萌芽、产生和发展。印刷术发明之后，信息的搜集、储存和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对知识积累、教育教学、文化传承、消遣娱乐乃至社会发展与变迁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印刷术不仅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而且改变了信息本身，并进一步对社会生活、文化教育、话语方式等产生了新的影响。正是通过印刷的名著、经典、教材，学校教育完成了社会再生产和文化再生产，农业时代才能接续耕读传家的传统和书香社会的复制，而工业时代则能完成受教育者、劳动力的批量生产。

在信息技术传播时期，电子和数字符号成为一种新的信息呈现方式，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电脑、智能手机等工具实现着信息的海量存储和光速传播，极大地改变了现代社会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使信息技术日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渗透在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事实上，信息传播的媒介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信息的内容，进而影响着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在今天，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也促进了时空的重组，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具体到教育领域，如果说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对教育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广播电视大学的出现，促使教育走出学校的围墙，扩展了教育的时空范围，面向了更多的群体，那么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介则以革命性的方式冲击着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互联网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结合起来之后，对教育产生了更为强大的冲击力，传统的教育场景、教学方式、教师角色、师生关系、课程开发与实施等方面都面临着信息技术的冲击和挑战，甚至教师和学校本身存在的合理性都遭遇了怀疑。因此，信息技术对“时空构造”的重新定义，将作为一种很强的建构世界的力量，不断地发挥超前与滞后的双重作用，融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空维度，影响这个时代的资源变革、环境变革、方式变革、边界变革、关系变革与组织变革。

信息技术时代进一步解放了工业化时代对规模化、机械化、重复化和程序化的工作倾向，代之以精准化、个性化、可视化和智能化的工作形态。可以说，信息技术时代廓清与充盈着人类智能的已有边界与完整体系，形成了“工作哲学”的新内涵、新样态和新关系，将重新定义工作目标，重新塑造工作形态，重新判断工作价值，重新思考工作本质。信息技术的跨界融合和颠覆性创新；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改变了知识的性质、创生和存储方式；新一代人工智能引发的革命；后现代怀疑主义与新批判现实主义崛起；产业机构对教育全领域、全行业的跨界技术引入和应用对教育管理和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内容、课堂教学、学习方式和评价等产生深刻的革命性影响。

二、信息技术背景下中国教育学理论传统的演进与学科反思

思考信息技术时代中国教育学建设问题，必须把握时代背景，厘清信息技术对教育实践的影响，进而探究信息技术对中国教育学的影响，明确中国教育学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教育学的研究范式随教育学经历的“经验－描述”、“哲学－思辨”、“科学－实证”、“规范－综合”、“科学－人文”不同阶段[2]，形成了当代的思辨、量化、质化、混合四种研究范式。在国际教育学领域，信息技术助力教育学研究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精细化、科学化但去复杂化的趋势[4]，而中国教育学研究仍以传统的思辨研究为主导，思辨哲学与实证主义取向存在论争。信息技术在科学研究中的大规模应用，中国教育学将走向创新互补、互证和完整的混合研究范式。从教育学史看，我们不能断言信息技术的发展完全决定了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因为在范式演进中还有研究者对教育学认识深化的主观能动性，但利用信息技术使教育学成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成熟学科，是教育学研究者的使命。有研究者提出大数据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使社会科学研究正在经历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仿真研究向大数据研究的第四研究范式转型[5]。由此，发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推动教育学研究范式革新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基于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6]、教育大数据研究范式[7]、动态研究范式[8]等信息技术时代新范式在教育学混合研究范式应用时的互动和融入，以立足教育学学科的研究范式，生成能更科学、生动阐释中国教育实践的教育学理论，以成果建构理论体系，推动中国教育学建设。

必须保持教育学的自主自立，坚持学科底色。信息技术绝不会有意识地偏爱某一门学科，它在推动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着其他人文学科、社会学科、自然学科的发展，那么其他本就比教育学发展好的学科，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在提倡学科交叉融合的背景下，会在多大程度上广泛地参与到教育学研究中，这需要教育学人思考。信息技术时代革新了教育学研究范式，在基于项目的跨学科研究范式积极融入混合研究范式的进程中，应避免使教育学沦为其他学科

信息技术带给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不仅仅体现在人类的劳动实践之中，还体现在人与人的交往对话之中。随着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国家间研究者的联系日益紧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中外研究者共享着教育学研究成果。外国教育学的创新性理论知识、外国教育实践的经验总结、外国教育学元研究进展、外国教育学史的梳理、外国教育学发展的基本逻辑、外国教育（学）家思想史等，对我们建设中国教育学有所启示。外国教育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质料”，我们应合理利用信息传递交往和互动的新技术、新机制，加大审视外国教育学理论的力度，即对照中外教育学理论的形成背景及基本内涵，探寻出二者的“重叠共识”，分析理论融合的可能性，并寻找到理论融合的切入点，扩展中国教育学的理论广度，生成能够用于国际的理论成果，推动中国教育学的国际话语体系建构。

必须保持教育学的本土风格，坚持中国特色。信息技术是全人类科学技术革新的产物，信息技术时代是对全世界产生影响的时代。信息技术时代不仅影响着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进程，而且也在改变着整个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学研究将同步受到影响。在此背景下，如果本就彰显本土性的、引领学术前沿的外国教育学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和丰富，我们如何保证中国教育学研究不受其过度影响，具备形成原创性教育学理论的内在动力和环境保障。这不仅是学科的自主自立问题，而且也是中国教育学人的自信问题。中国教育学人要以中国教育学的建设为目标，应对教育学在信息技术时代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在信息技术时代背景下中国教育学，主要建设走向将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研究对象指向“人－机”语境下生命的实践；信息技术嵌入教育实践已成为现代教育最显著的特征，教育学的研究不可能绕开信息技术的影响。教育学不仅要研究教育的信息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研究信息技术下的教育层面，前者属于教育学的研究问题范畴，后者属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范畴。在研究对象中纳入信息技术时代要素应成为当代中国教育学摆脱危机和创新发展的方向。中国教育学要关注“人－机”语境下教育中的人这一层面，研究教育中的人和事，更要在此基础上研究教育中的人的事，也就是生命的实践，以人机协同的社会实践中人的发展作为教育学功能发挥的最终目标。（2）学科性质趋向系统综合；信息技术时代促进知识的交叉与融合，表现在信息技术时代知识生产的系统综合性愈发突出，由此未来的信息技术将是多种技术融合的交叉学科技术，未来的信息技术也将是多种技术综合的产物。换言之，多种技术的综合融合，将进一步促进知识的综合化与交叉融合。未来科学发展使得不同学科之间产生交互作用，各学科间的壁垒将被打破。

[9]（3）体系建构走向语境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中国教育学的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统一。中国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是建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础和载体，学术体系在其中居于核心位置，话语体系是联系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纽带。信息技术时代知识信息快速更新，使中国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凸显学科特性、学术体系凸显时代特征、话语体系凸显中国特色。（4）研究方法融合多学科选择与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带来的技术知识、技术人工物的增长[10]，为学术研究方法的革新和丰富提供了坚实基础。现实世界中教育实践的不同属性形成了教育学的实证研究取向、规范研究取向和人文科学研究取向[11]。信息技术的进步与创新，将推动建设广域科学研究系统，使教育学在混合研究范式革新基础上多元选择研究方法成为可能。

因此信息技术时代中国教育学的建设策略，集中在以下方面。一，处理好信息技术时代虚拟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化，中外的关系。关注人的教育实践，研究教育问题，将教育与现实人、虚拟人，教育与现实社会、虚拟社会作为研究方向，以此来生产教育学知识，建构教育学理论，要处理好虚拟与现实的关系。教育学人建设中国教育学，不论是继承传统而来，还是走向未来现代化，始终以教育学立身，在此基础上的建设应强调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建设属于中国自己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教育学，要处理好中外关系。二、把握信息技术时代脉搏，革新中国教育学研究建制。回应信息技术时代的中国教育学研究机构革新；解释并掌握这一时代，使之为教育学所适应与应用。在中国教育信息化战略的持续推进背景下，应立足教育学，成立并壮大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领域的国家、省市和高校三级教育研究院所。迎接信息技术时代的中国教育学研究队伍革新；关注并推动中国教育学派的建设问题，使教育学人着力厘清中国教育学学科的核心概念、命题、理论体系，形成系列研究成果，并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与国内外教育学研究团体的联系，在教育学的理论与实践有效转化融通中推动秉持传统特色、发扬现代风格、彰显时代气派的中国教育学发展，为中国教育学的建设贡献学派力量，以学派形式体现教育学人的价值和意义。顺应信息技术时代的中国教育学成果载体革新；利用好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与大数据分析和智能判断，推动中国教育实践案例库建设。三、关注“人－机”教育实践，更新中国教育学理论成果。由教育实践创生教育学理论，并运用信息技术推动中国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的转化融通，实现中国教育学自身学理建制的丰富与完善，推动中国教育学的建设，走向未来的中国教育学。在现有主要关注具体“人－机”教育实践问题基础上，进一步把握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将人所主导的实践活动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一种教育技术哲学的视角切入到实践中，探索教育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问题。四、适应信息技术时代要求，创新中国教育学人才培养体系。推动顺应时代趋势的教育学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以推进教育学人才培养为目标，建设强应用性的教育学交叉学科，并由教育学人才推进多学科交叉研究，从而直接参与并推动中国教育学建设，实现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双向互动。推动融合信息技术的教育系科建设。构建基于大数据的教育系科办学标准体系，规划教育系科建设；在信息技术为科学知识融合提供新的条件的背景下，设置基于教育学立场的跨学科和交叉学科课程；在教育学教材建设方面，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教材形态的变化，使教材由单一的纸本呈现形态向静态的数字化形态，再到动态的、交互性的数字化形态转变。推动教育学的学术传承；应引导学生思考信息技术时代自己能为中国教育学建设做些什么，引领学生感悟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带给当代中国教育学的意义，并从中寻找到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以学术志向树立学术理想，自觉传承并弘扬中国教育学的学术传统，主动投入到当代中国教育学建设中。

三、信息技术时代中国教育学的学科重建

在信息时代，各个生活领域不断变化的需求以及MOOC等数字资源、新型教育模式的出现，使革命性的教育概念和理论成为现实。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重建教学法是普遍趋势。教育是民族复兴和繁荣的基础，根据教育研究所发表的《中国教育发展报告》，公众对教育的满意度正在下降，与教育发展方向不一致：首先，未通过高考的人数正在增加，一些青少年不再认为高考是进入社会的唯一途径；二是留学生低龄化趋势明显；最后，对存量教育需求的增加伴随着转型期不平衡的加剧。因此，教育活动和教育事业都要适应时代和人的发展要求。教育工作者应充分考虑时代特点，以教育改革为载体，创新教育理论，为实践改革提供动力，重构教育理论体系[12]。

信息技术时代中国教育学的学科重建必须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理论体系的创新。一、教学论创新。教学理论是对教学一般原则和规律的科学探索，信息技术时代下，教育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者要紧随时代发展步伐，与时俱进，要具备前瞻性的世界眼光创新教学方式，如此，才能促进教学理论的改革和创新。利用信息技术提高信息能力和教学能力，转变教师的专业角色，通过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整合和研究，使教师的工作转变为以学习为中心、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抛弃唯成绩论，让学生可以在不同方面均衡发展，建立全新的、更加人性化的教育模式，大力发展和以学生为本的素质教育，最终提升整体教育质量。二、课程理论创新。信息技术为课程理论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可能性，给课程理论的发展带来了选择性、丰富性和灵活性，包含的知识内容范围广泛，不同思想囊括其中，过程论的丰富发展为课程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认识论基础，过程的三维化、数字化、全面化、系统化的思维变革为课程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认知基础。今后，可着眼于网络课程的开发，注重电子课程的创设和推广，整合课堂资源和信息技术资源，对信息技术、课程理论和量表发展的影响进行细致考察，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

[13]。三、信息时代管理与评价理论的创新。大数据时代教育管理的理论，教育组织结构的理论，教育决策理论，教育督导的理论发生了深刻改革。工业社会是以监测与评价为主导的社会，大数据社会中，教育监测与评价是以数据为载体进行网络化管理，分析与某事物相关的所有数据，并进行整合和归纳。在大数据、工业化、教育管理知识体系和当前教育管理实践的时代，改变教育管理方式势在必行。为了改变方法论、组织理论和管理决策理论，有必要从数据转向对结论，管理理论的主导力量应从集中化转向分散化，管理理论应从对统一标准评估转变为实时过程监控。

信息技术时代中国教育学的学科重建核心在于大力发展新教育理念。必须打破传统教育的传统；中国第一所网络学校在湖南大学落成后，进一步证明学校不再是唯一的学习场所，学生可通过电子渠道或网络获得相关知识。学校在原有的学分制中融入虚拟化、分权化，能帮助学生实现学习效率最大化，并引导学生根据自己喜爱的方式提高选择，提高学生在学习方面的主动权。此外，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下，学校将逐渐成为跨学校文化交流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渠道，这是教育发展的一大进步。必须推进教师从教师到导师的转变；信息时代是一个知识和信息爆炸的时代，面对如此巨大的知识量和信息流，教育承受着强大的传播压力，教师传授知识的职能将发生重大变化。教育的不断发展为教师传授新知识带来了便利，教师需要教会学生学习和思考。教育软件则可帮助学生探索未知的世界，拓展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科学视野，帮助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大力推进基本理论的创新：教育行业深受信息技术的影响，教学理论的反思与重构拥有了新的发展前景，获得更多可能性，让重构教育学可以顺利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融合新的思想，使教育学不断得到变革和完善。教育领域的研究，应着眼于人的发展内涵以及人的发展与时代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教育研究者结合信息时代学生的学习方式和特点以及人与教育的内在关系，总结出政治、文化、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精神，有力地支持了社会关系的重建。最后，坚持主体理论的建构。新时期，创新既是所有学科发展的出发点，也是在原有发展思想内涵假设的基础上延伸学科发展的途径。哲学等社会科学站在时代前列，帮助人们认识过去和现在的变化，赋予人们思想内涵和地位。时代潮流指的是发展的背景和问题，古今变迁的联系指的是发展的历史和规律，开拓思维是指思想和话语的创新。长期以来，教育理论的缺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作为教育理论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的教育话语应建立在特定语境背景和教育问题立场之上，且应具有新颖性。教育学理论体系的重构对当代教育界提出了重要挑战。教育领域的学者应保持对学术的尊重和忠诚，正视现实的教育问题，遵循科学研究范式，积累基础教育科研成果，构建与时代相适应的基础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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